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白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斯丹达尔 页数：684 字数：672000 译者：王道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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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文集中的一种。小说主人公吕西安是银行家之子，但对继承父业不感兴趣，从军当了骑兵团少尉，开进南锡城时不慎坠马，偶遇看热闹的年轻美貌女子夏斯特莱夫人。夏斯特莱夫人年轻守寡，拥有百万家产，是南锡上流社会中不少贵族青年猎取的对象。但夏斯特莱夫人却对吕西安颇有意，于是两人就开始了一场真诚而热烈的恋爱。司汤达把这对年轻男女的感情纠葛，放到当时法国七月王朝各种社会力量互相矛盾、较量的背景中来描写，因而写得生动又深刻。
作者简介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和文艺评价都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红与白》与其代表作《红与黑》属于姐妹篇，原名《吕西安.勒万》。本书是其创作的众多文集中的一种。
书籍目录
译本序原编者序序一序二序三第一部第二部附录一 社会地位附录二 亨利·贝尔
章节摘录
“别人怎么看随他去，既然实质上不过是为有趣好玩才穿上这身军装。” “一言难尽啊，我贤明的朋友!我有一种你不能理解的虚荣；我的处境也许是难以忍受的；有一些嘲笑，我也许就对付不了。我已经陷入绝境，难以自拔，我看只有战争爆发，我才能摆脱出来。” 吕西安把这些心事以及交上这位新朋友的经过都写信告诉了他的母亲；他要求母亲信看过以后原封退回给他；他们母子之间一向有默契，互相以最坦率的友情来对待。他在信上写道：“我的不幸这里我就不讲了，我若是成为父亲和我离开就会感到生活黯然无光的人的嘲笑对象，那我就会加倍痛苦。” 那天夜晚在博纳尔先生家中遇到戈提埃先生并和他交了朋友这件事幸好马莱尔上校不知道。这真可说是吕西安的幸运。这位长官的存心不善、心坏恶意在骑兵团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也许这位体面人物早已打定主意要搞出一次决斗来，好把这个年轻的共和派从他这里给搞掉。他认为这个共和派太放肆，有恃无恐，竟敢公然犯上顶撞。 有一天早晨，上校派人来找吕西安，而吕西安整整给拖延了三刻钟才见到这位长官。他被引进一间很脏的接待室，那里正好有三个骑兵在擦二十双皮靴，他只好站在中间等。他想，“这明明是故意制造事端，只当没这一回事，对他这种坏心思只能用这个办法对付。” 上校紧紧咬着嘴唇，拿着酸溜溜的腔调，对他说道：“先生，有人向我报告，报告说你在你的住处大吃大喝，阔气得很，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随你多么有钱，你都应该和你的同志各位尉官先生一样吃四十五法郎的伙食。我的话完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吕西安气得心怦怦直跳。从来还没有人用这种腔调和他说话。“照这么说，就是在吃饭时间，我也非得和这些可爱的同志混在一起不可了，这些人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我面前用他们超人一等的优越感活活把我压垮。博马舍说过：我的生活就是战斗。我的天，这话应该轮到我说了。”他笑着对自己这样说：“好吧!我顶得住，受得了。戴维鲁瓦也许以后不会有机会反复讲他那些话了，说什么我投胎投得好；我要回答他：现在我还要活下去。”吕西安立刻就去缴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当天晚上，就到食堂去吃晚饭，并且摆出一副令人惊奇的鄙夷态度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 两天后，清晨六点钟，骑兵团士官长之一、上校的心腹和狗腿子跑到他的住处来找他。这个人摆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对他说： “没有经过—亡校批准，中尉和少尉先生禁止离开兵团驻地方圆两里的范围。” 吕西安不说话。士官长生气了，板起面孔，傲慢地拿出一份书面的地形标志图留给吕西安。这上面各条不同的道路两里范围的界线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要知道，沃邦的工程兵团修建南锡城，就是布置在这样一片恶劣而干裂、寸草不生的平原上的。出城三里就进入勉强可以通行的丘陵地带了。吕西安这时真恨不得举起手来把这个士官长从窗口扔出去。 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吕西安非常注意、甚至是满怀敬意地听他讲这类事情以及别的事情，不过他也十分小心不要让他有礼貌的态度逾分以致变成赞成同意。“我么，我是平民、自由派，面对这种种虚荣偏见，除非我站出来反抗，或许我能算一个什么，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这时杜波列走了过来，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接过侯爵的话头说话，他说：“经过像上面讲过的那些情况，人家就要把某一个聚居区域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居民。这就是所有自由派的最终目标。在目标没有达到之前，民法承担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一律造就成小资产所有者。有哪一家贵族在族长死后能经受得了持续不断的析产?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的孩子还有出路，因为民法鼓吹财产平等——我呀，我真想说这民法简直像地狱一样叫人活受罪——所以征兵制度就把平等原则也带到军队里面去；在军队里升级也要根据法律；君主政权的恩赐不起作用了，不算数了；何必取悦于国君?所以，先生，这个问题提出之时，也就是君主制度灭亡之日。再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看，那又怎么样呢?伟大的遗产继承制度被取消，君权从此也就宣告完结。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存在于农民中间的宗教；因为，没有宗教，根本谈不上对富人和贵族的尊重，没有宗教，剩下来的只有怀疑一切、重新审查一切那种可怕的精神；丢掉了尊重，嫉妒就代之而起；这样一来，只要有一点不公平，好，那就造反。”德·毕洛朗侯爵这时开口说道：“所以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耶稣会教士召回嘛，再花上四十年工夫根据一项法律把教育垄断权统统交给耶稣会教士去掌管。” 有趣的是这位侯爵一面坚持他这个主张，一面又自命为爱国者；在这一点上，比之于老混蛋杜波列，他不免逊色多了。杜波列那天从德·毕洛朗先生公馆出来，曾经对吕西安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公爵，百万富翁，宫廷贵族，他就根本用不着考虑他的地位是不是合乎道德、普遍幸福这一类好听的名目。他的地位、立场永远是好的；所以应该尽力保持他的地位，并不断地改善加强，否则舆论反而看不起他，说他是懦夫或傻瓜。” 用认真而有礼貌的态度去听这一类说教，不论这种说教多么冗长也不许打呵欠，这就是吕西安sine qua non(唯一的)义务，也是南锡上流社会赏赐给他的大恩大德、容许他到他们中间去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天夜晚，在回家的途中，他差一点站在马路上就睡着了，当时他是这样 想的：“必须承认这些人比我身价高贵百倍，居然肯赏光用最高贵的讨好方式来同我谈话，这的确是好事，可是这些狠心的家伙，把我真折磨得快死了!真受不了啊!不错，回到我的住处，我可以上到三楼我的房东博纳尔先生家里去坐一坐；说不定我在他家还能见到他的外甥戈提埃。戈提埃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见到你，就要抬上种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来炫耀一番，不过涉及到的问题都有点枯燥乏味，讲到激昂慷慨处，问题的单纯性要求的表达方式就不免生硬粗暴。粗暴又能把我怎么样?真理也得允许人家打呵欠呀。 “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非在自私却又彬彬有礼的顽固的正统派王党和高尚却又令人生厌的顽固的共和派之间度过我这一生不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我父亲‘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七一O年、拿五万利弗尔年金?’这句话的含义。” 吕西安每天晚上非得硬着头皮去听的这些言论，只是把南锚和外省贵族阶级根据《每日新闻》、《法兰西报》等报纸的言论略加提高再无聊地加以复述，不过如此而已。这在读者当然只听一次也就够了。但吕西安耐心地这样熬过一个月之后，他得到的结论是：贵族大地主社会 实在叫人无法忍受，这些人士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好像这个世界除他们存在以外别无他人，而且不谈则已，一谈起来就是高级政治问题和燕麦的售价问题。 德·夏斯特莱夫人想到这里，当然心情十分沮丧，愁闷不堪。可是勒万这时却像过去那样，又开始焦灼不安地重新审视着她。他心里想： “看，看，这是我的军阶和我那窄窄小小的肩章所能有的那么一点价值在发生作用。特别是人们看见你把手臂挎到一位上校的臂上，或者此人还不称意，再另外去找一个中校，或者至少去找一个骑兵队的队长，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了。我能引起注意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尉，在南锡上流社会，谁会拿出这样的身份来炫耀?得有带穗子的肩章才顶用啊。” 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英雄的这篇道理是相当愚蠢的，应当说，他不仅不可能幸福，而且简直目光如豆。他这样想过以后，真恨不得马上钻到地下一百尺外躲起来才好，因为他又开始爱她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境也未必佳。他们两个人都为前天在绿色猎人森林里不期而遇的幸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小说家还是像从前那样在某些重大关节上有权从中引出什么道德教训的话，那么在这里就应当大书特书曰：“不慎爱上了自家所知甚少的人，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仅仅见了五次面，就能让他成为自己幸福的主宰！”如果写小说的人将上面这个思想翻成浮夸华丽的文体，甚至用宗教性的暗示结尾，那么，某些蠢人一定会说：“这是一部道德性的作品，作者肯定是十分可敬的人物。”因为这些蠢货除开法兰西学院推荐的几本书之外，这本书他们并没有读过，所以像下面这样的言论他们是说不出来的：“按照我们现今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一个女人在一个所谓正经的年轻男人访问过五十次之后，在他身上所能看到的除了他的属于某种等级的才智，和他说漂亮的废话的本领达到什么水平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难道她能看到他的内心、他追求幸福的独特的方式?要么一无所见，要么就看到他不是正经人。” “死难道就是这样?”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是得了一种普通的热病而已，这她是一点也不怀疑的，所以她这样问自己。“如果有勒万先生在我身旁，死也甘心。如果我失去勇气，他会给我勇气的。要是真的失去他，活着也就没有多大乐趣。在外省这个地方，这些人真叫我生气， 在见到他之前，这里的生活是多么阴郁愁闷……但他不是贵族，而是一个稳健派的军人，更糟的是，一个共和派……” 德·夏斯特莱夫人宁愿一死。 她对德·欧甘古夫人恨了起来，可是一发现心里生出这样的恨，她又看不起自己。她已有整整半个月没看到勒万，她对他的一份情意反让她感到痛苦。 勒万在失望中曾到达尔奈寄出过三封信，幸而信都写得十分谨慎，三封信都被贝拉尔小姐截去，她现在已经和杜波列博士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勒万盯住博士，寸步不离。他这步棋走错了。勒万这个人让他去搞虚伪狡诈手段他可没这个本事，他不可能同一个无耻的阴谋家成为知交。他无疑弄得杜波列十分恼火。勒万看不起骗子、卖身投靠的人、伪善者，他这种天真幼稚让博士非常生气，使他觉得勒万讨嫌可恨。他们谈到波旁王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不大，这时，博士对勒万的健全思想倒感到惊服；有一天，博士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他对勒万说： “这个问题，至于我，难道我是个傻瓜?”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本序 时间是最有权威、最公正的文艺评论家。旧日文坛上多少煊赫一时、其实平庸无奇的作家，如今纷纷被时间的大浪淘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至今依旧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及其作品，不是依靠某种侥幸，而是依靠他们的才华，依靠他们丰富的经历，依靠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斗争的参预，依靠他们当时深刻的观察、思考与感受，才获得这种成功的。他们的作品忠于生活，忠于现实。尽管他们写的是过去年代的事情，但至今人们读来，依然如在目前，仿佛亲历其境，亲闻其声，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不禁油然而生。司汤达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红与白》，原名为《吕西安·勒万》，像他的《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一样，也是一部经过时间考验而在法国文学史上扎下根来的传世之作。 《红与白》是司汤达自一八三四年五月至一八三五年三月间写成的。全书共六十八章，当时已定稿者有十七章。司汤达生前未及出版。作家逝世十余年后，即一八五五过他也十分小心不要让他有礼貌的态度逾分以致变成赞成同意。“我么，我是平民、自由派，面对这种种虚荣偏见，除非我站出来反抗，或心。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出现经亨利·德布拉伊校订、由商皮翁出版社出版的可靠版本。现在的版本共分两部：第一部写本书主人公吕西安·勒万作为骑兵团少尉到南锡后的经历；第二部描写吕西安回到巴黎后的从政生活。司汤达原计划再写第三部，但后来却放弃了这个打算。尽管如此BB，这两部六十八章，还是对吕西安的性格、思想、感情与抱负作了完整的艺术概括，在故事情节上也保持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生活是文学与艺术的源泉。一个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思想和抱负，对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具有深远的影响。《红与白》诚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其中却折射出司汤达生活经历与思想活动的某些身影和闪光。 司汤达生于一七八三年。当时在朝统治的是国王路易十六。司汤达出生六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司汤达虽然出身于一个信仰宗教思想保守、反对革命的有产者家庭，但他从小在外祖父这个伏尔泰信徒的影响下，很早就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他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他曾回忆说：他在共和军获得胜利的日子里，偷偷地缝制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就在他家大住宅的一个房间里举起这面旗子，表示庆祝。后来这面旗子给撕毁了，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殉国的勇士。 但是法国大革命几经波折：这一阵子吉伦特派当权，下一阵子雅各宾派执政；后来又发生马拉被暗杀，雅各宾派被推翻，罗伯斯比尔被送上断头台；于是保王派趁机在各地发动叛乱，甚至想夺取巴黎；但他们的阴谋被青年将领拿破仑一举粉碎。这以后拿破仑称帝，接着又把革 命烽火烧向全欧洲，但是征俄一战，惨遭失败，拿破仑被放逐于厄尔巴岛；再后来波旁王朝复辟；接着，拿破仑潜逃回来，重新登台，但他只支撑了一百天，波旁王朝第二次卷土重来，一度被赶下台的路易十八重新执政；以后又是查理十世统治，六年后引起七月革命，革命失败，统治大又就转到路易—菲力浦手里。 ……
编辑推荐
时间是最权威，最公正的文艺评论家。司汤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如同他的《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一样，也是一部经过时间考验而在法国文学史上扎根下来的传世之作。相信每位读者都能从这部司汤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读懂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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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1条)
- 这本书确实就是我想要的，无论内容还是封面，都非常雅致，装帧非常精美。第一次从当当网买书，觉得他们工作非常有效率，只两天书就到手上了。而且，书的包装完好无损，感觉非常不错。今后买书又多了一个必去的地方。祝福当当网！
- 为什么没人知道红与白的故事呢
或许是因没有流血的残酷
或许是因不够夸张
庆幸有这样一本残卷
在爷爷的一堆医书中等我二十年
让我在那青春尚未走远的夏日里
为了一段故事痴狂失眠
而不舍得分享一滴一点
- 现代批评已经使司汤达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和文体大师之一，而在1835年，这一切还隐藏在不可逾越的时间的铁幕之后，亨利·贝尔（司汤达原名）并不知道自己将作为经典作家中的佼佼者而不朽，他在《吕西安·勒万》（即《红与白》）的手稿边上写下：“但是，真正盘踞在我心上的，仍然和过去一样，是to make an chef d’oeuvre（写出一部杰作）”。这句话足以让任何一个对文学抱有勃勃雄心的人感奋不已（这种雄心在后现代的语境里是否已经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却也暴露出当时已经写出《红与黑》这部旷世杰作的作家心中那未酬的壮志，和那句著名的题词“To the happy few（献给幸福的少数）”一起，是自信与怀疑的辛酸混合。
《红与白》动笔于1834年，是年，自称“un fils du siécle”（即“世纪之子”）的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刚与女作家乔治·桑在彼此给予的创伤分手，也在这年，“现代小说之父”、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巴尔扎克写出了他的名篇《高老头》。当时欧洲的氛围，请看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段精辟的概述：“到卢梭时代，许多人……已经开始想望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让他们把刺激足足尝个饱。当1815年政治界回归平静的时候，这又是那么死气沉沉、那么僵硬刻板、与一切蓬勃生活那么敌对的一种平静，只有丧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浪漫主义者不追求和平与安静，但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他们对工业主义毫无好感，因为它是丑恶的，因为苦心敛财这件事他们觉得与不朽人物是不相称的，因为近代经济组织妨害了个人自由。在革命后的时代，他们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P215-216）。这段引语长是长了点儿，但实在非常重要，它不仅为延续至今的广义的浪漫主义传统提供了一个心平气和、高屋建瓴的概括，而且为解答与本文有关的两个问题提供了最佳的启示。这两个问题是：司汤达作为艺术家的归属何派与《红与白》一书的主旨何在。
先看第一个问题。按照我国的标准文学史，司汤达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作家。这种说法自有其与事实相符合的地方，然而，任何一位具备稍微敏锐一些的艺术感觉的读者，不可能不从司汤达的作品中发现一种与其他被划如同一阵营的作家之间的重大差异。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者不如直接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情感素质，它在司汤达身上强烈而顽固的存在着，它与“批判”、与“现实主义”互相抵牾，然而通过作家的努力，两者最终在他的作品里达成了某种奇妙然而和谐的共生。
司汤达的几乎所有小说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基本配方：爱情、野心、拿破仑。姑且不谈如此一成不变的老调如何全凭着作者的天才而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只需注意其中传达出的那种对英雄壮举、不朽功业的向往和对“又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的追求是否符合罗素对浪漫主义所下的定义。此外，司汤达终其一生对意大利民族有专一乃至到偏执程度的热爱（这种热爱与他对同时代法国人的轻蔑形成对待），这固然是因为他发现只有意大利的“男男女女”才最懂得“谋求幸福的最确实而又最直接的途径”，然而，倘若把他对意大利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加入考虑，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出更多的意味。
悖论的是，作为一个文学史术语的浪漫主义，具体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的那种浪漫主义，其中所蕴含的反理性主义、对东方的异国情调的崇拜、对梦幻的迷恋以及最终向天主教的回归，都与司汤达格格不入。特别是浪漫派泛滥的感伤和浮夸的修辞，更使司汤达的精致的品味无法忍受。因此，对当时的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是满怀厌恶的，作为其对立面，他追求的是准确、精炼、明晰的风格，以至在写作《巴马修道院》期间，他每天早晨坚持阅读两三页《民法》，以免（堕落到向浪漫派那样）“用矫揉造作的手段去迷惑读者的心灵”。为此，从一种并非毫无道理的意义上，司汤达把自己成为“古典主义者”。
司汤达具有非凡的天赋才智，又受到十八世纪理性的感觉论哲学家们的深刻影响，于是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位敏锐而近乎冷酷无情的观察家。然而与一般观察家不同之处在于，司汤达的观察不仅限于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琐屑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质，而是独具一种宏观的眼光，能够洞察到社会的基础结构（政治和经济）的深层变迁，又有一支如椽巨笔，能够通过一部单一的长篇作品创造出整个一个时期的本质境况的同态结晶体。司汤达的材料是经过沉思而高度提炼过的，他的语言警策而透明，他的小说结构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这一切都是使他超拔于侪辈之上独特的艺术品格，另一方面，更有一种如火焰般炽烈的激情，犹如画龙点睛一般，给司汤达的艺术注入一种正面的精神力量和一种西方美学中称为“崇高”的审美价值。正是借了这些特质，司汤达的不多的几部作品才能与巴尔扎克的由上百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在艺术的天平上保持平衡。
不妨这么说，司汤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两种“主义”在他的身上通过斗争达到一种相互制衡：后者使前者避免流于轻浮，前者使后者避免陷入卑琐。还是勃兰兑斯说得精彩：“他（司汤达）的浪漫主义是坚强的心灵和批判的心灵的浪漫主义；在以明智和坚定为其突出特征的人物身上，有时找得到一种濒临疯狂的热情因素，一种达到自我牺牲顶峰的温柔因素”（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P268）。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我先试着用简略的语言把《红与白》的情节概要叙述一番，然后在稍事分析。
小说的第一男主角，吕西安·勒万（该书的法语原版即以此为书名），如同司汤达所有主要小说的男一号一样，具备作者本人的基本特质：出色的才智，这种才智主要表现在对形形色色的伪善、矫情、愚蠢、恶俗、卑劣及其程度不同的各种变体一眼看穿的洞察力；精审的品味，也就是对上述这些渗透到当时的上流社会生活（司汤达的小说基本上都以上流社会作为舞台）的每一个毛孔中的恶劣品质的本能的反感，由此产生出两种情感：一种是对这些恶劣品质的携带者（几乎所有的法国上流社会人士）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一种是对其对立面，即罕见的优秀品质的携带者（一般即小说的女一号）的狂热的敬仰和爱慕——比起晚近另一位同样以上流社会为观察对象并且同样十分注重品味的大师普鲁斯特而言，司汤达的品味要易于理解和认同得多，因为他所看重的那些品质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道德的纯洁、心灵的纯朴、趣味的自然，以及（last but not least）：热情的素质，即发生狂烈的爱情的能力。正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验证的一样，这些品质虽然简单，但实在稀有，因此具有永恒的魅力。
在小说的中译本中，吕西安被戏称为“我们的英雄”。这是王道乾老先生的妙译，因为héros这个词，在法语中兼具“主人公”和“英雄”这两种意思，这里不译为前者而译为后者，既传达出作者对吕西安的认可又带上了一种特别的司汤达式的冷眼旁观的讥诮色彩：仿佛作者是一个有些冷酷（或称为科学精神）的实验者，为了检验他对社会的认识，于是把他所偏爱的虚构人物投放到世间中去，试看他会遭遇到怎样的喜剧.。
为了使“我们的英雄”有机会充分展示他卓而不群的个性与庸俗社会之间的冲突，必须使他有条件不必损伤他的个性就能够进入社会的核心，为此他必须拥有良好的出身，他的父亲（男二号，小说中称为“勒万先生”），是一位才智过人、能把巴黎证券交易所握在手心的大金融家。在这把巨伞的阴影下，“英雄”放马跑去，展开他那妙趣横生然而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冒险。
因为翘课而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开除后，吕西安立刻被父亲安排进部队服役，成为骑兵少尉，进驻外省小城南锡。他努力打进这里的上流社会，却又被这外省的（不妨想想在法国“外省”意味着什么）上流社会闷得发狂。幸而女主角，美丽、纯洁、自然、高贵并且新寡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及时出现，两人遂堕入（地中海式的）狂热而又（不是地中海式的）贞节的恋爱，期间备尝作者已在《论爱情》中详细描述过的种种爱情的痛苦和喜悦。接着小人出现，为避免肥水外流（注：女一号非常富有），小人们设毒计使吕西安以为德·夏斯特莱夫人产下一非婚生子，因此悲痛失望的他开小差潜逃回到巴黎。此为第一部。
第二部，老父为使儿子免遭军事法庭追究，尤其为了使其忘却伤痛，又施展魔法，把因心灰意冷而自暴自弃的吕西安插入内政部做部长秘书，任上，他一方面倚仗父亲的荫庇而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善事，另一方面也不免参与了政府试图控制地方上议员选举的阴谋，在一次这样的间谍活动中，吕西安和同伴遭到愤怒的群众（他们实在有理由愤怒）的烂泥的袭击（这许是《巴马修道院》中滑铁卢战役的遥远回声），在这里他的理想主义的自尊跌到谷底——然而，即便在这些肮脏的勾当里，吕西安仍然试图展现他的诸如勇气、坚定、果决等等为作者（或许包括读者）所认同的品质，自然，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气概在其所从事的事业中显得不合时宜，它不但不能为“我们的英雄”赢得掌声，反而导致了他政治生涯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为挽救儿子的败局，老勒万亲自出马，尝试着介入议会政治，本来抱着的是半认真半恶作剧的心思，谁知道一通百通，财界巨擘玩起政治来也是游刃有余，凭借强大的财力和凌厉的雄辩，老头子在议会中组织出一个帮派，实力之强劲竟逼得内阁摇摇欲坠——这个结果即使对发起者也是始料未及。最后，老勒万突然去世，吕西安在偿还全部债务之后破产，同时也获得自由，他离开（丑恶的）法国，前往（美好的）意大利，在那里，也在没有写出的第三部中，英雄将与女英雄邂逅重逢，前嫌冰释，两人“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简单看来，小说的主题大致与萨德在1787年写就的《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相仿，即：命运之神（即社会现实）惩罚美德，奖赏罪恶。然而，老勒万并非小勒万的简单对立，两者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儿子的才智就来自父亲的遗传，对于丑恶庸俗的洞察，父亲毫不输于儿子，而在对外界做出反应的层面，父亲的能力则远胜于儿子。父子俩人都有能力看到同样的世界图景，不同的只是对这幅图景地反应方式。吕西安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泯灭道德感，他的本能使他无法去做自己所反感、蔑视的事情，按照老勒万的说法，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只能成为废物。因此吕西安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无法适应者的形象，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史上层出不穷，他们在文学万神殿的长廊里茕茕独行，断续形成一个家族，从歌德的维特到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再到塞林格的霍尔顿，这个家族的后裔似乎永不会灭绝，可能还将在未来的作家们的笔下不断重现。
相反的，老勒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按照世界所是而不是该是的样子来行动，他遵守现实社会的丛林法则，并在此限度内为自己（且只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权势，而当他一旦拥有这权势之后，又可以反过来践踏社会的规范，从而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从老勒万身上，我们预兆般地看到一种尼采式的权力意志，而且这种权力意志也是尼采式的超越善恶之外的，正如在他的最后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仿佛是一种强大然而无目的的自然力，唯一的目的似乎仅仅是为了检验自身，其结果是证明了它的伟大：在它底下，路易·菲力普的布尔乔亚王朝暴露其渺小的卑污。最后的效果竟是：老勒万的行动虽然缺乏高尚的动机，却因其非凡的能量而不容蔑视，反而不可思议地产生出了一种奇特的美学价值，即：撒旦式的崇高。
现在回顾上面所引的罗素的话，就可以发现《红与白》更深一层的主旨。悖论的，青春热血的吕西安和老谋深算的老勒万相比，反而显得如同史前动物一般难以生存，从进化史的角度好像讲不通，然而这恰好昭示着“西方的没落”：即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工业主义或技术主义取代人文精神这样一个重大转折。世界从此将为“近代经济组织”所统治，没落的既不是西方，也不是资本主义自身，而是作为人本主义的核心的“个人的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愿放弃理想的作者自然也就只能在男女英雄的纯洁爱情中找到童话一般的归宿了。
连同本书在内，司汤达一共写过三部以《红与…》为名的长篇小说：其中除《红与黑》在生前出版外，其余《红与绿》未完成，《红与白》也未定稿。如果书名确实蕴含着什么意思的话，大概所谓“红”代表作者认同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其他三种颜色分别代表各篇小说所处时代中的强势的世俗力量。三次对立都以理想的破灭告终，从中既可看出司汤达直面现实的冷静，又可看出他屡败屡战的勇气。
如上所说，《红与白》并未最后定稿，在阅读中经常碰到没有写出的段落或没有确定的用词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并未完成，所有的困难都已经克服，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写出，缺少的部分其实无关紧要，即使没有最后的打磨也已经足够伟大——这再一次证明博尔赫斯在《读者对伦理的迷信》中提出的观点：即外表的完美无缺对艺术品之为杰作并非必要。相反，由于没有定稿的缘故，《红与白》的手稿和创作笔记得以全部保留下来，从而使我们能够了解司汤达的创作方法，这在原编者序中叙之甚详，兹不赘述。只记下两点对我个人启发最深的：甲、保持写作过程的畅通，方法有两个，一是从筋骨到血肉再到皮毛，逐渐精化，不要一开始就字斟句酌，不能确定的地方做好标记就继续写下去，二是每天只读前一天写的最后一页，避免因反复修改而妨碍继续写作；乙、多次修改全文，修改即重写。
文章已经太长，但最后还有一点意思必须补充：读《红与白》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开始时，因为时代和文化的隔阂，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要读这么一本似乎并不切身也并不特别有趣的书？难道仅仅因为是名著？这个问题在耐心读完之后（大约100页后就已经无法释手），自然有了答案：从某种意思上讲，这本书非但不遥远，简直是一本当代小说，非但切身，简直切肤。当最终掩卷走出书斋时，你或许会印证纳撒尼尔·霍桑写在日记本上的这段话：“某二人在街头期待某事件发生即主要演员到来。事件正在发生，此二人就是他们等待的演员。”
沙门
2001/4/26 凌晨4点
- 高中时期占领校图书馆时的收获。对文句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感觉和情景长在心中。没记错的话，这本书未写完作者就撒手人寰了，为了让他出版，才用了红与白的名字。若写完了，应该不会叫这个名字吧。因为三色旗，老要把法国小说跟三色扯上。我也扯远了。
那是一个优美的年代，对古典美的最后礼赞。女主角是希腊女神般的高腰线曳地裙，配上堆起如花冠般的金色卷发，必要垂下一缕衬着细长的天鹅颈线条。男主角是闪亮的军服或极其修身的黑礼服。一边世俗的婚配，生子；一边自顾自的忠贞于爱情。现实与内心不能调和，也不让调和。这是司汤达所有故事所描绘的世界，成人的童话。 - 这篇评论是10年前写的吗？。。。
只看过红与黑，有机会看下红与白。 - 是啊，旧作。
- 10年前...牛逼！
- To the happy few
- “ 先看第一个问题。按照我国的标准文学史，司汤达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作家。这种说法自有其与事实相符合的地方，然而，任何一位具备稍微敏锐一些的艺术感觉的读者，不可能不从司汤达的作品中发现一种与其他被划如同一阵营的作家之间的重大差异。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者不如直接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情感素质，它在司汤达身上强烈而顽固的存在着，它与“批判”、与“现实主义”互相抵牾，然而通过作家的努力，两者最终在他的作品里达成了某种奇妙然而和谐的共生。
”
我国的划分，太过单一和武断了点。。。 - 到现在很多朋友都说我搞错了，应该是红与黑吧，我很尴尬呀
- 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