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述

前言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7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居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3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1993年2月17日

内容概要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的这一盘棋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是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季羡林

作者简介

季羡林，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国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不仅是学术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还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年轻时就创作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作品，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气。他回国后，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还创作的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深受读者欢迎。

书籍目录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序）一、蒙咙的童年岁月1.我的童年2.回忆一师附小3.回忆新育小学4.小姐姐5.彭家四姑娘6.兔子7.红8.老人9.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二、难忘的中学时光1.回忆正谊中学2.回忆北园山大附中3.回忆济南高中4.观剧5.遇上日本兵三、勤奋的大学时代1.北大入学考试2.报考大学3.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4.受用终生的两门课5.清华园日记（摘编）四、短暂的教学实践1.校长2.教员3.上课4.我同学生的关系5.我同校长的关系6.我的苦闷7.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8.天赐良机五、漫长的留学生涯1.留学热2.天赐良机3.在北平的准备工作4.满洲车上5.在哈尔滨6.过西伯利亚7.在赤都8.初抵柏林……六、坎坷的北大经历七、痛苦的“文革”记忆八、收获的二十年间九、幸运的老年生活附录：季羡林年谱跋：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编者手记：与大师面对面

章节摘录

1.我的童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3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后记

2006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编辑、由我编选的季羡林先生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前往301医院为季先生祝寿时，季先生正在翻看此书，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中青社冈宁先生又和我商议再编选一本季先生自述的自传，我欣然应允。季先生现在已近百岁高龄，正向“相期以荣”的方向努力。作为多年受惠于先生的我来说，仔细体味先生近百年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格外有感触，早想一吐为快，因此二者一拍即合。如果能在阅读这本传记时，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涌动一种鼓励鞭策、积极向上的激情，当是我们大家最欣慰的。季羡林先生，字希逋、齐奘，以名行，是中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印度语言文学专家和翻译家。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官庄，家境贫寒。1917年6岁时被叔父季嗣诚接到济南生活读书，先后在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就读。历史上的齐鲁大地，地灵人杰，巍峨泰山、至圣孔子，而季先生初生时的山东却是满目疮痍。他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到：“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直到步入学生时代，才感觉到有“浓绿的境界”。1926年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1929年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到胡也频、董秋芳等恩师的影响，思想坚定、学业精进。曾因“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幅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使他有了学习好的自豪与努力奋斗的自觉，为他以后励精图志、成为有用之材，从学业和心理上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幸亲耳聆听了国学大师陈寅恪以及吴宓、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郑振铎诸位先生的教诲，为他日后道德文章的养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涌泉。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一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1935年夏至1945年10月，季先生远渡重洋，赴德国科学名城哥廷根求学。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学习条件很好，但是生活条件却极其艰苦，“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不仅如此，还“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但是这个“万里投荒第二人”还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四方，“狂喜不止”，因为他可以学到许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其中包括主修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学课程，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还广泛涉猎了多种语言和文化，选修过希腊文、阿拉伯文，系统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印度俗语等印度古代语言，中亚近代语言吐火罗文，以及俄文、法文、德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和英文等，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打下了广泛的基础。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学理学养的历练，为他日后成为资深学者竖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学术天梯。1946年深秋，留德10年归来，以博士学位论文《中迦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1941)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先生“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并在年仅35岁时“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真是“滴水之恩，报以涌泉”，果然，他不负众望，在印度古代语言，尤其是混合梵文佛典3-面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印欧地区比较语言学界的轰动，获得有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用中文佛典中的文本与其他古代语言文字的文本相对照，为欧洲学者解读吐火罗语词汇含义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对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受到国际梵文学者以及印度文化界的高度好评；研究专著《初探》对史诗的内容、版本、流传与演变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具有国际水平。在佛教史研究3-面，季先生关于佛教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解决了原始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匡正了一些西方学者的错误和牵强附会，达到了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季先生从文学、典故、童话、寓言到蔗糖、造纸、蚕丝，想前人之所未想，发前人之所未发，将德国学术研究的“彻底性”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术”完美结合，不仅形成自己治学的两大特点，而且许多真知灼见都对后学研究者有启迪意义。其他如中西文化差异与共性研究，美学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以及散文与杂文创作等领域的建树也都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真正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其实，季先生这个“杂家”是学有专长的大杂家。纵观季羡林先生的研究领域，其广博、深奥在当今中外学术界几无人能比，但如果振叶寻根、观谰索源的话，不难发现季先生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在不断地探索、深掘，淘出一个又一个宝物为世人所钦羡，那个国家就是印度。无论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研究、印度民族艺术研究、佛教典籍研究、吐火罗文研究、制糖法与蔗糖史研究、东方文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等，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和造诣都是一流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季先生紧紧围绕有关印度这一国度所展开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早已达到博大精深的程度，已绝非“杂家”所能到的高难水平，如果我们评论说季先生是国内外印度学的著名专家应该毫不过分，因为那既实事求是，又名副其实。季先生在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十余个全国一级学会的会长、理事长等职。为中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佛教研究、中非关系史研究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季先生还主持了中国学术界著名的三大学术工程，即《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东方文化集成》包括10编500种书，涵括了东方古代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科研军事、宗教民俗、音乐建筑、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是一部规模宏富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共计1200册，现已出齐，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它精选了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1000种3万卷，三亿余字，编为123巨册。这三大学术工程的编纂出版完成是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丰碑，它确立了季先生出入古今、徜徉中外的学术大师地位。季先生走过成材、成学者、成杂家、成专家、成大师的近百年的人生苦旅。这个经历本身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是那么非同寻常，但又绝非个案，而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切出于一个中国人的平凡普通、出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暴风骤雨。他的经历恰恰是许多中国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出国留学“镀金”，归国教书“谋生”。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成就了这些先知先觉者，使他们走上了博爱之路。正如季先生所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有着“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的思想，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生活其中的人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大智大勇者的忧患意识。他以羸弱的身躯勇敢地承受住了那么沉重的负担，还要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于是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他常将李大钊录自宋人张载的名言铭记在心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宁静致远者的宏志伟愿，激励着人们在平凡中追求伟大，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典范。季先生从一个农村贫穷的孩子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大起大落的50年，他“二战”10年留德求学，“文革”10年牛棚受辱，开放30年发愤著述。大开大合的50年，他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始终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时代成就了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成就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面对厄运，他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面对荣誉，他居功不傲，再接再厉。他怀着对世间万物充满爱心，对世界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态，走过了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他还将以“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态走完茶寿余生。掩卷《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激动，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渴望那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术境界，追求那种“学贯中外，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向往那种“天人合一、反璞归真”的淡泊，更仰慕那种“处变不惊，毁誉不动”的大气，我们永远是季先生这种学者风范的追随者，人格魅力的感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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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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