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

前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结构，这已经成为一个思维定式，或者按照加尔布雷斯的用语，成为一种传统观念，以致达到不可更改的程度。然而，既然改革开放导致的在体制和发展诸方面的巨大变化，是任何人都不会予以否认的，与之相应必然要发生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经济增长、人口转变、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由于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到达了一个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于是，我开始写作和编辑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以论述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并尝试揭示其所具有的政策含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历了从研究“三农”问题到城市民生问题，并且在微观层次寻找证据，在宏观层面揭示政策含义的经济学家，我深深地感到，没有对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的深刻理解，就不能把阶段性变化的本质，从劳动力短缺等表面现象中提炼出来，从而无法预测未来的趋势性变化及由此而来的挑战，更难以使自己对于经济政策的各种建议建立在更加符合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的观点在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领域产生了争议，也引起了诸多批评意见。这里，有相当一些批评性的文献并没有依据实证研究，而属于纯粹的概念之争，使我无从回应，许多批评甚至是基于新闻记者的简单报道而做出的，存在颇多误解。对于一些道听途说的批评者，他们用来批评我的论点，常常就是我所赞成并且在文章中反复论证的内容。这场学术批评充分暴露出，学者之间由于方法论基础不一样，有效地进行对话实在太难了，难于上青天。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包括支持我的和对我的批评，除了直接对我的指教之外，更具价值之处，则是促使我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一方面，把观察到的现象与理论和经济史的经验加以对照，另一方面，无意中等待并看到了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获得了更具有一致性的理论自信和更多的经验证据。实际上，从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人们极力否认其作为一种长期阶段性变化的表现，到如今几乎无人不谈工资上涨问题，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存在和深远影响。最值得欣慰的是，学术争论使我的研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这并不是指任何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说通过不厌其烦的讨论和说明，使我形成了关于论证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各种证据的相对完整的视角，以及转折点到来重要政策含义的相对完整的概括。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则是，由于我越来越把说服同行作为一项自觉的任务，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技巧上也有了一些进步。这些研究成果就构成了本书的逻辑框架。在第一篇中，我从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及其后果入手，通过估算农村劳动力的真实剩余现状，描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再次论证了二元经济发展重要转折点的到来。与此同时，我也尝试构造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这样，经济现实不断地与理论相会，我们应该对自己做出的判断越来越有信心。在第二篇中，我从长期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等角度着眼，论述在转折点到来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新挑战，同时论证了政府在其中能够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相关政策含义。在第三篇中，我揭示了在转折点到来之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建设和政策、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政策选择等方面的问题。总之，我希望通过本书提供的经济学分析和观察到的事实，使读者对中国经济所处的转折特征有进一步的认识，共同关心如何迎接挑战的诸课题。本书吸收了很多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同行的研究成果，我尽可能地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其中也包含了我与同事的一些合作研究成果，甚至有些章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以前的合作成果基础上改写的。如与王美艳合作的关于人口结构的分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以及与都阳、王美艳合作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等等。此外，王德文在相关领域与我一道进行的工作，也是许多重要结论的研究基础。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安排的一系列公开或内部研讨会，为我提供了很多机会听取经济学同行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的鼓励，也是本书得以出版的重要动因。此外，我也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的支持，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科研处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中心的帮助。然而，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不足，则应该完全由我本人承担责任。

内容概要

在长期经历二元经济发展之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开始出现重要转折。按照发展规律，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处在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双重转换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这个转折的成功意味着一个崭新发展时期的到来，另一方面，这个转折期间充满了严峻的挑战。本书开创性地把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结合，揭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及其挑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穷人的经济学》和《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第一章　人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　　第二节　“未富先老”　　第三节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　　第四节　“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　第二章　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　　第一节　农村劳动力转移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　　第三节　重新认识“三农”问题　第三章　城市劳动力市场形势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论”　　第二节　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冲击　　第四节　就业的扩大与结构变化　第四章　二元经济发展新阶段　　第一节　刘易斯转折点的发展含义　　第二节　中国二元经济发展　　第三节　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转折点　　第四节　传统增长方式的终结第二篇　第五章　长期增长与宏观经济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的短视　　第二节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内在根源　　第三节　从长期视角反思宏观经济政策　第六章　转折点与宏观经济周期　　第一节　怎样对待传统理论　　第二节　转折点与经济周期　　第三节　符合发展阶段的政策选择　　第四节　如何做到“有保有压”　第七章　参与全球化：平衡与失衡　　第一节　理论神话与全球经济现实　　第二节　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窗口　　第三节　全球化怎样惠及普通劳动者　　第四节　为什么会有全球经济失衡　第八章　二元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　　第一节　“刘易斯之谜”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　　第三节　转折点的政治经济学　　第四节　政府职能转变的转折点　　第五节　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第三篇　第九章　库兹涅茨转折点　　第一节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第三节　扩大就业与初次分配　　第四节　通过劳动力流动缩小差距　　第五节　再分配的优先序和切入点　第十章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第一节　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演进　　第二节　户籍与相关制度改革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规制与立法　　第四节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论　第十一章　自然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匹配　　第一节　“奥肯法则”与中国经验　　第二节　自然失业现象　　第三节　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责　第十二章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第一节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简史　　第二节　未完成的改革任务　　第三节　政策抉择中的两难处境　　第四节　国际经验：共识与多样性　　第五节　深化改革的路线　第十三章　增长方式与减排激励　　第一节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　　第三节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第四节　更高的政策优先序　第十四章　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　　第一节　转折点上的农业阶段特征　　第二节　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　　第四节　比较优势与价格激励

章节摘录

第一章入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绝对数量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将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到来和一个重大变化的发生。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提出了挑战，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比较优势依然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劳动力供给，以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应对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口转变是独特的。其独特性主要在于，所有理论上预期对人口转变会产生影响的因素，在中国的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不仅有普遍存在的常规因素的作用，也有非常规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转变的成功完成。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也相应打上了这个人口转变的烙印。本节从介绍影响人口转变的一般因素入手，讨论中国特有的人口政策，以及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因素对于这个转变的相对贡献，以便为认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提供分析基础。一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特征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对于早期得到发展的欧美国家来说，人口转变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调的过程，因此，通常经历了很长的时间①。而对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转变受到诸多外生因素的影响，与早期的变化轨迹相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偏离。人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是与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相联系的，在死亡率很高的情况下，人口只有靠高出生率才能维持自身的再生产。早期发达国家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上没有产生什么显著的不同特点。第二个阶段是与生活水平初步得到提高、卫生条件改善相联系的。但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早期的过程中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结果，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却可以是从外部输入的。在后一场合，当输入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导致死亡率下降后，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这个阶段的长期存在，不能及时过渡到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上，以致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较高的状态。尽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上述不同，导致人口转变发生的基本因素却是相同的，因而，撇开延续时间的长短，人口转变从过程来说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下面，我们总结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几个基本因素，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最终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变量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有关。跨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界限的贝克尔（Becker，1960），率先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他认为，子女通常被父母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而生育行为则被看作是消费者对子女需求的反应。既然生育、抚养和教育子女像所有的消费行为一样，需要支出物质成本，因此，家庭的财务预算始终会构成父母对孩子需求的硬约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家庭预算约束，即家庭对生育孩子的负担能力，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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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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