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页数:278 字数:255000 译者:徐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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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虽然他已去世百年,但是尚未盖棺定论。赞之者,如粱启超称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外国人则称呼他为“东方俾斯麦”;毁之者则称其为“大汉奸”、“卖国贼”。这正应了粱启超那句“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的评价。 本书作者布兰德于1883年来到中国,开始在海关工作,接着到上海市议会担任助理书记员、书记员。此议会为上海市租界机要机关,这就为布兰德了解清代政局提供了极大便利。此时的布兰德也是一名独立记者,奔跑于中国各地调查研究。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布兰德拜访了身在上海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其进行亲密交谈。后来他又到英中公司工作,常驻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铁路贷款事宜。 布兰德站在时代的背景下,从家庭伦理、性格、官场等多角度分析了李鸿章及其所处的晚清社会。作者对李鸿章的很多见解大加欣赏,而对其性格中自私自利、喜欢钱财的毛病又极力鞭策。总之,可以说是较客观、全面地给李鸿章一评价。不过由于时代和视角立场的不同,作者认为李鸿章是19世纪的创造者,英国人戈登是中国人的福音,而对于李鸿章的对头张之洞等人则是近似大肆贬低。这些都需要各位看官擦亮眼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徐志晶 2012年5月1日于北京昌平
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近四十年中国生活观察的精粹,更是中西方有关李鸿章和晚清危机四十年历史的经典著作。从1900年作者在上海采访李鸿章萌发写作冲动,到1917年书稿完成,经历了17年的时间。作者以流畅而雄辩的文风分析了中国"19世纪的打造者"李鸿章在外交和军事变革中的得与失,并剖析了晚清官僚体系中的腐败问题。
作者简介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英国作家和记者,在中国三十多年时间,先后在海关、上海租界议会担任要职,后又转型为《泰晤士报》记者、中英铁路谈判代表。1900年曾在上海参访本书传主李鸿章。回国后专职写作对于中国的记忆和思考的著作,主要著作有《李鸿章传》《慈禧传》(与埃特蒙德?白克浩斯合著)和《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外版前言
第一章 李鸿章起步前的中国形势
第一节 这个帝国很官僚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一声响,老李变成了改革党
第三节 西方人眼中的李鸿章
第二章 瞧,这一大家子
第一节 爹和娘
第二节 老李不厚道
第三节 富不过二代
第三章 老李奋斗史
第一节 老佛爷的红人
第二节 谁也扳不倒的智慧
第三节 亦官亦商总为钱
第四章 外交三十年 ( 一 ):法兰西和日本
第一节 以夷制夷
第二节 “痞子李”在天津
第三节 感谢中法战争
第四节 小心日本
第五章 外交三十年 ( 二 ):俄国
第一节 伊犁事件
第二节 铁路修到东北来
第三节 退休不“下岗”
第四节 英国小店主
第六章 近代中国军事之父
第一节 谁为老李辩护
第二节 我的北洋海军
第三节 都是官僚惹的祸
第四节 忠于太后忠于己
第七章 与时俱进的政治家
第一节 天生属于当权派
第二节 老李也是“维新派”
第三节 与红衣主教撞了一下腰
第八章 19世纪的中国开创者
第一节 东方俾斯麦
第二节 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
第三节 江湖仍在流传他的传说
章节摘录
正因为如此,尽管李鸿章功绩卓越且手握重权,但他宣扬政治改革的声音仍旧那么微弱,如同发自荒野上一样,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对此,李鸿章本人也是相当明白的。他知道,在很多层面上,他只是这个社会上普通的一个个体,如果让他对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重新规划,那纯粹是天方夜谭。1900年,慈禧太后狼狈地逃离北京。此后,李鸿章将一份奏折呈递给她。在这份奏折中,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严重威胁着中国的不仅仅是外来的侵略,还有来自国人的那种懒惰的心理。这份奏折内容的清晰和深刻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他在40年前所呈递的奏折内容。由此观之,李鸿章的毕生事业不仅仅在于保护中国主权免遭欧洲和日本的侵犯,同时还在于努力唤醒他的国民,让他们知晓世界上存在着新生的力量,也让他们意识到这些新生力量必将摧毁他们传承已久的高傲。我们在对李鸿章的事业成功与否进行判断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这点。然而,在对李鸿章的事业进行探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对国内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这类事情的处理上,李鸿章的思想仍然深受中国古老传统的影响。故而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他原本敏锐而深远的见识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经常会被这种国内事务所牵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活跃的政务活动的长期记录清楚地了解到,贯穿他长期的政治活动中的如影随形的腐败这条毒蛇的身影。40年间,他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和外界世界的交往出谋划策,无所畏惧地向执迷不悟的反对派宣讲中国之所以疲于防御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结果;然而,在那些年代里,他却决不尝试,也不通过既定的模式去调查官场上固有的欺下瞒上以及中国衰落的主要根源。恰恰相反,他所兴办的进步性的教育,他所提倡的行政改革措施,他所制订的改善国家防务的众多计划,甚至他举办的众多商业和工业企业,都因涉及挪用公款或不劳而获而声名狼藉。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公共服务上的贪污受贿是相当正常的。因此他的国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声色俱厉地指责他,反而羡慕他事业的飞黄腾达和权力的一手遮天。他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聚集和增加财富手段的熟练灵巧。作为李鸿章在政治上的两个主要对手——左宗棠和刘坤一,前者是久经沙场的军人,后者是南京总督,此二人都是罕见的行事光明磊落之人,虽然他们官居高位却廉洁奉公;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李鸿章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杰出人物是因为他在事业上成功的“攫取”行为。所有的这些,李鸿章自己心怀坦荡地表达的、牵扯到中国政治中收受贿赂的道德品质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了解李鸿章作为19世纪的开创者这一身份,对于读者在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帮助的,即无论是对同时代的人,还是对其后继者,李鸿章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这个影响和当今中国的官员自身所携带的某些社会和道德弊端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就李鸿章个人而言,只要他坦承自己具有官僚阶层传统上的自私自利以及虚伪的特点,只要他在官场上不强调一个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就一定会受到谴责,他对周围造成的影响就是相当恶劣的。从1860年到1896年,李鸿章的官场生涯记录证明在他和俄国人的关系这一点上,国人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从甲午战争开始,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一直同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通过与俄国的合作,他不仅将自己在政治上深远有效的治国之策展现出来,并且达到了自己那明显不合法的个人目的。在担任直隶总督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因为超出他人的能力,以及对王朝的耿耿忠心,他得到了太后的恩宠,双方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当他陷入财产上的不光彩泥潭中时,他也得到了太后那坚强而有力的支持;毋庸置疑,李鸿章之所以能同太后保持那么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那个声名狼藉的大太监李莲英。正是他让双方的这种关系得以加强和维持的。也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李莲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令他从彻底而仔细的搜查中逃离开。回顾逝去的30年,正是由于中国政体机构的腐败导致中国承受了太多的屈辱与侵害,而唆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人,以及从这些事情中得益的就是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同这个太监的暗中来往、他的脾性以及他在公开场合所谴责的那些通过不当的默许纵容积累财富从而导致国家衰弱的做法,是当时社会固有的本性,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孕育了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他的这些行为予以了宽恕。然而,欧洲观察家认为,倘若一个人出于目标和智慧的优势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他同时代的人,但在另一方面这个人却失败得一塌糊涂,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慈禧叹李鸿章之死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孙中山李鸿章经常被人称为“东方俾斯麦”,并且他喜欢这个称呼。——本书作者 布兰德使当时尽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严复挽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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