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出版时间:2007年9月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丹尼尔•贝尔  页数:443  译者:严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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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76年问世以来,备受赞誉,堪称知识界的扛鼎之作。它令我们理解经济学、文化和社会变革三者关系的方式为之一变。新教伦理的道德基础由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如今已被现代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欲望埋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始自冷战结束,到后现代主义的兴衰——具有怎样的图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基本文化矛盾是什么?《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为你揭开谜底。

作者简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领域声望颇高。著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

书籍目录

1978年再版前言初版序初版说明导论领域的断裂:主题阐述第一部分 现代性的双重羁绊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二章 文化话语的断裂第三章 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第四章 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第二部分 政治的困境导语:从文化到政治第五章 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第六章 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1996年版后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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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贝尔在书中将社会分为三个轴心集团,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指出这三个轴心集团以不同原则运作并相互影响着。其实,这倒是一种很常见的三分法,也符合一般人对社会的定义。第一部分讲的是经济与文化的纠葛。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像早期的资本家们那样,过着清教徒苛刻简朴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又给人带来无尽的刺激和享受,让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里,这种“精神分裂”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在文化领域,自19以来发展至今的现代主义,以否定一切为精髓,只剩下追求新鲜、刺激。文化陷入了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鼓励个人经验和自我扩展,宗教从神坛走向没落,导致人步入”浮士德“的困境。在政治领域,贝尔将政治体系视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的体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思想界的分歧、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体系上的动荡,针对这一现象,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理论,他将公众家庭视为调整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中介,节制个人无止境的私欲并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贝尔这本书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的辉煌后步入了疲软时期,经济上的滞胀,国际霸主地位受到新兴的欧洲和日本影响,国内矛盾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滞胀、失业率等指标不令人满意。文化上,人们普遍陷入失落与迷茫。如果说马克思讲述的是贝尔认为,这一切的困境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法维护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书里写到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而到了21世纪,普通人却越发觉得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丰裕和悠闲,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在五四以前,中国人以儒家为信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后,一下子撕碎了这个链条。再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革中所信仰的一切也一下子碎掉,幸好物质让极大的丰富让人们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一切过后,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迷茫期,对政府的失落,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焦虑的心态,与文化缺位有很大关系。
         贝尔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缩短,这种距离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经验与理性之间的距离,破坏了理性的秩序。他提到了视觉媒介——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人们窥视世界的窗口,青年人不再以长辈、理智为模范,而是作为以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为模范对象。广告不再强调商品的实用性,而是花花世界的纷繁美好。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应该为“文化矛盾”负责任,而是说这种文化的断裂让原本以公平、公正的传媒也迷失了方向。而观看中国当下,又何不是如此。许多青年人以影视为窗口,模糊了屏幕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模仿着屏幕上的明星的举止。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东西,比如iphone、汽车,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却变成了必需品。传媒也不得不让位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怎么会有软文、植入广告的出现。我们谈及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批判他有多不好,毕竟经济带来的幸福指数尚未为负,但文化和政治的空缺感却亟待填满。
         中国人当下也经历了一个类似于书中所提到的文化矛盾。中国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儒家的仁义道德。过去,无论社会如何动荡,士大夫阶层始终坚持了中国文化的底线。而现在,儒家的仁义道德被追逐利益的市场所搁置,没有了过去适宜生存的那种环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为人民币服务”的心态。而现有的政治体系,也不能调和这种矛盾,在加上民众对政府也普遍有种不信任感。然而,贝尔提出的这种公众家庭理论我认为并不适宜中国土壤。
         公众家庭理论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思想,似乎西方的思想家都有这样一种传统,当在现实里,无所适从迷茫之时,就回到他们的黄金时代古希腊去寻求帮助,贝尔如此,波兹曼亦是如斯。中国的思想家,倒是很少回到同样小国寡民的春秋战国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层联系已经在近代被割断了。中国的学者们,普遍有像西方思想家看齐的倾向,少有像苏力先生那样从本土资源出发的学者。公众家庭这个看似不错,能平衡个人与社会,并帮助政府分担一部分社会成本,但从现实角度来看,倒还不如所谓的第三方机构来得有力。这本书的困境到就像大部分的西方批判学者那样,批判的时候高屋建瓴,但在解决困境上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了了带过。
         
  •        其实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位享有盛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最耀眼的思想家,就是这么看待问题的。贝尔在一本有趣的书8)里发挥了这样一个论题,先进的西方社会里暴露的危机可以追溯到文化与社会、文化现代性和经济与管理体系的要求这两方面的二元对立上。前卫艺术不用说已经侵入了日常生活的诸种价值之中,从而把现代主义的心态传染给了生活世界。现代主义代表一股强大的诱导力量,促成了无节制的自我实现的原则的盛行、对本真的自我经验的需求、与一种刺激过度的感受力有关的主观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动机的释放,这些跟职业生活所要求的纪律,跟一种目的理性主导的生活模式的道德基础,是完全不相容的。因而,和德国的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一样,贝尔把新教伦理——某种已经困扰过马克斯·韦伯的东西——的崩溃的罪责,归于一种“反动文化”(Adversary culture),这种文化的现代主义张扬了对在经济和管理戒律下理性化了的日常生活的习俗和价值的仇视。
      
         就是这本书,在另一方面还声称,现代性的冲动已经将自身决然耗尽了,前卫艺术已经走到头了;虽然不无夸张,但是后者无疑不再代表一股创造性力量了。这样,新保守主义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规范,以节制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修复纪律和工作伦理,并且发扬个人竞争的品质以抵抗福利国家的拉平效应。贝尔展望到的唯一解决方法是某种类型的宗教复兴,它将与半自然地给定了的诸传统联合起来,这些传统对批判享有豁免权,容许出现划分清楚的身份,并且为个体带来某种切实的安全感。
      
      
  •       这本书发表于1976年,是作者在思想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的晚年,集毕生心血,企图攻克”终极问题“的努力。书中归结了他前两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论悬念,把当代西方的精神危机问题,纳入他设想的后工业化社会框架中,旨在宏观地、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和即将巨变的机制裂变,并thresh out a workable scheme。
  •       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
  •       吐槽几句。
      
      先申明一下我的大脑是256kb的,跑跑《回到明朝当王爷》之类的还行,《新宋》就很卡,科普书籍就有过热当机的危险。像拿起本书毫无压力,读完之后顺便出几篇paper还是全英文写作的人,我深表佩服。
      
      你能想象一个文科生拿起《模拟电路》啃,或者一个工科生开始看《俄语语法详解》么?像《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种名字的书,只能说是意外进入了我的书单——我爱人的导师要求写这本书的读书报告,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最近因为写读书报告而看到这句话的同学们,替我爱人给黎叔问好。
      
      最初我怀疑是译者的翻译水平有问题,本书充满了大量复杂从句,以及个别病句,其语法涵盖之全面完全可以出一套题叫做汉语专业八级考试阅读理解。往往是读着读着大脑就空白了,感觉跟诸葛亮写《出师表》时差不多,于是回翻重读。后来读入味一点之后,感觉这种晦涩的滋味不光出自于翻译,而主要来自于作者的思想。此外文中有大量的名词让我感觉陌生,并且文中未下定义;第二是作者反反复复的从多个视角论证观点,而这不同视角之间并未存在显而易见的并列、递进关系。
      
      贝尔在本书中做出多个对未来的预言,但让我感到的遗憾的是贝尔写成此书的时候互联网尚未成熟,在我看来他虽然预言出后现代文化中的一些特点,但他们那时候没有脸书也没有微博,他没有料到由于生产工具的改变传播手段由量变达成了质变。如果能够给作者提问我真心想问问,当他脑中的后工业时代演变成具体的信息时代之后,他的理论有何否定与肯定。
      
      顺便问一下,各位有没有读过比这更晦涩的社会学书籍。我限定了专业,否则的话,跨专业基本都跟读天书差不多吧。有个耶鲁大学的牛人曾经去听演讲,发现完全听不懂,于是上台秀文凭并且质疑演讲者的水平。演讲者问他是什么专业的,牛人回答说:音乐专业。演讲者说,我这是讲数学。你要想听懂,先得看如下书单。结果后来这搞音乐的成了数学家。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也要改行搞文化研究,我只是想看看文化研究书籍晦涩的极限在哪里,而已。
  •       很好的一本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真的有特别明显的界限吗?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       文/左页
      
      人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文化时,会想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讨论;在讨论未来社会的类型、服务性行业时,也会想起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这一流行颇为广泛的概念;在讨论“左”与“右”的派系斗争时,同样又会想起贝尔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但很奇怪的是,贝尔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分析大师,其理论和学术贡献却在专业学科教材内鲜有系统的总结和讨论,人们似乎只是偶尔想起有那么一个喜欢提出各种宏大概念的作者。在著名的乔纳森•特纳的《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社会学》中,丹尼尔•贝尔甚至都没有被正式提起,而在波普诺的《社会学》、马尔科姆•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布莱恩•特纳的《社会理论指南》中也只是稍微涉及贝尔的文化批评。
      
      2011年1月25日,贝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家中去世,享年91岁。人们提起这位逝去的大师时把他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提出者”。的确,在众多的社会学理论派系里面,贝尔很难被归类,他既不是结构功能论者,也不属于社会学冲突学派,更与所谓的社会学互动论无关,人们只是把他称为“批判的社会学家”。对于涂尔干以降,到帕森斯的功能论,贝尔颇多非议,他强调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分工而增强社会的团结,反而因为分工的细化导致了“角色”和个人的分离,造成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但是他也不属于马克思以降,到马尔库塞代表的冲突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堕落和感官文化并非单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而是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有关,而且他强调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反作用。不过这种“反作用”也没有让他成为类似布迪厄和吉登斯那种“行动与结构的互构论”,他强调文化潮流和人性异化的欲望力量对于个人的无情裹挟。而贝尔对自己的定位也颇为暧昧且多属价值立场而无关学术:经济学领域内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另外,或许是贝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历,以及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气氛的影响,贝尔的理论和知识体系颇为庞杂,而他从来也没有局限于任何一个狭隘的学科之内,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未来学、文艺理论、文学、文化批评,经济学等等都是他的理论来源。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为贝尔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出版于1976年,这一年,贝尔已经因为1960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声名鹊起,早在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就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所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充满自信且雄心勃勃的学者,他试图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等最优秀的社会学大师对话,并试图打破令人窒息的学科壁垒,恢复19世纪那些思想巨人们宏大的理论气魄。正如赵一凡在中文译本的绪言中所言:“贝尔却以他学术思想上罕见的组合优势,力图恢复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社会学的崇高地位,建立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姿态。”
      
      在资本主义的批评史中,马克思以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矛盾而著称,韦伯以揭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著称。所以在一般人的理解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露的现代世界“享乐主义”文化鄙陋更像是对韦伯的资本主义禁欲主义精神的反驳。但其实不然,贝尔的理论更像是一个对于马克思物质决定论的回应,并把马克思论述逻辑运用于文化研究之中,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结构中隐藏的必然爆发的经济矛盾,那贝尔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掩藏的必然爆发的文化矛盾。他运用的批判工具既包括康德和韦伯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新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文化困境的中和。而他提出的“公共家庭”却是以熊彼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设想的改造为基础的。不过贝尔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典型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研究,这不仅表现在他把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政治与文化三个体系,并认为三个体系都有独特的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又遵循各自的“轴心原则”。大致说来就是,经济-技术体系遵循效益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政治系统遵循平等原则;而文化系统遵循的是自我欲求的扩张原则。贝尔也像韦伯一样热衷于文化背后的“意义”和文化行为背后的动机分析。当然贝尔的文化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指的卡西尔所谓的“表现的象征主义”,即“绘画、诗歌、小说或由祈祷、礼拜和仪式所表现的宗教含义,这些都试图以想象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的就是文化系统的自我扩张与经济技术结构中的谨慎和工具理性积累原则之间的矛盾;政治官僚机构必然的等级分层与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自我完满与现代分工的角色异化之间的矛盾。
      
      贝尔揭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潜藏于资本主义两大宗教基础之上,这一点贝尔借用了桑巴特关于犹太教作为资本主义伦理基础的判断以补充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观点。按照贝尔的理解,资本主义两大伦理基础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强调享乐的、放纵的、感官的文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攻击。而在20世纪的60年代,贝尔认为这种矛盾已经被彻底激发出来,最起码是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60年代的文化具有一种新的,也许是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但是贝尔没有交代为何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紧张关系直到60年代才彻底的爆发并趋于消失,它仿佛只是黑格尔辨证逻辑的自然展开。贝尔细致地描述了60年代的文化情绪及其背后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60年代的美国,当艺术的形式盖过内容时,真正的艺术消失了;当个人的感官成为标准时,似乎每个人都是天才;在自我与世界的距离消失之后,连张扬的自我也消失了;飘忽不定而暴力的情绪成为我们的新崇拜,甚至我们崇拜的就是飘忽不定和暴力本身。所以贝尔担心的似乎不是“矛盾”本身,恰恰相反,他担心的是矛盾的消失,担心涂尔干神圣和世俗的区分的“距离的消失”,“我们能够(是否应该)重建起区分神圣与亵渎的体系吗?”。
      
      这种文化的矛盾扩展至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和抱怨,官僚组织的效率原则无法提供价值上的判断,政治中关于平等的承诺也无法在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求文化中得到满足。贝尔对于政治的讨论比较琐碎,黑人问题、世界经济、知识分子的异化、越南战争、私人暴力、青年人的异化、后工业社会等等都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并热衷于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论述。在最后一章中,贝尔讨论了他的“公共家庭”和“财政社会学”的设想。在贝尔的设想中,所谓的公共家庭结合了市场经济和家庭经济的特点,“是满足公共需要和欲望的媒介,与个人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贝尔主张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财政社会学”,主张经济的再分配,并认为它不仅要提供资本的积累,也要满足政治合法化的需求。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变成威廉•詹姆斯所谓的“道德性替身时”,却没有人愿意为经济增长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负责。而个人的欲求又在文化自我的影响下不断膨胀,人们开始不再信仰政府的所作所为。在贝尔看来,如果不想求助于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此一矛盾,“公共家庭”就是唯一的出路。它一方面限制个人的欲求,一方面也满足个人的自由。
      
      很难给贝尔的理论给出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就像他给自己的价值定位那样,显得颇为多情而暧昧,现实的描述与未来的预测相互交杂在一起,价值判断与经验研究也并非那么清晰。他想用简单的理想类型来理解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同时又不想错过借鉴任何一个有创意的理论见解。尽管如此,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尤其是他对现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意义解读和动机分析,还是常常让人想起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天才式研究。
      
      刊稿于 经观书评 2011年3月刊
  •       
      In my opinion, the significance of Daniel Bell's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is more of that in common of modernization, than of that in specific 'of Capitalism'. There 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art and effect of the art: At one hand, ‘modern art or culture would never permit itself to serve as a “reflection” of an underlying social structure, but rather would open the way to something radically new’; while at the other, ‘there is no longer a significant avant-garde’ as the society can no longer be really “shocked”. More critically, there 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rt itself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t born form: The art emphasizes “apocalyptic moods and antirational modes of behaviour”, while the social structure still stands on “functional rationality, techn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meritocratic rewards”. It is both soundness and flaws within Daniel Bell’s book about these contradictions that introduce more thinking on present and future of art.
      
      
      I. Soundness: looking deep into the root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analysis art in modern times. As Daniel Bell mentions in the book, “we see in all the arts a breakup of rational cosmology: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in painting; of sequence,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in narrative; of melody and harmonic tonalities in music.” “W(w)e find the breakup of genres and an emphasis on "total environments," … which eras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rt and everyday experience.” There is such a huge diversity of social “everyday experience” that “even the majority of approving professional critics missed the mark and praised it for irrelevant reasons.” “And even madness”, “is now conceived to be a superior form of truth!” There seems a great of mass of “search for new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breakup of formal genres, and the detachment of life-styles from a fixed social base”, and how can expect anything stable to get aesthetic experiences in common? Daniel Bell’s wisdom is indicated just in figuring out “something” here:
      
      Art not only reflects the social beings, but also gives feedbacks under the overall culture. Daniel Bell looks deep into this fundamental process of art. No matter the complexity in the scope of art is born from the modern society as ever, the “shock” from art in return is even more desired to modern society than ever. The idealized announcement form the area of art is cited: “It is we, artists, who will serve you as avant-garde: the power of the arts is in fact most immediate and most rapid. When we wish to spread new ideas among men, we inscribe them on marble or on canvas;…, and in that way above all we exert an electric and victorious influence. We address ourselves to the imagination and to the sentiments of mankind; we should therefore always exercise the liveliest and the most decisive action ....” “What a most beautiful destiny for the arts, that of exercising over society a positive power, a true priestly function, and of marching forcefully in the van of all the intellectual faculties in the epoch of their greatest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duty of artists and their mission ....” Although it is expected to shock up the society, such ambition just goes into void. The “society given over entirely to innovation, in the joyful acceptance of change, has in fact institutionalized an avant-garde and charged it --- perhaps to its own eventual dismay—with constantly turning up something new. ” “B(b)ecause no one… is on the side of order or tradition”, there is no longer a radical tension between a new art which shocks and a society that is shocked--- merely signifies that the avant-garde has won its victory. ” Such “victory” actually means “t(T)here is only a desire for the new”, but “no longer anything intrinsically novel in what it produced”. The expectation from the area of art for “advancing consciousness” in effect just results in “today there is no longer a significant avant-garde”. Expectation is meaningful, but effect is meaningless. “Esthetic disaster itself becomes an esthetic”. Daniel Bell’s book has revealed this ridiculous contradiction so deep rooting in modern art, and it even traces deeper.
      
      Aesthetic is not only a philosophy of Beauty as such, but also of the under relationship with Truth and Goodness. Following the root of ridiculous contradiction he has found, Daniel Bell looks deep into this elementary of Aesthetic. If 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 then there surely is no shock from modern. The same: no persistence, then no innovation. Whether the tradition should be protected,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Beauty, but more of Truth and Goodness. If the idea of what is Truth and what is Goodness is ambiguous in modern times, how can we expect the consciously persisting in tradition in the Aesthetic scope?
      
      Daniel Bell’s book mentions the fact: “Society now accepts this role for the imagination, rather than --- as in the past --- seeing it as establishing a norm and affirming a moral-philosophic tradition against which the new could be measured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censured”. While advancing more with “functional rationality, techn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meritocratic rewards”, the social structure actually shows decline of middle class in their influence. “If the esthetic experience alone is to justify life, then morality is suspended and desire has no limit.” Drugs, orgies, wife-swapping, and so on, all kinds of such anti-tradition and even anti-morality behaviours extend in the so-called middle class. “In consequence, the modern hubris is the refusal to accept limits, the insistence on continually reaching out; and the modern word proposes a destiny that is always beyond--- beyond morality, beyond tragedy, beyond culture”. There is an entering to nothingness and self, and “more subtly, the awareness of change prompted a deeper crisis in the human spirit, the fear of nothingness”. It is overwhelming tension betwee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society and private person, which covers the tens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about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in the area of art. “The decline of religion, and especially of belief in an immortal soul, provoked a momentous break with the centuries-old conception of an unbridgeable chasm between human dan the divine.” In one aspect, such a break calls for more “apocalyptic moods and antirational modes of behaviou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ingle life becomes a value for its own sake”; but in another aspect, the modern society is even more commercialized, and the above-all evaluation is even more based on “functional rationality, techn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meritocratic rewards”. In Daniel Bell’s words, that is the “Death of bourgeois”, and the “crisis of middle-class values” forecasts “t(T)his cultural contradiction, in the long run, is the deepest challenge to the society.
      
      Although Daniel Bell’s book just bases on the backgrounds of western world, mainly that of U.S., the contradictions are fundamental.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art and its social effect,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the society and private, all can be found in any other country. In nowadays in China,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art, its responsibility to the society, and the respect to the “master stream”, all these quarrels are repeated without significant. Daniel Bell’s finding at least suggests us an approach in further thinking.
      
      II. Flaws: worrying too much
      
      It is excellent to find out the contradictions, but it is not so perfect in worrying the problems so much. Plato divided the soul into the rational, the spirited and the appetitive. Our philosophy also can be developed in there aspects: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Although different parts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y still enjoy their independence. “The cultural realm is one of self-expression and self-gratification. It is anti-institutional and antinomian in that the individual is taken to be the meas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is feelings, sentiments, and judgments, not some objective standard of quality and value, determine the worth of cultural objects.” Any way, the first nature of aesthetic is the Beauty as such, not the social effect and value it related.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contradictions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As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ectation and effect, the existence of desire to novelty is the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emphasis of modernism is on the present, or on the future, but never on the past.” The unconsciousness of society is the enemy of modern art, surely more artists is going on fighting against it. The art will not be fogged for ever. No-novelty in these days can be the preliminary step for novelty in the coming days.
      
      As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valuation approach of art and that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social value is mainly the issue of the rational or the Truth and Goodness. Daniel Bell is so worry: “when one is cut off from the past, one cannot escape the final sense of nothingness that the future then holds.” But is that scenario really possible? I suppose at the time of Daniel Bell’s writing, the modernization in western world has not extended into the globalization as we are meeting now. The traditional value may be doubted within its mother society, bu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it surely can found supports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value from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 The only problem may be just on that from so-called “weak culture”. Taking reference from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a, like Daniel Bell has tried, one can easily finds western culture is so powerful that it’s traditional value is even more persuasiv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art and the aesthetic would reveal to society the glorious future, exciting men with the prospect of a new civilization. Even i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economy, politics really declares the end of bourgeoisies or capitalism, that just can be the dawn of a new day for the art, culture and aesthetic. I agree with Daniel Bell that the progress involves contradictions deep into its root. I also believe that contradictions open future for the art. Future is always brighter that past.
      
      
      
      
      
      
      
  •       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
      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
      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
      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
      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
      ——T•S•艾略特 《磐石》合唱词
      
      这是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书前作者引用的一段诗句。乍看诗行描绘的只是有关知识的发展逻辑和探讨“关于知识的知识”这个问题。知识何来?知识何为?从古希腊至今无数智者贤人穷毕生之力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无论我们寻访苍穹四顾寰宇还是反求诸身追问静默,问题意识始终伴随着未曾逃离柏拉图洞穴之寓的现代人。推而广之,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无常的现代社会,我们何尝不是一直分不清真实与幻影?丹尼尔•贝尔就是这样一位困惑的现代人,他被投放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美国,面对繁华都市的嘈杂与喧嚣,面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后人心的慌乱与迷狂。但很幸运,凭着常人所不及的批判精神与敏锐洞察力,加之哈佛这片思想文化聚集地的环境熏陶,使他能挣脱桎梏的枷锁,在真实的阳光下一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风貌。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和具有广泛的普适性,贝尔那独到的见解、入木三分的剖析和深邃的预见性让我们能在字里行间踏过前工业社会悠扬的牧歌诗意、聆听技术革命隆隆的机器轰鸣、带着后工业时代电讯符号的梦幻迷离,慢慢读懂生存与信仰,失败与守望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下丹尼尔•贝尔其人和他的著作。丹尼尔•贝尔1919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美国强势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社会倾向深有体验。青年时代的贝尔思想激进,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大学时期选择了社会学作为专业方向和毕生研究的领域。但毕竟贝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异常发达的美国,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体制显出弊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美国民主传统,树立起“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贝尔作为学术界后起之秀,他积极参加了二战后的历史反省与文化大讨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与文化的观点看法。这一时期的贝尔既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对左翼运动中的乌托邦倾向和专制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自此,他自己所声称的“在经济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个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最终定型并通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两本书得到充分全面的表达。后一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更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和思想领域五十年以来最具影响的书之一。全书共计两部六章,综合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文化在新历史时期文化矛盾突出的特点,并追溯其政治经济原因,进而提出作者设想的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同时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的精神起源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然解体。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堪称瓦解传统文化根基的一把利器,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无视原有规则与秩序,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抗拒上。而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4页,下同,若无其他引用不标出书名)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享乐主义也为传统的坍塌推波助澜。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等让我们对真善美的评判体系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的矛盾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驱动下,人们内在强大的消费欲望被不断激发,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欲望的可实现程度也越来越高。于是,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除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贝尔还从政治角度揭示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对于上述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贝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第75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第76页)贝尔的这个观点,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为地复兴宗教。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同上)。“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划,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第302页)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第39页)“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第40页)贝尔独特的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皈依,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第40页)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团体、个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第320页)通过这些途径,贝尔实现了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
      
      关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危机,早在19世纪就已由不少有识之士提出。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提出了自己卓有见地的批评。进入20世纪,被称为“文化地震”的现代性思潮如风卷残云一般,扫过整个欧美文化界。现代文化艺术与此前五百年的传统彻底断裂,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这种现代性的提出,也是西方思想学术面对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苦难和迷茫不得不做出的艰难转身。二战之后,后现代理论又取代了现代理论,成为显学。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胶着中,贝尔一反传统姿态,构建了自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强调回归传统、回归和谐秩序的重要性。他强调自由与公平,强调宗教(在具体意指上与传统宗教并不一致)在挽救人心找回失落的人性上的重要性,在全书的结尾贝尔这样写道:“有关力量的知识必须与有关其限度的知识并存”,“这是有关人类状况的最古老最持久的真理——如果人类状况要继续维持其永久人性的话。”贝尔相信,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感,必将以文化的长河为供给精神养分的水源。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虽不一定认同所谓“新宗教”的说法,但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看法与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可谓如出一辙。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对贝尔的理论既有赞同也有反对,但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矛盾”的批判与分析却都是相一致的。可见,无论持坚定的现代性立场的哈贝马斯等人,还是将贝尔引为同道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对贝尔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跳出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架构,再来反观我们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贝尔的理论依然有其用武之地。当代中国的非社会意识形态已和西方逐渐趋同,科技、物质发展日新月异;而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却异常混乱,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价值危机如鬼魅般在我们移植到我们身边,如影随形。虽然我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工具理性发展造成的恶果却是同一无二致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贝尔亦步亦趋,因为现代文化艺术出现了问题就对现代文化怀有抗拒态度,但正视问题、跳出洞穴通盘体察文化现象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各领域的关系,正是合理解决当前我国文化矛盾、发展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不二途径。贝尔带给我们的启示更让我们明白,一切健康的社会形态必须具有一种自我批判、自我纠错的机制和容纳多种不同声音的空间。贝尔的文化构想或许被证明是失败的,但他对真理执着的守望精神同样值得我们敬仰。
      
  •       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
      
  •       哈佛高龄教授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出版汉译第三版,对于我这类喜爱历史、社会学阅读的人来讲,实在是福分。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汉译第一版由三联书店推出,赵一凡先生与人合译,语句读来偶有芜杂交错之感,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大对劲。第二版貌似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基本未作大的改动。第三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我猜想,在南京中央路上的小楼里,一位编辑拿到新译本时感觉大约也是非常愉悦的吧——赵一凡先生是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欧美左派运动、现代主义方面的方家,第三版在参考前两版的基础上经由一人通译,在风格上自然应该更为平顺妥贴,我一直以为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思想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形式问题。
      
      但尼尔教授退休后,社会学系为他在詹姆斯楼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此楼为哈佛最高建筑,白色,外型像写字楼,以哈佛当初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名字命名,雄居于哈佛学院的围墙之外,俯瞰着周围一带高高低低的动辄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式建筑。斜对面的设计系的大楼尽管也是新式楼房,但其外形之奇特,内部之蜿蜒曲折,倒有几分波希米亚的韵味,这里的艺术气很重的学生经常说对面社会学系的那栋白楼是哈佛最丑陋的建筑,尽管其中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个神灵般的人物。这是不是一种审美偏差?我怀疑了很久,因为60年代以来哈佛青年学生的叛逆倾向很明显,他们对带有贵族色彩的传统是强烈排斥的。我一直在想象,60年代的丹尼尔是如何在办公室度过的?窗外的阳光是否伴随着学生的指指戳戳,唾沫星子会不会在外肆意横飞。丹尼尔先生在讲坛上废掉的唾沫星子又到底有多少,这无法统计,而今天我们捧读着带着墨香的汉译本,我们应该首先为这样的坚持致敬。
      
      丹尼尔•贝尔反对传统的决定论、反映论之类的社会解释,他认为:“社会不是整一的,而是断裂的;不同领域回应着不同的规范,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也由不同甚至相反的轴心原则所支配。……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第8—9页)
      
      “如今,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生活方式。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求作为行为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就是导致现代性双重羁绊产生的原因。”(第20页)
      功能理性与本能源头、自我与虚无等多形式的双重羁绊正是造成矛盾的内在原因。这在60年代的欧美左派学生运动中具有巅峰式的体现。60一代没有父辈在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的光荣与历史,缺又不甘于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渴望冲决父辈的樊篱,标榜自我和个性的旗帜。反对父权的青春冲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集体叛逆——这当然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解构重生——程巍博士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三联书店,2006年版)中犀利地指出: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以表面非理性的方式真正确立下来。60年代的欧美学生运动,嬉皮士、巴黎街头抛掷的燃烧瓶和石块,金斯堡的朗诵,“越革命越做爱、越做爱越革命”的青春宣言……贵族式的文化审美方式终于土崩瓦解……在经历青春冲动之后,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华丽转身,转而成为写字楼里的风度翩翩的绅士和淑女,在欧美政界、商界、学界纵横捭阖,如鱼得水……
      
      问题是不是就终结了呢?在笔者看来,矛盾依然存在。韦伯、丹尼尔揭示的科层或者功能理性与本能冲动或曰天启情绪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自我与虚无之间内在紧张也不可能消失。在信息时代的当下,技术经济结构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复制、批量的多种方式传播信息与艺术,自我与模式之间的对决有时体现得更为尖锐。现代人的感官似乎在餍足的丰富之后显得日益麻木。
      
      “如果世俗意义体系被证明是种幻象,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冒险给出一个不那么时髦的答案——西方社会向宗教的某些观念回归。”有意思的是,丹尼尔对俄罗斯的预言后来被事实所证明:“在当代诗人发出最强烈声音、表达出人类最大痛苦的地方——我指苏维埃俄国——一旦政治桎梏被解除,宗教将在文化中绽放最繁盛的花朵。”看来,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看来是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的。
      
      “我愿为自由而生,也为自由而死……”(引者略)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伟大的论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警句,它揭开了人类文化发展很重要的盖子:自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把这描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理想侧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以此宏阔的眼光观之,丹尼尔也好,60年代也罢,这都只是人类文化进程中的浪花,它们的意义是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观看方式:他综合采用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方法成功地趟出了一条道,通向文化观看的花园,花园的交叉小径大致有两条:传统与反叛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行动的?——这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地图中迫切需要呈显的底片似乎存在某种奇怪的映射关系,如果这样的观看方式被我们的知识大众所掌握,给我们的精英人士更多的批判性眼光,这是最希望看到的戏剧式的未来——希望这不是一句新的梦话……
  •     “知识”和“词语”并非爱惜文字之人的私用“字眼”!
    而且,确无定论必须由“某权力机关”审批方可被应用。
    否则,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将成为不可饶恕之大错也!?
  •     人的思想如宇宙,不被人为掌控,也无法预测! 有的人生来就是创造与制造者,喜怒哀乐不被外在的时空和人为条件而左右,仅活在独特唯一宇宙里,人们赋予其另类特色?!绝美!?......但其绝不会因受控而随波逐流,因其本身与生俱在具备足够的能量征服被侵略,置侵略之不顾而用新的思想文化所替代旧的文化思想!每个人的心灵宇宙有多大?谁定论?怎么定论?
  •     物欲横流,人除了身外之物,一无所有,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人为的定论。活着,没有了文化思想的引导,谁不卑微? 所以,“心界之主”才会以神的力量指引人们为欲望而活着!若清心寡欲,活着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人活着连为什么而活着都不知道,谈什么喜怒哀乐?一切岂不虚空?如此宽容的“法治社会”谁是谁非?人人都被逼着活在自己的虚伪和谎言之中!道文化,满腹经纶者何不如此?!.....文化及词语属谁的专利?该被谁私有?!思想与文化紧密相连,如今并非仅为统治者利益服务,因为财富是力量,文化是财富,知识是财富。如今财富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工具被合理应用。一种人文企业文化的诞生其成功所产生的效果即鉴证其存在的合理与实在。当人活得仅剩下钱卖卖物之时,此时,唯有宗教思想的文化可慑服人心,让人心灵的虚空变得活着有价值:生命必须为付出和给予而快乐,这就是佛教的慈悲为怀!(本人赞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评论)
  •     我也是..正在读此书中。。对于贝尔教授否定60年代的自由之风表示难以理解..
  •     哈哈。。额他的书简直就长着一副不开化老学究的样子。。道理其实都不错,但是太让人有逆反情绪。。
  •     這不是保守主義
  •     人家就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前是“老左派”。
    这要不是保守主义,世界上就没保守主义了。
    至于60年代,只能说中国对它的了解太局限于理想化的一面。
  •     看来LZ关于版本的评述,有信心买了!
  •     第三版ms不是赵一凡先生译的啊?
  •     这版译者不是严蓓雯么?
  •     第三版在参考前两版的基础上经由一人通译,在风格上自然应该更为平顺妥贴,我一直以为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思想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形式问题。
  •     原来不小心笔误,谢谢格外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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