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监管经济学

前言

　　《国资监管经济学：从价值坚持到制度创新》一书从解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之谜这一研究视角出发，提出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既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也是其优势之一。围绕国有经济在三十多年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功过是非，在对一些流行观点的产生根源及逻辑缺陷进行梳理和点评之后，本书作者以社会主义新型公平观与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性为逻辑基点，深入论证了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并认为需要在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前提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前沿成果，构建一套能与市场经济实现全面融合和有机结合的现代国资监管制度及现代国企治理机制。　　最后，以现代产权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为依托，系统论证并提出了现代国资监管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制度架构及技术方案，明确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正确路向应是大胆彻底地破除“大政府”、“大国资”、“大监管”观念及其衍生制度，四位一体，并行推进“政资分开”、“资资分开”、“监监分开”和“委企分开”。

内容概要

　　国有经济真是贫富悬殊的元凶吗？
　　国有经济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吗？
　　低效真是国有企业注定的宿命吗？
　　打破国有垄断真能换来公平竞争吗？
　　国进民退真是与民争利吗？
　　国资基金真能实现公平均分吗？
　　国有股权真能简单转为债权吗？
　　《国资监管经济学：从价值坚持到制度创新》以全新视角，深刻揭示“中国奇迹”的真实谜底！以全新逻辑，理性辨识针对国有经济的种种非议！以全新框架，系统提出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独到方案！

作者简介

　　王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国资委信息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有经济、公司治理、现代企业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与他人合作出版《奠基——中国经济五十年》（朱镕基总理作序）、《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第二作者）、《公司治理：理论、机制和模式》等学术专著五部，其中《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获得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后发表《事实与逻辑：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意义及其改革取向探微》、《构建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依据及路径》、《替代、互补与互嵌：市场与企业关系新考察》等论文多篇。

书籍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本书内容构成
三、本书研究方法
四、几个重要概念的内涵界定
第一部分 国资研究流行观点辨析
第一章 “国企”效果负面性之辩
一、低效真是国有企业注定的宿命吗？
二、国有经济真是贫富悬殊的元凶吗？
三、国有经济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吗？
第二章 “国企”行为不当性之辩
一、打破国有垄断真能换来公平竞争吗？
二、国进民退真是与民争利吗？
第三章 国资“民有化”处置之辩
一、国资基金真能实现公平均分吗？
二、国有股权真能简单转为债权吗？
第二部分 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第四章 价值合理性分析
一、新型公平观：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
二、公、私有制成分并存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
三、公有（及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的制度意义
第五章 技术合理性分析
一、对国有企业顶层制度缺陷的讨论
二、对国有企业内在机制缺陷的讨论
三、对国有资本市场适应性缺陷的讨论
第三部分 构建现代国资监管制度，实现国企与市场的全面融合
第六章 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国资监管制度变迁的理论诠释
二、国资监管委托代理链条的构成特点
三、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内涵及特征
第七章 国内外国资监管体制构建的实践及启示
一、发达国家国资监管模式及经验
二、国内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历程
三、新型国资监管体制探索的地方样本
第八章 摒弃“大政府”思维，严格落实“双分开”
一、破除“国有”就是“政府所有”的“大政府”思维
二、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的内在弊端
三、公共类国有资产和经营性国有资产分开
四、“政资、政企双分开”实现方式及路径
五、政府与国资委关系的新定位
第九章 打破“大国资”观念，全面推进“资资分开”
一、“大国资”的本质与表征
二、资源性资产、金融类资产、实业类资产分开
三、中央级国有资产和地方国有资产分开
第十章 坚持“监监分开”，确保国资委专司出资人职能
一、国资“大监管”思维的是非曲直
二、从人大会（或政府）与国资委关系看国资委的身份定位
三、从国资委与国有企业关系看国资委的职能定位
四、国资委与淡马锡的异同
第十一章 以“共同治理”原则再造国有公司治理结构
一、“共同治理”思想契合新型公平观
二、“委企分开”与“三会”职能配置
三、把握国资监管有机嵌入公司治理的关键要素
四、着力构建新型董事会和新型监事会
五、以外部治理促进内部治理
第十二章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更深入地分析我们发现，“国进民退”本身就是一个内容含混并易引发歧义的用语，似乎“国进民退”意味着国家在与普通民众争利，并将“国”与“民”置于一种对立的语境之中。然而，从资本的角度看：（1）“民”只是少部分的“民”，即拥有资本并以资本报酬为主要收入的“富人群体”，代表不了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的白领、蓝领及“泥腿”阶层，实质就是私有资本。（2）“国进民退”似乎意味着国有资本有所“进”，“私有资本”就一定会有所“退”。其实在一定时期内，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的总量都是相对有限，在此处有所“进”，必会在彼处有所“退”，反过来也一样，在此处有所“退”的资本，同时也为在彼处有所“进”提供了投入条件。由此看来，对国有企业的制约不在于“进退”这样的市场行为，而在于“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前文所强调的“进退”手段的非行政化。（3）除非强制剥夺相对方的产权，“进”者必须向“退”者支付对价，这意味着“进”者在获得某项资产控制权的同时须付出等价（静态价值）的货币资金，“退”者在失去某项资产控制权的同时却获得了等价的货币资金，因而，无论“进”者还是“退”者，都只不过是自有资本在循环过程的形式转换（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依序转换和循环），各自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有在资本转换为消费基金，不再以任何资本形式存在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4）资本与资本间“争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内在逻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正是资本与资本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才使得市场活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创新动能得到了最大范围的释放、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最大可能的满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争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平等“争利”。有人将“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间这种合理的竞利行为，偷换为“国”与“民”争利，进一步曲解为政府与“民”争利，但这种脱离逻辑的观点却由于为“民”叫屈而赢得了不少掌声。（5）资本在具体产业领域或进或退，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和特征，这是资源配置再调整的实现方式。只要是地位平等、公平竞争，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只会将自身资本尽可能集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和投资领域，在实现社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形成不同资本在不同领域和地域相对稳定和均衡的分布结构。在这种稳定或均衡状态形成之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资本投入难免具有某种试错性，在原先认为“有利可图”的项目，投资形成后却发现难如人意甚至难以为继，因而不得不有所“退”，而其他投资者却因发现该项目的潜在价值或认为自身有能力实现该项目的预期价值而选择进入，于是便有了所谓的“进”与“退”。（6）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避免“私有”这样的敏感词汇，刻意将“私有资本”换称为“民营资本”、“私有企业”换称为“民营企业”并一直沿用至今，但现在却被“学理化”甚至被道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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