十年

出版时间:2003-08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孙玉胜  页数: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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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平和的、沉静的,但始终总有力量在扣击思维。希望在阅读过程时时引领读者走进电视新闻理念的深处-用以阅读的书籍能够伴随阅读者,而用以思考的书籍有可能改变阅读者。  十年前,这些满怀理想的激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吸引他们的是创业,十年后的今天,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础仍然是创业-是一种创新机制使得这个集体充满活力。尽管创业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我的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矗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阐释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待,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  我曾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四年多,最令我骄傲的是,我曾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评论部部训:“加入新闻评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在北京西山宾馆的一个会场里,大家集体通过这个部训时的气氛:郑重,神圣而充满激情。这个部训后来成为新闻评论部特有的部门文化的灵魂。多年里,新闻评论部乃至新闻中心的许多同仁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尽职尽责,甚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始终令我欣赏和尊重,因为电视记录的每个画面,情节,事件和故事都出自他们之手,他们是一切优秀节目的原创者。  本书叙述的是十年中的事,但不是十年史,它只是一个新闻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身处其中的观察,体验与感悟。它叙述的是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以及新栏目实验和大型特别节目动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检讨,还有我对一些电视理念的注释和解读,而这些理念和解读必定也受历史环境和个人认识水平的局限。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坚定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来者,勇往直前面不重蹈覆辙。

内容概要

  有些书籍是用来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不是一本写史的书,那些关于历史的回忆是对一个创业时代的诚朴记录,这也不是一本叙事的书,虽然书中记载了作者亲历的许多实验过程,讲述了那些满怀激情的创业者于奉献中所得的安抚与满足,但穿越这些故事,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心对十十年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阅读的,有些书籍是用来思考的。曾有许多文字讲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背后的许多故事,但《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魅力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有着鲜为人知的背景,读者从故事与故事的关联中寻找到前因后果,它的独特性更在于故事背后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一咱走一煌电视理念,创新思维和期间所经历的兴奋与艰辛。

作者简介

  孙玉胜,吉林敦化人,1960年生。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央电视台。历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1993年以来,参与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1997年以来,参与策划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相逢2000年等大型直播报道。1993年获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当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

书籍目录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不是一本写史的书,那些关于历史的回忆是对一个创业时代的诚朴记录,这也不是一本叙事的书,虽然书中记载了作者亲历的许多实验过程,讲述了那些满怀激情的创业者于奉献中所得的安抚与满足,但穿越这些故事,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心对十十年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

章节摘录

前言 朝发夕至 路上十年第一章 用兵早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设计早间从“新太阳”到“东方时空”“特区”里成长改造我们的语态理想者部落第二章 移师晚间开赴黄金地带真诚守望来者事实中的深度监督的力量舆论生态平衡第三章 我看电视从远处看从近处看过程与悬念建立媒体权威建立媒体尊严第四章 另类实验引进“谈话”谈话的风险谈话为什么被忽略走向“调查”第五章 感悟直播香江遗憾澳门拾遗锁定主体动魄瞬间前方记者第六章 事件突发见证突发事件前沿接触发,还是不发快反与引导第七章 再看电视……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时空连线》与《面对面》等栏目相继问世,生机勃勃地接踵走到观众面前时,一个命题被再次证明,一切优秀栏目的背后都有两个生要的元素-“理念”与“激情”。  有些书籍是用来阅读的,有些书籍是用来思考的。曾有许多文字讲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背后的许多故事,但本书的魅力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有着鲜为人知的背景,读者从故事与故事的关联中寻找到前因后果,它的独特性更在于故事背后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一咱走一煌电视理念,创新思维和期间所经历的兴奋与艰辛。  这不是一本写史的书,那些关于历史的回忆是对一个创业时代的诚朴记录,这也不是一本叙事的书,虽然书中记载了作者亲历的许多实验过程,讲述了那些满怀激情的创业者于奉献中所得的安抚与满足,但穿越这些故事,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心对十十年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

编辑推荐

  有些书籍是用来阅读的,有些书籍是用来思考的。曾有许多文字讲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背后的许多故事,但《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魅力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有着鲜为人知的背景,读者从故事与故事的关联中寻找到前因后果,它的独特性更在于故事背后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一咱走一煌电视理念,创新思维和期间所经历的兴奋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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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9条)

 
 

  •      宏观:中国电视行业的现在与未来
      
       (孙玉胜是个实在人,有一说一,不含糊也不虚幻。他又是一个摸爬滚打于电视圈的人,用一部《十年》,把自己对电视的理解一一阐述。我将这些阐述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部分,以期领悟前辈心得。)
      
       在开始这一段叙述之前,我想先摘记下孙玉胜对于“理想者部落”的评价。所谓理想者部落,是指当年刚创办时期的《东方时空》,因为这里汇集了激情和理想,就像是电视界的延安。这里的理想者们怀有这样的特征:如果说工作着是美丽的,那么理想者是动人的。怀揣理想的人有一种心无旁骛,甚至是义无反顾的神情和身形,他们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和禀赋都一股脑儿地投入到心爱的事业中,他们那种“我在路上,路在前方”的执着和忘我,会深深感染和打动身边的人。对于理想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的舒展更珍贵的了,在属于理想者的精神家园中,困难的境遇是暂时的,追求是永恒的;艰辛的现实是眼前的,未来是永恒的——对他们来说,只要精神的待遇比肉体好,生活的磨难就不难承受,因为有更值得在意的未来。所以他们对于眼前的得失不计较、不拘泥、不苟且,不轻易颓丧,不轻言放弃。
      
       中国电视业发展到今天,面临的情况与刚刚创立那会儿已经大不相同。孙玉胜经历了这十年的总结与反思,提出未来电视业发展的观点,即频道专业化和付费电视。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部分,相互促进。
       传统媒体走向分众化和专业化,这是一个趋势。在美国,随着光纤入户,观众收看电视节目变得比以往更加方便,同时频道数量也愈发增长,进而出现了频道专业化即“niche channel”,例如著名国际新闻频道CNN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目前,国际上的专业电视频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大众化专业频道,如新闻、电影、音乐、娱乐等;二是分众化专业频道,例如财经、历史、探索、国家地理等;三是小众化专业频道,例如机场、高尔夫等频道。
       反观我国电视业,虽然出现了专业的频道,例如CCTV的经济频道、新闻频道、科教频道等,但是“专业频道不专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下的每一个所谓专业频道中。主要原因来自于广告收入。就上述三种专业频道的价值和受众面来说,各有差异,逐级递减,收视率和占有率逐渐下降,广告价格和份额也依次递减,这是市场规律。而媒体盈利其实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亦即两次销售。一是销售载体,如印刷媒体第一次销售的是报纸或杂志本身,有自己的定价;广播电视销售的是频道或节目,也有自己的价格。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或者观众,也就是发行量或者收视率,具体说就是广告。但具体说,印刷媒体靠的是第一次销售,而广电媒体靠第二次。广告收入基本上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而收视率又与大众化密切相关,所以收视率的提高与频道分众化专业化背道而驰。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付费电视!孙玉胜在国内研究之后认为,付费电视决定着电视频道专业化进程。电视走向付费之后才具有了商品性的特征,具有了二位一体的价值和实用价值。这是目前电视除了广告之外的另一个巨大市场,也是电视媒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摆脱了广告商和收视率的束缚,电视节目在分众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上也能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不必媚俗于浮躁肤浅和庸俗无聊,节目的质和量都能有一个飞跃。
       陈虻说,决定一个电视台格调的栏目形式有三种,新闻决定其政治性,娱乐决定其商品性,纪录片决定其文艺水平和制作水准。然而纪录片品种在许多电视台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而是遭到冷落、排挤和宰杀,究其原因,是因为纪录片的属性之一即分众化,没有哪一种纪录片是全民皆大欢喜的。分众化的栏目自然在当下的中国电视界难以大行其道。
       目前,我国的电视从上到下频繁改版,其深刻地原因就是中国电视特有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频道和栏目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单一盈利模式导致的内容匮乏和形态欠发达。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付费电视全面在国内铺展开来,并且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认可。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频道,纪录片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形式,才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电视生态也会改变,不必像当年的赫斯特一样用黄色抓收视率,也不必像新闻联播一样故作姿态而遭人诟病——打破盈利格局,就能走出一条崭新的通途。
  •      中观:什么是电视
      
       孙玉胜的《再看电视》一章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部分,这是一个老电视人对电视最深刻的理解。“什么是电视?”是我们电视人无法逃避的问题,孙玉胜给出了他的答案:主持人媒体,制片人媒体,家用媒体,技术媒体。
      
       主持人媒体
       对于主持人,或许我们看到的只是镁光灯下摄像机前的光鲜亮丽,但孙玉胜却给主持人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责任。主持人绝对不是一个站在电视机里的模特,也绝不是唯相貌论的代表。陈虻在最后几年里,也在着力培养主持人,因为老电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电视制造了明星主持人,反过来又离不开这些人,因为主持人就是影响,就是收视率,电视就是主持人媒体。按照白岩松的说法,主持人不同的个性特征是电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传播的多元性,个性化的表达使电视节目的包容性增加,扩大了节目在人群中的接受范围。
       对于主持人的成长过程,孙玉胜谈到,主持人应该是由“记者到名记者再到主持人”的过程,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应该是集魅力、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于一体的。这三种能力就像是一辆三轮车,前轮是魅力,两个后轮分别是发现和表达能力。其中,发现能力非常重要,而只有经过长期的采访,才知道哪些信息值得放大,而哪些信息值得舍弃。表达能力也是关键,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区别在于,主持人的表达是主动的,拥有表达的控制权,而播音员则是被动的。表达的主动性和控制权是名记者和名主持人之所以成名的重要因素。
       什么样的环境能够锻炼主持人?人物采访和事件报道。这是成就主持人的沃土。采访是新闻主持人的生命之源,所以,想做主持人的,先踏踏实实做几年记者,积蓄职业实力,不耽误时间。与此同时,写作时主持人锻炼表达能力的基础。
       作为总结,孙玉胜和白岩松谈到好的主持人应该被观众的“眼、耳、口、心”四个器官接受。眼,观众对主持人的认可首先是接受了主持人的形象;耳,观众是通过听去认识主持人的,比外形更重要的是,观众要注重主持人在说什么;口,观众如果接受并认同了主持人的表达,就会成为信息的二轮传播者,会用自己的口去放大节目的影响;心,这是一个综合指标,观众真正解说这个主持人是由衷地、打心眼里去接受他进而喜爱他信赖他的。
      
       制片人媒体
       制片人这个概念引进国内电视行业比较晚,其形式就像是“包干到户”。制片人不仅是栏目的管理者,更是栏目和节目的创作核心。身为制片人,他不一定是剪辑功夫最过硬的编导,不一定是画面感觉最到位的摄像,不一定是语言表达最精当的记者……但是他的业务素养应该足够鉴定这些业务表现的优劣和高下。
       实行制片人制,不仅更容易管理,也更容易经营。当下,“文化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产业政策,媒体产业和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也越来越热火朝天。电视具有产业属性,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对于这样的观念,中国传媒界不存在争议,有目共睹,中国电视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收益多年。
      
       家用媒体
       “人在家庭,应该是媒体从业者对电视观众的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一切的传播设计与传播目的,都应该以这个认知为前提,以这样的理解为起点。”孙玉胜是这样界定的。《东方时空》创办的早期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节目是否好看,回去问问你的家人。”强调的正是电视的家用属性。
       就电视媒体来说,传播的两端,也就是电视制作者和电视观众之间,存在着互动和互制的关系。互动性是指,观众的需求决定电视媒体的节目供给,如精品化、多样化、专业化、对象化以及贴近性、故事性、娱乐性等。同时,电视媒体也创造着观众的需求,如《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
       互制性是指,什么节目能够锁定观众手中的遥控器,这是观众的权力。另外,电视节目呈线性播出,所有的节目随着事件的流逝在一一消逝,所以对观众的收视行为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
       当然,电视走到今天,媒介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崛起将许多观众拉离了客厅。电视台和节目也纷纷“上网”,打破了线性传播的规律。但是,电视是永远的家用媒体,无论其内容呈现在什么渠道上,都具有家庭属性,即宽松、舒适、感性,不是一个家庭教师,而是一位聊天的好友。
      
       技术媒体
       电视媒体对技术的依赖性很强,技术是电视的第一推动力,按照孙玉胜的说法,这种推动不仅仅是“物理的”,也是“化学的”:技术的支持,成为电视发展的强大外力,同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也深刻改变着电视观念和观众的需求,改变着电视传播与接收的就有规律。
      
  •      微观:怎样做电视
      
       关于真实
       “新闻是历史的第一次草稿。”为了历史的真实,记者有责任和义务报道真正的事实。记者习惯于报道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实,但这只是及格标准,优秀的记者不仅要看到事件的表层真实,还要发现更多的不易发现但是又被人们所极为关心的事实。同一个事实有不同的角度,只有发掘更多的事实,才能获得更新的角度。
       对事实的把握,有几个要点,一是对事实的选择,二是由事实得出什么样的判断,三是事实链的完整——舆论监督报道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说道,“精神的表达要置于真实的表达之上。”与此类似,在新闻栏目中,精神的地位非常高。栏目除了要讲具体的真实内容之外,还要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负载深厚的精神内容。首先,精神的表达不能使虚妄的、不可捉摸的,而是要以真实的表达为载体;其次,作为精神表达的载体,真实的表达绝不是目标,在真实之上还应有更高的目标地:精神。
      
       关于深度
       电视新闻怎么做出深度?孙玉胜提供了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对已知的信息进行证伪。”“记者面对一个选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面对一个已经展现出来的事实,或者叫浅表事实。好的记者不会按照这些浅表事实去按图索骥,更不会走到这些表层事实面前就停止了脚步,把别人教给我们的说法作为结论交给观众。”的确,善于发现的记者会从这些表层事实中建立调查的基础和标准。记者证伪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获取事实并接近深层事实的过程。
       对深度的挖掘方向不是唯一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切入,都必须掌握足够的事实和证据。深度体现在对事实的占有方面,但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实垒砌,而是“深”在对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在于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事实片段,选择了什么样的细节用以指代人物。
      深度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事实,而是来源于事实表述过程中的真实感,三是来源于事实背景的建立,或者称“对事实关系的建立”。而深度不是说出来的,是从让人信服的事实中来的,还是从事实关系的梳理中结构出来的。追求深度最高境界的办法,是获得更多的事实,并建立事实存在的背景,从背景中去寻找新的事实关联和对事实的解释,利用事实表达来达到理性的深度。
      
       关于直播:TNT与NNN
       “电视的表现要紧扣四个关键词:同步,现场,真实和过程。”电视是非常适合表现“现场”和“过程”的,这也是电视的魅力所在。对电视而言,以上四个关键词是最本质的,是电视能否吸引观众的核心问题。
      从直播这个电视最有表现力的方式中,孙玉胜解读出了三层含义。首先是零时差,也就是快捷和同步。这也是在电视理念上最具有冲击力的。在过去,新闻的时效性通常被理解为“TNT”,也就是Today News Today。在直播理念贯彻之后,新闻变成了“NNN”,即Now News Now,3N能在最大限度满足观众的求知欲。其次是信息的零损耗,也就是真实。电视节目对于过程的展现通常使用三种手段,一是现场纪实,二是当事人叙述,三是情景再现,同时最不能忽视的另一种手段是调查的过程本身。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探究过程也是观众获知信息的过程,因而是最真实和最少损耗的。最后是在传播过程中,观众与记者之间阅读新闻事件的零误差,也就是权威感。
       直播要达到良好的效果,一定要遵循“五个最佳”原则:在最佳时机、最佳景别、最佳角度、最佳机位原则下完成最佳组合。在直播过程中,要熟悉直播的事件的程序,将其分解为若干段落,明确每个段落的表现主题,使用五个最佳原则。此外,千万不要迷信看似精确的、标有分分秒秒的分镜头脚本。即使这个脚本存在,也必然是以上诸多原则的注解,而不是想象中的,甚至是闭门造车的编辑。
       要达到这种目的,必须使电视新闻直播常规化、机动化、职业化。直播必须走下神坛,从宫廷盛宴变为家常便饭。
      
       关于感性、理性
       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按照孙玉胜的说法,经常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也就是,想跨越人的感性阶段而直接向观众传达一些概念、本质和意义,生硬、直接而不加铺垫地进入理性和逻辑。其实,人的认识是从感性开始的,只有“感到”才能“悟到”,只有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使认识升华并飞跃到你所期待的理性阶段。
       不同媒体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传播方式,用不同手段深入人心。平面媒体天然具有理性的优势,电视不能舍近求远去追求属于平媒的深刻,而是应该首先为观众提供感性的材料,让观众从这些感性材料中获得认识的飞跃。时任《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有自己“一深入,就深刻”观念,即“我们把人和事讲得深入了,观众就觉得我们深刻了。”
       谈话节目最能表现真理,其实,纪实和谈话是当代电视的两个重要元素,新节目的创造和现有节目的提高,都离不开这两大基本元素的开发和组合。
       电视节目是一个回归“真实”的过程,我们过去往往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探讨真实性的问题,但其实,“真实”和“真实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真实”来源于现场,如事件的现场,谈话的现场和游戏的现场。现场的真实既包括视觉,;也包括听觉元素。但是,我们必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创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性,是观众所感知的真实吗?他们相信了吗?他们能产生共鸣和震撼吗?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传播者虽然恪尽真实之职责,但是还要考虑到,受众能否接受并理解我们提供的“真实”。
       孙玉胜总结说,电视可以建立起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规律:从感性出发,在感性的表达中结束。电视的理性应该是潜藏在感性深处的东西,电视的理性存在着一个奇怪的传达规律:他只有被电视表达本身忽略得越多,才有可能更多地留给观众。
      
  •     《十年》从一场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作者孙玉胜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而这场关于“电视语态”的改革,就是在理念上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
      如今,已经很少在电视台中见到主持人或者出镜记者用“拽大词”、“高八度”、“排比句”的说话方式,而曾经,这曾经电视新闻表示“重大事件”的一个典型标志,很长时间以来,这种方式被视为无坚不摧的“利器”,安全、简单、好用。
       在1993年的改革之后,这种说话方式被另一种说话方式“换下”,正是孙玉胜这一代电视人意识到对观众“要像说话一样说话”,平等地面对观众,考虑大众的接受心理,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比如,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的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的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人的等等。现在,柴静的《看见》把这种平民化的视角几乎做到了极致。
      但孙玉胜也无奈地承认,虽然几经改革,电视媒体的语言表达方式与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时还是两个系统,媒体的语言表达群众不愿意听,没有吸引力;而群众的语言表达在媒体看来又不符合某种习惯。相比之下,互联网“天生”就是一个大众语态的创新工场,电视的“主流话语”还能坚持多久,电视又会怎样争取受众是下一个十年的未完待续的实践。正如作者所言,“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电视新闻改革仍在路上。”
      在关注电视的语态变革之外,如果我们深究其变革的原因,就会发现电视新闻的改革与我国政治周期有一种惊人的相近。
      从历史上看,央视的新闻改革大约以十年为周期。1973年,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点事;1993年,设立早间新闻,《东方时空》开播;2003年,新闻频道成立。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2013年两会之后,中国的电视新闻毫无疑问将会开始一轮新的改革。(两会期间有消息称将组建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这不失为一个新的改革信号。)
      电视新闻与政治的亲近关系,让电视新闻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政治的特别“关照”,而电视新闻的传播特性——影响力大、线性传播等,使节目要承受的政治风险也成倍增加。在孙玉胜《十年》的叙述中,我可以感觉到十年间政治氛围逐渐宽松,一个国家正逐渐开放,接受批评和监督,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逐步对电视新闻批评监督功能的认可。
      这个十年对政治的互动是由电视人的真诚和勇敢一步步走出来的,下一个十年的挑战并不输于上一个,下一个十年是电视新闻人逐步学会平衡政治力量,学会如何与政治“和谐”相处的敏感带。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大环境下,下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大幕即将开启,没有力量能够阻碍这种前进的力量。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甚至单独拿出一章检讨十年,在这些检讨中,有的是直播的无法顺利实现,有的是直播报道的失利,有的是关于谈话栏目的风险难以回避等。或许是出于个人身份的考虑,我们看到作者在作出这些检讨和反省时,一些话往往浅尝辄止,欲说还休。
      总之,作者用沉着的笔调和丰富的内容、详实的事实和深入浅出的理论嵌入电视新闻10年的发展,表达“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省对十年电视试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回顾了的电视节目的“兴衰”之后,我对电视新闻这种节目形式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并欣喜地期待着电视新闻的下一个十年。
      
  •     如果让我来归类这本书,我会把它归类到电视学。我不知道它真正的归类是什么,但是读这本书让我读懂电视,明白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去看一个栏目,它并不细致到告诉我一个节目怎样去制作,但是它在告诉我怎样去运作一个栏目,一个电视台。怎样做好那个统筹人
  •      卷帘《十年》
       作者: 王一方
      
       2003年里,书没少翻,令我心头一震的书着实不多,孙玉胜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算是其中一本。
      
       近十年里,这本书早已成为传媒业的“入行必读”。据说无数做新闻、做电视的人都奉之为“圣经”;其中火热的理想主义激情,艰难的创业过程,更是感动和激励了许多后来者。今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修订版”。浅绿色的设计,充满春的气息,给人心温柔的触动,令人想起那一场始于1993年春天的电视新闻改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形态,实是凝结着当年开拓者的勇气、心血和智慧,是探索的结晶,是创业的成果。
      
       电视这行当,事关家国舆论,有“喉舌”、“导向”、“阵地”之累,烹的是精神“快餐”,卖的是时令“鲜果”,讲求“以快制慢”,“以动制静”,新闻如流水,闪烁转瞬间,谁会去追求“以精制粗”、“以识制庸”呢?因此,人们对于电视人内心对精致的追求大都缺乏普遍的认同,即使认同,也心存几分又如何能“挥长鞭于窄屋”的无奈。
      
       读了孙玉胜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扫除了我的许多陈年偏见,心头闪出一片灵光,原来这间“窄屋”里,这些个“粗汉”们也曾挥舞过“长鞭”,把玩过精彩而精致的“镜头文章”。其实,从书中的几大标志性案例来看,比镜头里的精致更能激起民众喝彩的,是节目中透出的那股子精锐气质,它不同于热血少年出手表现的“新锐”与“尖锐”劲,而是某种中年棋局上流淌的“睿智”与“从容”态,它的高明不仅仅在于超乎“零距离”、“近距离”与新闻捕捉的“中距离”、“远距离”的分析与评论,同时还在于分析评论的恰逢机缘与恰到火候。
        
       人们常说起“新闻是历史的底稿”,大凡在强调新闻“激荡血肉”与“化作永恒”之间的张力。在呼唤一份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性与良知,置身于由五光十色的媒介事件缀连的时代长廊中,电视人就不仅是亲历者、观察者,同时还是思考者、针砭者、升华者。成为我们这个“转身”中的大时代精神魂魄的塑造者,观念新河的开凿者,心存此念,方才坚定、坚毅。
        
       说到时代的“转身”,以及社会的转型,人们在升腾与颠簸中夹带着各种迷惘与忧怨,需要一种积极、新生,同时又理性、中和的传媒力量和运作方式来吞吐民情民心、民欢民怨,由此来揭示公民社会的矛盾与活力。至于是早间的“东方时空”,还是晚间的“焦点访谈”,或者是周节奏的“实话实说”、“新闻调查”、“面对面”,变化的只是主题、节目式样与播放区段,最终吸附观众眼球而且撼动百姓心灵的是孙玉胜他们率先实行的“穿越批评的新闻”与“穿越新闻的批评”的二元镶嵌模式,正是这种类型的节目的丰富与不断成熟,才使得近十年来人们的电视生活变得有几分厚实,几分敏锐。
        
       这份另类思路与姿态最初在“旌旗飘飘”、“凯歌嘹亮”的新闻播报传统与现实生态中显得夹生与串味,好在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著名的“猫论”与“摸论”壮胆,许多“贴边球”、“擦边球”式的节目得以“探索性”播出,心没少悬,汗没少捏,结果却招来“二老”(老干部、老百姓)的同声叫好,安定团结依旧,舆论监督雄起,“球台”被孙玉胜和他的同事们越打越大,昔日的“贴边球”、“擦边球”,甚至“界外球”全都成了“桌面球”。短短十年,国人心胸大开,目光大器,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其语态的变化功莫大焉。心测历史,回头一想,应了一句古诗:“卷帘天自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卷起这历史巨帘的上升力。
        
       支撑现代电视运营的绝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精神建构,不只是理性与良知的呼唤,还有商业铁律与管理智慧,对此,经济系出身的孙玉胜有着更为圆熟的思考和运筹。他主持的项目、部门与他率领的团队都是依照新的人力资源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型、赢利模型建构与管理的,从最初的用人权、分配权,部门自裁,收支自筹,到相对成形的电视产品的“二次贩卖”(第一次卖“载体”,第二次卖“观众”,即收视率带来的广告营收)营销模式,孙玉胜对现行政治体制、经改格局下电视这一媒介经济主流产品的商业运营进行了多元探索和思考,在人力资源、团队企业文化、营销组织与流程、品牌与资本运作、频道定位与竞争战略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成熟的思想成果和建设性构架,为操持电视经济的同行们开启了思考与探索的门径。
        
       当然,实践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悖反与失落,譬如文化多元,分众市场形成必然催生差异性特色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但运行中恰恰是“千台一面”的趋同性竞争,探测付费电视的投资与收益平衡点屡屡失算,对收视率的过分追求造成的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冲突,节目后劲乏力,频道前景堪忧。对收视率贩卖的过分依赖而造成的产品经营、品牌经营不力等等,要解开这些结,不仅需要体制创新,也需要职业经理人介入的管理创新。当下,媒介运营权委托与外包所带来的公司化变革突现了一线曙光,也引发了许多新的困惑,由此看来,媒介产业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山路。好在孙玉胜这批现代媒介的操盘者、探索者大多都是60年代生人,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还很充分。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修订版) 孙玉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定价:36.00元)
         
      
  •     再次看这本书,依旧觉得很新鲜,里面有许多的话可以寂静推敲,毕竟孙老是经历过来的人,这本书不深却进得很深,很多书像《娱乐至死》就有时觉得看的不那么轻松,而这本书把很多案例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觉得像是个亲历者。
      我再次看这本书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魅力在于,他能把别人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了,这种说不出来包括能说和有能力说。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本事。这让我觉得看这本书十分畅快淋漓。
      对于新闻,愚昧的大多数真的需要舆论的引领,所以新闻作为大众传媒的焦点,必须是喉舌,是谁的口舌,我还是觉得朱镕基总理说得好嘛,是人民的喉舌,不过事实是谁的口舌,我们心里也都清楚嘛。不过新闻渗透的总总观念开始成为文化进入群众心里。对于这一点,我也很觉得,新闻是一个即崇高又龌龊的职业,即值得尊重也值得唾弃。我们看到的是从远方发回来的,转述过的新闻,只是新闻,不一定是事实,是事实但不一定全面,全面但不一定客观,客观但不一定没有影响到被采访者的情绪。或许只要媒体介入的东西,又有一部分的作秀,但只能说,尽可能保持客观公平理性。谣言止于公开,公开必须借助大众传媒。说到真实,不能不说大家是否有觉得不想看中文版的外国电影呢,比如Titanic3D,听着不真实的配音,实在让人觉得恶心。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竞争下,各大媒体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成熟,从非典到汶川地震到奥运直播,再到这次要开始的伦敦奥运会,央视要开始新的直播方式。新闻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报道出来的就是新闻,不报到就是谣言。记得日本海啸那一阵子,竟然出现了抢水抢盐的事件,多么可笑,只能说中国媒介中国新闻还是没做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开拓新领域,放弃原有多么好的工作,都要到《东方时空》,因为自由啊,开拓思维做自己、做人们喜欢的新闻。当一条新闻被一再的被领导卡,被限制,要被一层层的签字,该有多繁琐,热情立刻冷冰吧。新闻需要一块自由的土地,要不,我们肯定看不到“蓝田公司的破产”,看不到“国道乱喊价收费”,看不到“哈医大二院的神奇收费”……
      很喜欢孙老说的一段话:“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惟其无形,所以无处不在。或者说,正因为日益发达的舆论监督环境,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时时都能意识到监督的眼睛,所以舆论本身无形的力量变得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的力量是通过整个社会舆论监督意识的树立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得以最终实现。舆论监督的存在说明了政府的成熟与自信。”
      每句话都说到了点上,最后一句又何尝不是画龙点睛之笔,我想最后一句是想说正面还是反面呢,不过我想,如果说其发展,那真的是正面的,十年,仅仅十年,中国成熟自信了不少,不过如果真要成熟自信,我们更希望我们不需要翻墙。
  •     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块未经挖掘的处女地,所以这就是改革的产物。“制片人制”的出现,短短几年就开始普及,而也就是《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
      以《东方时空》的问世为标志,1993年出现这个带有改革标志色彩的新栏目不是偶然。而到如今已经是将要是二十年,而在这二十年里电视节目的的翻天覆地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即使一再经历着探索,改革,学习借鉴,翻新,被大众所接受,这一系列的变革让中国电视有一个飞跃的改变,因此也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我们俗话说得更简洁明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有筹备组建到正式运作,都会把重新包装旧节目的设想否定掉。因为大部分电视节目都是有时代感的,是易碎的,越是贴近新闻的节目,他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就越强。许多电视节目当时很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它处在一个沸腾的新闻事件中,时移势迁,几年之后,哪怕几天后再回去看,他有可能就已经变得黯然失色。
      传统思维更可怕,对早间节目设计就陷入传统思维的泥潭:早间节目应该具有服务性。并且该对“服务性”有个准确地定位。
      早间节目这块新的土地由该如何开拓,从何下手,创业的乐趣也许正在于从无序中寻找头绪,于纷乱中探寻规律,在未知中发现新大陆。并且任何好的创意都是群体智慧激荡出来的结果。在任何碰撞中都会出现智慧的火花,即使是激烈的争吵。
      做新闻是辛苦的,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警惕并且要有足够的思维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传统思维习惯就像一个魔瓶,一旦有出头有的可能,爆发出来的力量将是惊人的。早间节目大模式还是改了,但还是有些细节任然保持着传统。
      记得就是《东方时空》孕育了好几个腕级主播,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
      创新最大障碍,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思维习惯。
      或许孙玉胜知道,每一次探索都需要反思,每一次反思都会获得更多。
      2003到2013有发生了什么~~??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我们都将亲身力行。
  •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俞虹老师优秀电视节目评析课上。俞虹老师在列出一系列参考书目后,着重推荐了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据俞老师说,这本书是她一个晚上一气呵成读完的。
      
      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在想,如今的电视新闻发展日新月异,这本写在将近十年之前,主要论述央视新闻改革的著作在今天还会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吗?而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俞虹老师那天到底是几点睡觉的?这可是一本500多页的厚书啊!
      
      当我花了超过一周的时间仔细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对其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高度阅读价值的担心荡然无存。这本书着重讲述的是从1993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东方时空》开始,一直到2002年成立新闻评论部前夕的历史。我对开端于1993年的中国电视第一轮改革一直充满浓厚兴趣,在之前也有一定了解,这本书给我提供了更多细节和节目案例。当然正如书中所写,“这不是一本写史的书,那些关于历史的回忆是对于一个创业时代的诚朴记录”。孙玉胜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现任央视副总编,是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电视人。以孙玉胜为代表的央视新闻团队(自己想出来的称呼,从当年的《东方时空》栏目组到新闻评论部再到如今的新闻频道)有很多正确的新闻和电视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而我更为看重的是,书中对中国电视新闻走势和发展的判断,在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后,能否与实践相互印证。
      
      在最后一章《检讨十年》中,孙玉胜用一整节的内容讲述电视新闻评论究竟是内容还是形态的问题如何困扰着中国新闻奖的评委们。虽然书中最终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但可以感觉到孙玉胜本人是倾向于把评论归入到内容而不是形态。所谓评论,对应的英文是“comment”,所表达的含义包括“意见”解释“观点”“批评”等等。在成书之时,可以说央视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更接近调查性报道而非评论性质)。而如今新闻频道已经开辟了这种完全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其代表就是《新闻1+1》。
      
      在去年的第十一届“中国电视榜”,《新闻1+1》荣获“最佳时评节目”,白岩松也凭借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荣获“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新闻1+1》的成功固然有很多因素,但其如此受欢迎有两个原因是最不容忽视的。
      
      其一是选题的时效性和新闻性。《新闻1+1》的节目定位是“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每期节目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展开评论分析。纵观《新闻1+1》的选题,基本上社会热点都包含在内,而且范围及其广泛,仅以今年6、7两个月为例,其选题就涵盖国际(奥巴马见达赖,故伎重演?!),体育(李娜:“娜”么不同!),教育(作文:让“真话”在宽容中飞),军事(中国改建航母),民生(城市“看海”,怨天还是尤人?)等各个方面。
      
      其二在于主持人白岩松的魅力,其魅力集中表现在清晰而口语化的表达和独特而深刻的评论角度。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新闻主持人,魅力、发现能力、表达能力三位一体,“如果把三位一体的主持人的魅力放在三角形的顶角,那么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如果把主持人魅力看作是一辆汽车飞驶的前轮,发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是支撑它并给与它动力支持的两个平衡的后轮。”早在担任《东方时空》子栏目《东方之子》记者时,白岩松就展示出强大的发现能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丁聪的访谈,堪称经典),这正是白岩松如今新闻评论视角独特的原因。而对于深刻,什么是深刻?孙玉胜在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挖掘深度的方向不是唯一的,但无论节目制作者选择什么样的方向来寻求节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深度,都必须首先寻求支撑这个深度的事实与证据。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的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这段论述尤其值得电视新闻评论节目铭记,评论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掌握更多的事实才有可能做到深度和深刻。
      
      在书中,孙玉胜明确表示,中国电视新闻目前还处在播报阶段,没有进入评论时代。十年过去了,依我看,中国的电视新闻评论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高水平专业电视新闻评论员的匮乏。评论员和主持人在本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评论员通常具备相对独立和完全的话语姿态,其主要任务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解读性分析、价值判断或者是形势预测。孙玉胜在书中坦言,《东方时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电视明星主持人,却没有产生第一代电视新闻评论员。目前中国大陆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白岩松为代表的媒体从业人员;二是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的学者教授专家;三是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员。
      
      在这三类电视新闻评论员中,学者专家有自己专精的专业领域,在相关领域的问题上,他们能够做出专业、权威、有足够说服力和公信力的解读和分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学者最为电视新闻评论员出现在电视机中时,必须要使自己的表达符合电视的语态要求,比如能否组织起简洁凝练的语言,比如能否做到准确清楚的发音。(我没有任何歧视发言使用者的态度,只是单纯的认为同期让人听懂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经常出现在《新闻1+1》中的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梓,虽然专业知识及其丰富,看问题一针见血,但他在节目中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而节目囿于直播,又无法用字幕加以补充,这是不符合电视语态要求的。)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员,他们的观点和言论,往往能充分引起政府的关注,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政府的智囊,他们的一些言论在电视媒体上的公开,就多多少少带着政府政策透过媒体在民间试水的意味。这种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电视新闻评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媒体从业人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有所发展,但整体实力远远不足,更没有产生像凤凰卫视梁文道、曹景行等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新闻评论员。
      
      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还有一种另类的新闻评论员——观众。观众可以通过在拨打直播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的热线电话,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CALL IN”的方式,来参与当天新闻话题的讨论,发表各自的看法。这当然是跟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热线电话观点的很大部分是不同政治立场的百姓的非理性的情感宣泄。照搬照抄这种模式固然行不通,借鉴却未尝不可。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与娱乐节目相比,缺少与观众的互动。当然在现在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或评论员也时常会引用来自网络论坛、微博等的信息,但更多是将它们最为一种补充。但我认为,它们应该成为且将日益成为新闻背景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
      
      第二个原因在于节目形式的单一化。前文提到孙玉胜倾向于将评论归入内容的范畴,我赞同此观点。目前中国内地最常见的新闻评论节目形态是谈话节目,其他包括读报节目等。而谈话节目多以支持人和评论员的一问一答为主。而在凤凰卫视,我们可以看到《锵锵三人行》,可以看到《一虎一席谈》。记得俞虹老师在课堂上谈及《一虎一席谈》时,用十分坚决的口吻预测,中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下一个发展方向是电视辩论节目。其实《实话实说》在开播之初就具有某些辩论的性质,强调观点的不同,只是交锋的激烈程度与《一虎一席谈》无法相比。《一虎一席谈》的广受好评不仅在于主持人胡一虎的个性魅力,良好的话语辩论空间,还在于选题的焦点性、冲突性、民生性,嘉宾与观众的互动以及娱乐元素的点睛之笔。而恰恰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种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谈话节目目前无法出现在中国大陆。且不大量的娱乐元素能否与选题的焦点性、新闻的严肃性很好地融合,但从主持人对现场的操控和驾驭能力来看,至少在我眼中,就目前的央视新闻频道而言,还没有任何一名主持人能够胜任。
      
      央视体育频道《天下足球》栏目曾经做过一档《天下足球豪门周》的特别节目,邀请欧洲八大豪门的球迷在演播室现场PK。在其中一期节目中,代表米兰双雄的两位球迷大打口水战,场面几近失控。如果不是辩论有时间限制,甚至可能出现因激动而产生的谩骂。这也正是我对辩论节目的一个极大担忧。《一虎一席谈》就出现过类似场景。在谈论科学和伪科学的一期节目中,演播室内剑拨弩张,主持人试图扭转形势,曾发火着大声说道:“导播,请把我的声音开大一点!你们全部都给我坐好!”并接着说如果嘉宾观众尊重自己,愿意就事论事,就请坐下来。如果要打架,请他们出去到外面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此激烈的言辞起到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未能挽狂澜于既倒。
      
      如果把节目置于直播环境下,主持人掌握现场全局的能力愈发显得重要。孙玉胜在书中数次提到直播,直播不仅仅是电视播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电视理念——直播应该是电视新闻的常态,而不是重大事件发生时的特殊处理。央视也一直在直播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如《新闻1+1》等优秀节目采用了直播方式播出。媒体间新闻时效性竞争日渐加剧,受众即时解读新闻事件的需要也不断增长,《一虎一席谈》这类谈话节目向电视直播转变是大势所趋。直播可以更好地展现良好的互动氛围,让演播室的、电视机前的、网上的观众、主持人和嘉宾,乃至不同区域的人们实现即时的交流和互动,这也让节目的视野半径实现横向的拓宽。
      
      十年前的《东方时空》栏目组,是电视新闻人眼中的“延安”和“深圳”,“象征着阳光灿烂的未来和希望”,“是理想者的天堂”。如今的央视新闻频道对于电视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还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吗?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从历史上看,央视的新闻改革大约以十年为周期。1973年,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点事;1993年,设立早间新闻,《东方时空》开播;2003年,新闻频道成立。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2013年将之,中国的电视新闻工作者任重道远。
      
      1993年开端的央视新闻改革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中国掀起的改革潮流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电视新闻语态和栏目形态的变化或许同样会逐渐出现,但“制片人制”“第二用工制”等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可能会困难重重。
      
      马克斯·韦伯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渊源”。所以,新一轮的电视新闻改革合适开始,方式如何,电视台决定不了,电视工作者也决定不了。
      
  •      从93年开始记录这电视新闻改革的十年,孙玉胜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权威。至少从上至下分析的这个角度是很少有人能有的,再加上亲自参与积累的经验,足够出这样一本书了。
       记得我和tintin说过,我是非常关注中国的广电事业改革的,面对这样一本信息量充足的书,是必看的。遗憾之处在于时间略显晚。
       作者以自身的经历作为叙述的主线,有创业的艰辛,探索的刺激,更有失利的痛楚,对进一步改革的思考……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创业的那个阶段,一群满怀着电视新闻理想的年轻人,宁愿蜷居在窄小的办公室里,睡着地板,啃着馒头,也要去完成一个又一个栏目的策划与制作。在电视新闻起步的那个时代,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全书是作者多年思考的结晶,虽然从新闻与传播专业角度来说这些思考并不是特别深刻,但鉴于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且准确地切中了新闻的一些模糊地带,这些思考又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对于出镜记者的训练,这在03年还是个前沿问题,在今天逐渐地被重视和解决。又比如电视的直播,在当时只有在中央台才有这样的条件去实践,去思考,作者作为亲历者,孙玉胜记录下的是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用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对电视媒介的经营也有着很多的思考,有时甚至是独辟蹊径的观点,如时间决定栏目这样的观点可谓独创。他的思考涵盖了媒介经营、新闻伦理、操作规范、政治取向、社会责任、传播学理论很广的外延,内容颇为庞杂,但是时间线索清晰,经验感悟颇多,作为电视新闻的开拓者和记录者,孙玉胜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进一步的思考,比如改革的未来方向,作者只是提出了一部分看法,作为体制内部的领导者,如何打破体制的界限这一根本问题,还是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毕竟,落后世界潮流的,迟早需要去追赶。
  •     读罢《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心中仿佛总有一股潜流在暗涌,作者孙玉胜的笔调是平静的,内容却是鼓舞人心的。书中将大量详实可信的事实及的深入浅出的新闻理论嵌入中国电视新闻10年发展变革,让我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精神上都汲取颇丰,经整理我对作者在如下几个问题的阐述上印象较深。
      
      1.新闻角度差异
      
      作者认为观察角度的不同,取舍标准的不同,使得面对同一事实的报道截然相反,这种角度受观察者背后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背景支配。作者在2002年参加“亚洲新闻论坛”时肯定东突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但是一些国家对待恐怖组织的标准却是双重的,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东突”时,甚至把“东突”形容为一种宗教和文化的信仰,这就体现了由于东西方政治文化等元素的差异导致的新闻角度的迥异。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同样是在这次论坛上提出的,对于一位德国记者提出“北京关闭网吧是不是在封锁新闻”这个问题,面对众多问题,西方记者选取了这一事实并由次得出了中国在进行新闻封锁这个结论,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所以对事实的解释由于不同的新闻角度会大相径庭,只有通过提供给观众丰富的事实和对事件背景的完整展现,才能让观众完成整个认知过程。这也再次提醒了我新闻的“真实“的特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正如联合国国际新闻信条第一条规定:“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他们应该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的内容,不能歪曲事实,也不可以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大量真实的新闻事实和背景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新闻角度的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
      
      2. 报道平衡
      
      作者在128页和307页都提到了一个相同问题,报道的密度集中会给受众对事件的理解造成何种影响,作者认为在选题上应考虑地区和行业的平衡,如果报道过于集中,就会形成整体评价,造成定义性的印象,这个被监督对象被予以整体否定,产生不该有的针对性。而306页则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2002年由于矿难报道的集中,使得受众产生了矿难增多的错觉,但其实煤炭行业的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了20%多,从前的不发消息到现在的频繁报道,难免造成了受众的误解,虽然在矿难这个问题上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但对其他行业来说,报道的不平衡也会造成舆论上的失衡。因此,如何在新闻报道上做到时机,力度,密度平衡是新闻工作者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只有做到报道平衡才能尽可能的使舆论得到平衡。
      
      3.新闻报道引发的舆论力度
      
      新闻学概论里明确了舆论一大控制作用就是对国家政权,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约,而舆论所能产生的强大效力在作者的叙述中得以体现。2001年11月19日《焦点访谈》播出的《河道里建起商品楼》反映了武汉市一座价值4亿元的违法建筑,在播出后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以爆破拆除,这个事件足以反映了舆论监督力度之强。而《焦点访谈》持续高质量的节目促使了国务院办公厅开设了《焦点访谈》督察情况反馈机制,以国务院的名义,运用行政力量向有关职能部门行文,这使得舆论监督和行政力量,法律力量相通,监督的力度变的制度化和常规化了,这也使得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可以得以良好解决。这也从另一方面凸现了政府的成熟和自信,带来了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舆论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它自身的效力,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发展。
      
      4.电视盈利模式及未来付费电视发展趋势
      
      这一话题是作者在后面几个章节讲的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也让我感受颇深,一直以来我们作为电视的免费观众一直对电视台的生存模式心存好奇,看过本书后发现电视台的经费来源支撑绝大部分是广告收入。作者也指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频道专业化和广告收入来源的矛盾。广告商对于频道的关注取决于该频道的收视人数,而不是专业化水准,这也使得一些下决心走专业化路线的频道不得不调转方向,迎合大众口味,比如阳光卫视,在成立初期提出了“文化历史“的定位,但是好景不长,为了迎合市场,只好加入了音乐节目和韩剧,这也背离了当初专业化的道路,作者认为单一的广告盈利模式对于大众化的电视频道是适用的,面对专业化频道是错位的。这也引发了接下来的一个讨论,就是专业化频道究竟如何发展,借鉴国外的模式,应该是发展付费电视,专业化频道只有有了广告和用户意见收费两部分收入才能良性发展,但是国内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发展专业化频道呢?作者引用一本《走向信息网络社会---美国有限电视50年》里的说法,专业频道都是有线电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我们现在用无线电办专业频道和在有线电视提供免费专业频道则是个误会,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专业化频道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因此只有化解了这个误会,我国有线电视事业才能良性发展,这也为我国的电视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5.新闻理想
      
      作者本人做为《东方时空》等节目的创始者之一,为我们讲述了他以及很多新闻工作者为节目做出的牺牲:放弃在家乡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来到北京成为央视的一名临时员工,缺乏正式员工的身份及福利,但却怀揣着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在工作过程中累病,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都会确保任务完成,每当读到作者对于这些创业者的描述,心中都会涌起一个词“新闻理想“,正是大家在精神层面上有着相同的新闻理想,才会在这条路上不怕苦不怕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实现着一个又一个节目内容,结构上的革新,让中国电视事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我们具备这样的新闻理想才会坚定不移地为新闻事业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我们已经习惯被各种各样的新闻包围而不自知,这本书通过梳理央视几个王牌栏目的革新与变迁,清晰的勾勒了中国电视10年来的点滴进程,这进步凝结了无数新闻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心血,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新闻事业,并像前辈致力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那十年,指的是从1993年到2003年。曾经的十年,对于中国电视新闻人意味着探索、改革、发现;对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来说,则意味着辉煌和荣誉。
      
       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5年,《新闻调查》开播;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1998年,突发事件报道(’98抗洪)……
      
       在网上流传的“2002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里,我们看到的著名主持人颠覆了惯常的形象。敬一丹是内部晚会主持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激动地说到:“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一连三个“开播”说的正是那个中国电视新闻史上激动人心的时期。白岩松用RAP音乐玩起说唱“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敬一丹接着说到“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2003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流出版”时,惊讶,却也感受到央视评论部人的朝气蓬勃和不拘一格。
      
       1993年初,时任央视新闻采访部主任的孙玉胜(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央视副台长)领着一帮“临时工”开始《东方时空》的创业,这些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了集体生活。早期《东方时空》组在一个地下室开辟了集体宿舍。因为要赶时效,《焦点时刻》的记者夜里加班,经常睡在走廊里,地下室机房的灯光常常与朝阳相辉映……”时隔十年,在“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上,白岩松指着大屏幕上第一次出境时“尖嘴猴腮”的自己说:“那时候的白岩松瘦,但是有本事,能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的白岩松胖,但是没本事,只能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在大众眼中,他们已然“功成名就”。可创业阶段“理想者部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却鲜为人知,他们把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组视为中国电视界的“延安”和“深圳”。“尽管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无奈,我的这些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在中国电视界矗立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地阐释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样写道。
      
       《十年》成书的2003年,我还看了网上流传的一部片子——《分家在十月》。这部小片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杰作,他们用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的画面配上我们所熟悉的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的名字后缀以“司机”和“诺夫”或者“波波娃”加之以声音“恶搞”。这部网络影片恶搞鼻祖也启发到胡戈,才有了后来一时轰动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然,小片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初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幕后英雄,比如梁建增(现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李挺(现任央视副总编辑)、袁正明(现任央视副总编辑)。从此,我开始关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央视名牌新闻栏目的幕后推手。孙玉胜,则是当时幕后推手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
      
       《分家在十月》制作于2001年左右,小片一开始,陈耀文·司机(焦点访谈记者,博客http://chenyaowen.blshe.com/)当众演说:七年前,中国电视是一潭死水,是谁拯救了中国电视?是东方时空!
      
       拯救也好,改变也罢,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 93年电视改革发端于什么?从技术操作的层面上讲,改革参与者又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呢?孙玉胜用十章内容代表十年,平和沉静的分析了电视新闻的变迁和作者思考的逐步深入。
      
       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那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改革的脚步。电视传媒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工具也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时任台长杨伟光启动了早间节目计划,而在此前,中国人是没有早上起来看电视的习惯的。这个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讲“前无古人”的计划能不能成功?这是一个未知数。台里之所以把一个带着实验性的新节目放在早间,还有一层意味,就是如果节目不成功,影响会小一点。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孙玉胜的肩上。孙玉胜和他的团队对于早间节目的认识和思考也经历了波折:从最初定位在服务性栏目上到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突破性栏目——“电视杂志”类型的《东方时空》(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电视杂志”这个概念)。《东方时空》作为央视的特区,实行了“承包制”,央视不提供任何经费,节目经费和人员工资从广告费里出:从初期五分钟的广告时间填不满,到一年间行情水涨船高,广告价格增加了十倍。当时有报道称:《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开电视机的习惯。
      
       《东方时空》的成功在于改造了电视人的语态,把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话语方式变为真诚亲切、聊天拉家常的话语方式。有观众评论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的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与内容上的突破相比,孙玉胜认为,《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我们总记得《东方时空》子版块《生活空间》片后那句意味悠长的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于电视表达和叙述方式“真诚和平民化”的追求,才有了后来的《实话实说》。崔永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改变了中国主持人传统的话语方式才获得大众的一致好评。
      
       但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对于话语方式改造的追求却不是“前无古人”。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的“党八股”。“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遗憾的是,这个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来说新闻、讲道理的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被丢弃的一干二净。
      
       趁着“时空”的东风,央视决定移师晚间,在《新闻联播》之后开辟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这个栏目就是《焦点访谈》。尽管有人统计过,批评监督类节目在《焦点访谈》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比例也没有超过节目总量的22%,但是《焦点访谈》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最为群众津津乐道的仍是它的社会监督类节目。老百姓觉得《焦点访谈》“敢说”、“说的让观众服气”,“焦青天”的名声曾经在老百姓中流传。时至今日,《焦点访谈》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监督的级别和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初栏目策划者的预期。不过,未变的是栏目的态度和原则,后来归结为五个字——“用事实说话”。新闻学者经常提到一个词语“调查深度”,那么什么才是“调查深度”?从媒介特点上来看,和纸媒相比,电视有着先天不足。纸媒由于用文字表达,适合理性分析和线性深入。而电视长于形象和感染力,对于思想层面发掘不大。这也是为何《百家讲坛》流于学术娱乐化的原因之一,电视由于自身特点的制约,本身就不适合把艰深的学术搬到荧屏上。而《焦点访谈》的节目却会得到学者和群众这样的评价:“揭开盖子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这是《焦点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媒体,“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
      
       孙玉胜的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写的如此扎实,很难想象作者竟然是没有学过电视却干电视的人。刚入电视台的时候,“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分配来的同事们喜欢津津乐道地扎堆说‘蒙太奇’,我一度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操作层面上,“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之路,并用专业的笔法写出了一部有分量的中国电视改革之书。
      
       《十年》于2003年成书,距今已有6年了。不过,正如作者所言,“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电视新闻改革仍在路上。”
      
      
  •     1993到2003
      以央视新闻发展为蓝本,记录若干次的重大历史电视事件。
      
      期待孙玉胜先生的下一部力作。
  •   未来十年,电视如何应对并利用新媒体,值得思考
  •   真长,辛苦了!
  •   帆哥,看这本书真的有不少收获,联想到第八日存在的一些问题,过两天有空要写一个第八日下学期的发展规划
  •   赞,写好了发到咱们的博客上,让大家一起学习~
  •   马克!
  •   请问有电子版吗 可以发给我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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