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内容概要

　　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作者简介

汉学家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 日本， 1866-1934 )研究领域 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人物介绍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一、生平内藤出身于幕府末期南部藩的一个武士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汉学修养都很高，使内藤从小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5岁开始读《四书》、《二十四孝图》，9岁能作汉诗，10多岁时，他的汉文写作就在乡里颇有名气。他所接受的全部明治新式学校教育是6年小学、2年中等师范。师范毕业后，他在家乡的小学工作了两年，于1887年到东京，开始了他20年的记者生涯。内藤湖南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年近40，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内藤史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和注重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开启了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一代学风，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所以，他的思想与学术，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面，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识力，使得他的“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貌及其精深程度。他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兴趣，一生曾九次来中国，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肯、张元济、方药雨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流。他们讨论时事，切磋学术，唱酬诗文，有些甚至结下了终生的真挚情谊，反映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学术的互动与发展。1893年，内藤辞别政教社，跟随高桥健三离开东京，来到大阪，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重要撰稿人。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社期间发生了日中甲午战争。此时，日本知识层面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日本应如何看待曾经十分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性？中国今后将往哪里去？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由于甲午战争的触发，越来越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探求日本出路的知识分子面前。甲午战争期间，内藤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与鼓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试图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探索日本的天职与前途以及日中关系转型等问题的结晶。正是从本民族的前途与利益出发，从天职的责任感出发，使他越来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开论述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问题，从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动说”，初步显示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内藤史学的基本特色。1897年是作为记者的内藤在学问上丰收的一年，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出版了。这三部著作分别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学史论》，6月出版的《诸葛武侯》、《泪珠唾珠》。《近世文学史论》是综论日本江户时代包括儒学、国学、小说、戏剧、美术、宗教等诸方面的文化变迁的历史的著作。《诸葛武侯》是内藤发表的第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专著。首先，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人传记，作者的笔墨显然更多地落在对三国时代的总体论述上，作者关注的是世运的变迁。如他说，“世运之转移，治平之日，大抵每三、五十年为一变化期，动荡忧乱之际，则十年、十五年就面目全非，以致旧物荡然无存。”其次，他指出:魏、蜀、吴三国力量强弱之对比，是年龄之对比，如赤壁之战吴、蜀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孔明、周瑜、鲁肃三少年与老者曹操之力量对比。他认为在一切动荡忧乱之世，只有少者能洞察时事，把握时机，而老者难以适应，处于劣势。暗示了作者作为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自负，以及作为年轻的日本对亚洲未来的自负。《泪珠唾珠》是作者1887——1897年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大抵为短小精悍的学术小品文，如读书偶得、旅行杂感、书林掌故、人物品评、隽语警句等，“由此大致可窥得作者早年的智慧、思想和文藻之一斑”。三书的出版，虽然只是内藤个人事业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结晶，但从对学术界的影响来说，却是他学者形象的一次集中亮相，由此，也引起更多学界识者的注目。特别是《近世文化史论》，“此书一出，著者之名声一时扬起，被当成当时的名著。” 1899年年末，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中国是他精神上向往已久的文化故乡，有他往昔在汉籍上久已熟悉了的地理人文、名胜古迹。同时，中国也是现实中与日本有着重大关系的亚洲最大邻邦，是日本正欲在此尽己之“天职”的国土。到中国旅行不正是内藤所提倡的“亚细亚大陆探险”吗？在这首次中国行的三个月中，内藤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等地，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他曾在中秋节于北京古城墙上观月，又骑马八达岭远眺长城内外，也曾西湖泛舟、苏州踏青，所到之处，赞美风光景物，考证古迹名胜，评论风土人情，并时而抒发一些今昔对比、日中比较的议论感叹。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经天津报界日本同人介绍，与天津、上海等地的维新人士、学者进行了亲切交谈。这些人中有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王修植等，他们交换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内藤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的，他举出日本维新以来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国能吸取有益之处，并记取前车之鉴。内藤还与罗振玉、文廷式等人结下了学术友谊。他们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这次旅行之所见所感，曾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来整理成《燕山楚水》（别名《禹域鸿爪记》)出版。此书以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深厚学养和对现实中国广泛的反映面以及敏锐的观察力、批判力，增进了内藤中国学专家地位的确立。许多年后，大学东洋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修学旅行，都必须事先读读这部中国历史文化指南。在去中国旅行之前，内藤的住处遭受了一次火灾，他十多年精心积聚起来的图书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些书主要是关于日本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这客观上使他继续从事以往的日本研究带来困难。而1899年的中国行，又使他增进了对中国的具体认识，与中国名学者的交往也增进了自己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信心。这火灾和中国旅行似乎就成了一种标志，即告别以往的杂学，真正走上中国学研究之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进入20世纪的内藤湖南已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中国学专家了。这时他34岁，正过了所谓的“而立”之年。明治20年代，即1887-1897年这十年，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新生国家逐渐确立并走向强大之际，与此相应，在思想界，专制皇权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交织高涨，出现从政府到民间普遍的向外扩张、争取霸权的野心。内藤史学正是以这十年为社会背景而孕育成长起来的，又由于他十几年新闻工作的职业经历，使他对社会政治始终怀有相当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文化史立场的研究和他对于当时日中社会政治的关怀互为表里，成为他作为一个中国学专家的不可分离的两翼。这造成了内藤史学的复杂性，导致了他与那些以学问为目的的纯粹的学问专家的不同。这也正是内藤史学所以能具有时代魅力，并产生重大社会历史影响的原因。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人员，破例受聘于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东洋史第一讲座”，从此，开始了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生涯。在京大，他先后主讲过东洋史概论、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清朝史专题、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绘画史、中国中古的文化等课程。在这期间，他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桑原骘藏、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人，一起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学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实证主义的治学精神，强调实地考察、原典解读、文献收集和考辨等具体实在的治学方法；一是在态度上接近中国、了解中国，保持与中国同行学者的接触交流，尽量真实地、中国式地理解和研究中国的治学志趣。在创建和奠定京都学派的学术方向和治学风格上，内藤湖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京都学派所建立的学术成果，其影响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可谓是博通型的大师级人物，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在中国学之外，他的学问还广泛涉及中日关系史、中日韩关系史以及日本史诸领域，对于邪马台国的论争、对于江户时代町人思想文化的研究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1926年，60岁的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筑室隐居于京都郊外相乐郡的瓶原村，自题室名为“恭仁山庄”，直至1934年因胃癌病故。内藤湖南一生曾分别于1899年、1902年、1905年、1907年、1908年、1910年、1912年、1917年、1933年9次来中国旅行、考察，足迹遍及华北、东北、长江流域的所有主要大城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则是屡次游历。他游览名胜古迹，调查、收集珍贵史籍，还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张元济、文廷式、沈曾植、方药雨、郑孝胥等人有过访谈或较多接触，他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比较中日历史文化的异同，切磋学术，唱酬诗文。他与上述的有些人甚至结下终生的真挚情谊。这增进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近代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二、主要学术思想内藤湖南提出了“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时代划分学说和他关于“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的中日文化关系论。内藤湖南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东洋文化发展的历史，应以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作为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的标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大体是由内而外地不断扩大：先是黄河流域形成中原文化，然后不断向外扩展，影响及于周边地区，使那里落后的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这就像池中涟漪由中心一圈一圈地向外围、向四周扩散一样；边地民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教化后，逐渐觉醒、成长、壮大起来，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力量，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原文化，就像池中涟漪遇到岸的抵挡后，由岸边向池中央反射反作用力一样。这种反作用力使得文化发达过度、出现衰弱现象的中原文化受到年轻文化的刺激而再生活力，不断更新延续、发展壮大，老而不死。内藤湖南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外作用和受到外来反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的文化体系。根据以上理论，内藤把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每个时期之间又存在一个过渡期：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2世纪中期)。这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代。第一过渡期：东汉中期到西晋(2世纪后期～4世纪初期)。这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第二期：中世。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4世纪初期～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外部异民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过渡期：唐末到五代(9世纪中期～10世纪60年代)。这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第三期：近世。宋代以后到清代。这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代。这时期此前的贵族没落了，君主得以建立独裁政治，与此相应，中国官僚群体最后形成，开始出现平民主义倾向，文化回归到庶民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近代。内藤认为：进入近世，是中国文化的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趋圆熟，向往于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繁琐，特别苛求心境的宁静和生命的延续。民族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知识分子将精力投注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所作的时代划分以及确立“宋代近世说”，是以其对现实中国的关心作为思想背景的。对清末中国的研究，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政局反复动荡、军阀割据的黑暗时代的失望，促使他去追寻他所看到的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在中国史上的什么时期开始形成的？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宋代”。他发现“宋代以来的近世”是中国目前弊端的根源，是中国走向未来所必须克服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宋代近世说”虽然描述了一个远远领先于同时期世界各地区的、高度发达、灿烂辉煌的宋代文明景观，但它属于近1000年前的中国；而正是这一早熟的文明，催生了眼前这个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亟待寻求出路的中国，这才是现实的、真实的中国。内藤湖南在论到文化发展时，多次用人的一生成长来作比喻，他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像是一个人经历幼年、青壮年、老年一样，有其各自的阶段性。由此可见，早熟的、过早进入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目前所面临的弱势就只能是老衰之弱。相比之下，欧洲与日本今日之强，就是文化未成熟的、青壮年之强。“宋代近世说”与其说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一个论断，不如说是内藤湖南借助这一学术发现和论断，来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性质、特征及未来走势的理论前提。关于中日文化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学术活动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问题。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湖南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主要学术成果 1969年到1976年，筑摩书房陆续出齐《内藤湖南全集》，共14卷，收集了内藤湖南生前的绝大部分著作。未收入全集的文章注明当时刊载的报刊。(一)著作1897年 《近世文学史论》(旧名《关西文运论》) 东华堂，收入全集1卷。《诸葛武侯》 东华堂，收入全集1卷。《泪珠唾珠》 东华堂，收入全集1卷。1900年 《燕山楚水》(旧名《禹域鸿爪记》) 博文堂，收入全集2卷。1908年 《满洲写真帖》 东阳堂，收入全集6卷。1912年 《清朝衰亡论》 弘道馆，收入全集5卷。1914年 《支那论》 文会堂，收入全集5卷。1916年 《清朝书画谱》 博文堂，全集不收。1923年 《宝左庵文》(汉文) 私人出版，收入全集14卷。1924年 《日本文化史研究》 弘文堂，收入全集9卷。《新支那论》 博文堂，收入全集5卷，1928年 《研几小录》(又名《支那学丛考》) 弘文堂，收入全集7卷。《玉石杂陈》(汉文) 私人出版，收入全集14卷。《航欧集》(汉文) 私人出版，全集不收。1929年 《读史丛录》 弘文堂，收入全集7卷。1931年 《新制中等东洋史》 金港堂，全集不收。《新制汉文入门》 金港堂，全集不收。1936年 《东洋文化史研究》 弘文堂，收入全集8卷。1938年 《支那绘画史》 弘文堂，收入全集13卷。1944年 《清朝史通论》 弘文堂，收入全集8卷。《支那上古史》 弘文堂，收入全集10卷。1946年 《先哲的学问》 弘文堂，收入全集9卷。1947年 《支那近世史》 弘文堂，收入全集10卷。《中国中古的文化》 弘文堂，收入全集10卷。1948年 《目睹书坛》 弘文堂，收入全集12卷。1949年 《支那史学史》 弘文堂，收入全集11卷。1970年 《支那目录学》 筑摩书房，全集12卷。1976年 《湖南文存、湖南诗存》(汉文) 筑摩书房，全集14卷。1969年至1976年 《内藤湖南全集》全14卷，筑摩书房出版。(二)单篇文章(后被全集收入的，只标全集卷数，未收入者，标当时报刊名)1887年 宗教家与教育家 《明教新志》2301～23091889年 佛教在文学上的功绩 《大同新报》18～191890年 新年献辞 《大同新报》20日本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大同新报》24、26亚细亚大陆的探险 全集1卷1891年 新年论日本人的地位《日本人》65秦时明月 全集1卷1893年 赠渡美僧序 全集1卷重赠渡美僧言 全集1卷赠渡美僧杂言 全集1卷1894年 所谓日本的天职(上) 全集2卷朝鲜的经营 《二十六世纪》7地势臆说 全集1卷日本的天职与学者 全集1卷1895年 读史小言 全集2卷受动的外交《二十六世纪》16儒佛兴替说(上) 全集6卷北京城的沿革 《太阳》1之201896年 伊藤侯不宜出使之任 《二十六世纪》19读宋史 全集6卷日俄协定条约可恃乎 《二十六世纪》201897年 学变臆说 全集1卷时代与中心 全集1卷语言、思想，事实 全集1卷支那学变 全集1卷台湾政治的大目的 全集2卷台湾施政的革新 全集2卷1898年 明治三十一年的台湾 全集2卷福建口岸的警备 全集2卷我邦对于沙市暴动的处置 全集2卷清国警察顾问的聘用 《万朝报》明治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关于台湾的铁道 《万朝报》明治三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关于近日的外交论 全集2卷大国民、小人物 全集2卷清国改革的风气 全集2卷支那改革说的二时期 全集2卷应如何对待康有为等人 全集4卷梁启超政变论读后 全集2卷非战论 全集2卷1899年 清国最近的形势 《万朝报》明治三十二年一月十四日支那的现势与我国的外务方针《万朝报》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清国未烬之改革风气 全集2卷助成支那改革之一手段 全集4卷列强果真欲瓜分支那吗 全集2卷东亚同文会的清国派遣员 《万朝报》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汉口的商工业 全集2卷英国的支那保全 全集2卷支那人的一统思想 全集2卷支那人杂居问题 全集2卷再论支那人杂居问题(非开放) 全集2卷支那改革的难易 全集2卷1900年 论在清国的领事馆 全集2卷支那的内河航运 全集2卷清国事变的真相 《万朝报》明治三十三年二月四日支那问题与南京北京 全集2卷支那调查的一个方面(政治学术的调查) 全集2卷日本人读书的弊习(附汉学的门径)全集2卷明东北疆域辨误 全集7卷清国创业时代的财政 全集5卷支那与西洋诸国的关系 《东洋战争实记》3支那问题的现状全集3卷领土保全与满洲全集3卷支那保全与大阪全集3卷北清事变半岁史全集4卷1901年 城西读书记 全集12卷剔灯漫录 全集6卷读书偶笔 全集12卷再论“六朝清谈的由来” 全集12卷清朝兴衰的关键 全集5卷应向支那派遣奇籍采访使 全集12卷满洲利益均沾论 全集3卷关于清国的新政 全集3卷西藏问题 全集3卷读书记三则 全集12卷清国改革难 全集3卷代清国谋(满洲与新疆、西藏) 全集3卷清国改革的一个新障碍 全集3卷袁氏的赴任地(涉及天津交还问题) 全集3卷对清问题的新时期 全集3卷俄清间调停 全集3卷1902年 如何接应清国的改革 全集4卷接应清国改革的准备 全集3卷蒙文元朝秘史 全集12卷对于清国的版权同盟问题 全集3卷关于俄清满洲条约 全集3卷满洲条约的调停 全集3卷再论满洲条约全集3卷满洲开放之议 全集3卷北清居留地的经营 全集3卷对于支那学术性的调查 全集3卷清国守旧派的增进 全集3卷直隶的团匪 全集3卷满洲开放附带的重大事件 全集3卷天津的将来 全集3卷北京大学教头的应聘 全集3卷1903年 清国的军器秘密输入 全集3卷欢迎满洲问题 全集3卷辽河通航问题 全集3卷满洲之价值 全集3卷满洲论的分派 全集3卷访书涉笔(一)全集12卷1904年 清国中立问题全集4卷战局的变化 全集4卷海军的凶报 全集4卷旅顺的包围 全集4卷南满洲大势的决定 全集4卷旅顺舰队出口与战局 全集4卷满洲军总司令官的进发 全集4卷辽阳战胜之阶值 全集4卷辽阳战的真相 全集4卷访书涉笔(二) 全集12卷1905年 东洋学术的宝库全集4卷1906年 访书涉笔(三) 全集12卷日本人在满洲的最初足迹全集4卷奉天宫殿所见的图书 全集12卷1907年 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全集12卷韩国东北疆界考略 全集6卷日本满洲交通略说 全集8卷1908年 间岛吉林旅行谈 全集6卷1909年 间岛问题私见 全集6卷间岛问题协议案私议 全集6卷敦煌发掘的古书全集12卷1910年 东洋史学的现状 全集6卷满铁中立问题 全集4卷卑弥呼考 全集7卷1911年 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考 全集12卷清国的立宪问题全集5卷支那史的价值 全集6卷支那学问的近状全集6卷革命军的将来 全集5卷支那时局的发展全集5卷1912年 关于承认中华民国 全集5卷奉天访书日记 全集6卷文溯阁的《四库全书》 全集12卷关于支那的时局 全集5卷清朝学者与佛教 全集6卷奉天访书谈 全集12卷清朝开国期的史料 全集7卷1913年 支那现势论 全集5卷革命的第二次争乱 全集5卷以往的满洲研究全集8卷关于支那的书目 全集12卷关于史记 全集6卷1916年 支那将来的统治 全集4卷支那国是的根本义 全集4卷支那美术的传入 全集13卷关于支那的帝国问题《青年の实业》10之1支那时局私见 全集4卷支那的政治 全集4卷支那问题 全集4卷王亥 全集7卷支那近代的户口问题 全集6卷古代支那贸易与绢织物 全集6卷从袁氏失败应得之教训 全集4卷1917年 支那上古的社会状态 全集8卷关于支那古典学的研究法 全集7卷支那动乱鄙见 全集5卷续王亥 全集7卷如何可图支那之存立 全集5卷支那视察记 全集6卷1918年 拉萨的《唐蕃会盟碑》 全集7卷支那的现状 全集5卷根本的对支那政策全集5卷对支那势力的发展全集7卷关于满蒙丛书刊行全集12卷1919年 作为支那通货的银全集8卷支那的政治性复活全集5卷东北亚细亚诸国的感生帝说全集8卷国亡文化在《大阪新报》大正八年六月十一至十三日孙氏浅薄的意见 《大阪朝日新闻》大正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被俗论所贻误的支那 《大阪朝日新闻》大正八年七月二日支那的排日论 全集5卷支那经济上的革命 全集5卷支那政治的复活 全集5卷支那教育谈 全集5卷1920年 在支那统一之前 全集5卷外国人在支那的教育设备 全集5卷地理学家朱思本 全集7卷支那的社会组织 《井华》122近获之二三史料 全集7卷支那近时的内在纷乱 全集5卷清朝季世的代表性画家 全集13卷都尔鼻考 全集7卷章实斋先生年谱 全集7卷1921年 尚书稽疑 全集7卷关于殷墟 全集8卷尔雅的新研究 全集7卷柯氏《新元史》的价值 《大阪每日新闻》大正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支那人所持支那将来观及其批评 全集8卷支那的国际管理论 全集5卷何谓日本文化(一、二) 全集9卷1922年 支那是什么 全集5卷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 全集7卷禹贡的制作时代 全集7卷关于支那的古钱及金石 《货币》35评梁启超氏的非国际管理论 《表现》2之3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全集8卷胡适之新著《章实斋年谱》读后 全集7卷日本文化的独立 全集9卷余所见之张作霖氏 全集6卷支那的颓废现象 《大阪朝日新闻》大正十一年八月十七、十八日1923年 易疑 全集7卷1924年 支那研究的变迁 全集5卷关于染织文献的研究 全集8卷被焚毁的蒙、满文藏经 全集7卷1925年 最近日支佛教的倾向 《中外日报》7853、7854唐朝文化与天平文化 全集9卷1926年 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 全集8卷欧洲所见东洋学资料 全集12卷回归支那 新新支那之一倾向 全集8卷唐写本说文残卷 全集12卷宋乐与朝鲜乐的关系 全集7卷1928年 日俄战争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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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例言第一章 史的起源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一、史书的材料二、《六艺》的形成《易》《书》《诗》《礼》《春秋》《论语》三、“诸子”的形成四、《六艺》外传五、《楚辞》及诸国之代表著述六、术数、方技之书七、《汉书·艺文志》未载之书八、先秦著作的发达程度九、史官的地位第五章 《史记》——史书的出现一、思想及记录统一的趋势与《史记》的出现二、《史记》的著述目的三、后代对《史记》的评论及邵晋涵的评论四、《史记》编纂的体例五、后人对《史记》编纂法的评论六、方苞及章学诚的评论七、以往评论的不充分之处八、史部书籍的发端第六章 《汉书》第七章 《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一、纪传、编年二体的并行二、由书籍分类法变迁所见之史部书籍的发展三、正史编纂法的变迁1.史料处理方式的变化2.从一家著述到分纂的变化3.正史体例及内容的变化四、编年史、通史、类书体的历史五、正史以外史部书的发展六、史注的发展七、史评的发达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一、类书史学所受到的影响二、史体的渐变1.史学的古文复兴2.《南史》、《北史》3.古文复兴与经学新研究对史学的影响三、史书的注及其变迁四、史官的变迁第九章 宋代史学的进展一、《新唐书》、《旧唐书》——史体的变化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三、《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帝王学的变化四、《资治通鉴》《通鉴》的注释书朱子的《通鉴》评论五、《通鉴》的影响六、正统论七、郑憔的《通志》八、经学的变化九、金石学的发达十、目录学十一、《实录》与《起居注》十二、《玉海》与《文献通考》第十章 元代的史学一、《宋史》、《辽史》、《金史》的编纂及正统论二、元代的史书及史料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学一、《元史》的编纂二、大规模的编纂物三、掌故学之一变四、李贽的史论五、杨慎的学问六、归有光的《史记》评点七、胡应鱗的《笔丛》八、正统论九、王光鲁的沿革地图十、焦竑的目录学十一、金石书十二、经世文的编辑十三、类书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学一、《明史》的编纂二、黄宗羲与浙东学派三、顾炎武四、工夫之与胡承诺五、徐乾学及其门下（一）六、徐乾学及其门下（二）七、修补旧史的史学八、天文历算学的发达九、考订旧史的史学（一）十、考订旧史的史学（二）十一、浙东学派的史学十二、《汉志》、《水经》之学十三、古迹的研究十四、古史的研究十五、西北地理之学（一）十六、西北地理之学（二）十七、金石之学十八、校勘之学十九、野史、别史与掌故之书二十、官书二十一、史评附录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章学诚的史学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跋后记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索引凡例人名索引书名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的起源关于中国的历史即记录的起源，是可以将记录的起源与记录者即史官的起源同时予以考虑的。据传说，黄帝的史官有仓颉、沮诵等人物（《史通•史官建置篇》）。关于仓颉的记载见于《世本》和其他各种古书，被认为是最初制作书契的人；有关沮诵的记载见于《风俗通》（《后汉书．献帝纪》注引）。当然，作为黄帝时的事情多属于传说。作为传说，虽有所谓仓颉作书契的说法，但是否可以认为他就是史官呢？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实，在古时候作书契就是作记录，这被认为是史官的职务；所以仓颉作书契可以认为是对史官的传说。至于沮诵，虽然沮是姓诵是名，但是“诵”，在古时候是讲述、传授往事的意思。《国语·楚语》“矇不失诵”的“诵”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庄子·大宗师》中有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这里的“副墨”是记录的意思，说的是洛诵口传之事。由于“诵”是口传的意思，所以黄帝时有关名叫沮诵之史官的传说，与其认为是有关记录官不如说是对口传官的传说。另外，刘知畿《史通》（《史官建置篇》）曰：夏时有孔甲、殷商有尹逸等史官。这也是极其含糊的说法，夏代有叫作孔甲的王，大概与此人物无关。也有记载说孔甲乃黄帝时的史官，当然也不是准确的说法。而所谓尹逸，说是殷代的人物，此说的根据已不得而知。刘知矮应该是有所根据的，但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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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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