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3

出版时间:2004-7-1  出版社:安徽教育  作者:钱穆  页数: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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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3)》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学之关系。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述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语必有证,不尚空论,而义皆特出。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钱氏为学,兼涉四部,博大精深,著述数十种,享誉海内外。有关经部者,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有关史部者,有《秦汉史》、《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史记地名考》;有关子部者,有《孔子传》、《论语新解》、《庄子纂笺》、《庄老通辨》、《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有关集部者,有《理学六家诗抄》等。另有数百篇学术论文。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

书籍目录

序读《陆贾新语》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生年考太史公考释刘向《列女传》中所见之中国道德精神东汉经学略论略述刘邵《人物志》葛洪年谱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袁宏政论与史学读《文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章节摘录

书摘                                  略述刘邵《人物志》    今天我要约略讲一部将两汉学术思想开辟到另一新方向之书,此即刘邵之《人物志》。此书仅有两卷、十二篇。刘邵之时代已下至三国,此书以前向少为人注意;直至最近,始有提及。我们一看其书名,即知此书是专讨论人物的。我尝谓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于人文主义,因此也特别着重讲人物。如在《论语》中,即曾批评自尧舜以下直到孔子当时之各类人物;《孟子》书亦然。中国人一向甚重视对人物之批评,此乃中国思想一特点。    因讲政治教化皆需人。在汉代,政府用人必以读书人为条件;读书必以通经为条件;非读书通经即不得从政。此在孔孟当时,可谓仅存有此一理想;而到汉代,却已真在制度上实现了。政教合一,政治上之人物即是学术上之人物,此项制度,可谓是根据了经学中之最高理论而来。但后来汉代亦趋衰乱,终至于不可收拾,此中原因何在,岂不深值时人猛省?在汉代开始时,讲黄老无为,但亦须有理想适合人来推行,不是随便讲黄老学的都能胜仟愉快。为何到东汉末年,产生了黄巾、董卓之乱,终于导致三同分裂?不容得当时人不觉悟到政治上之失败,其理由即因于政治上二用人之不够理想。故退一步先从人物方面作研究,庶可希望在政治卜能用到合理想、合条件之人。此亦可谓是一个反本穷源的想法。刘邵《人物志》即根据此一时代要求而写出。    《人物志》主要在讨论人物。物是品类之义。将人分成许多品类,遂称之为“人物”。西方人常依职业或知识来分人物,如宗教家、医生、律师或某类专门学者,这些都从外面职业知识分。中国人却重在从人之内面品性道德分。此一态度,显然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向来看重人的道德、性情,如《论语》中讲“仁、孝”,讲“圣、贤”,讲“君子、小人”,此等皆是道德上字眼。汉人最讲求道德,及汉代中央政府崩溃后,曹操却提出了新鲜口号,他说:“治天下,平时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他把才干看重在德行之上。若论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论,实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干,正是乱世之奸雄。在此一风气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郑重注意,于是方有刘邵《人物志》之出现。    孟子曾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亦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义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个人立场讲:当世界陷于绝望时,只有退避一旁,采明哲保身之一法。但自另一方面讲:世道否塞,终需要物色人才来扭转此局面。刘邵写《人物志》,并非站在私人立场着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场着想。他的意态是积极的,非消极的。因此他衡评人物,一讲德性,一重才能,务求二者兼顾。换言之:衡评人物,不能不顾到其对当时人群所能贡献之功利一方面。若要顾到人群功利,即需讲才智。若无才智,如何能在此社会上为人群建立起功利?故刘邵《人物志》极重人之才智,但也并未放弃道德。而他书里,也并未提到隐沦一流,这是此书一特点。    今问人之才智何由来?刘邵以为人之才智乃来自自然。此即所谓人“性”。《孟子》亦是本才以论性。当三国时,才性问题成为一大家爱讨论的问题。因在东汉时,社会极重“名教”,当时选举孝廉,孝廉固是一种德行,但亦成了一种“名色”。当时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这样名色的人,教人应立身于此名色上而再不动摇,如此则成为“名节”了。惟如此推演,德行转成从外面讲。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规定,从性讲成了行,渐渐昧失了道德之内在本原。现在世局大坏,人们觉得专讲当时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够;于是又要将道家思想掺人,再回到讲自然。认为人之才能,应来自自然。但一讲到自然,又会牵连讲到邹衍一派之阴阳家言。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别来讲;但汉以下各家思想已渐汇通,不能再如先秦般严格作分别。当时人把自然分成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别属之。即如近代命相之说,也仍把人分“金性”、“木性”等。当时人把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配入五行,变成了五性。那一性的人,其所长在何处,如:木性近仁、金性近义等。直到宋代理学家们,也还作如此的分别。    但刘邵《人物志》并不看重那些旧德目,他书中提出了许多新意见。他说:人才大概可分为两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于一方面有专长者,如今称科学家、艺术家等。在刘邵说来,应都属此偏至之一类。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于一方面,而能有兼长者。依近代人观念,其人果是一文学家,若定要同时兼长科学,岂不甚难?然此等本属西方人侧重职业与知识的分法,中国人则不如此看人。人品不以知识、职业作分别。今天的我们,都已接受了西方人的说法,多将人分属于某项知识、某项职业之下,乃对刘邵所提兼材一项,骤难了解。    我们试再就此讲下:刘邵在《人物志》中将人分成十二“流”。中国人所谓流品,亦即是品类之义。此f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人之“才”皆自其“性”来。如有人喜讲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人善文辞。此皆所谓才性不同。刘邵所分十二类中之第一类,称为“清节家”。他说如吴季札、齐晏婴等是。因此类人禀此性,便宜做此类事,即其才之专长在此也。其第二类称“法家”。此非指先秦诸子中之法家学派言。法家学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刘邵所指则是某一类人之性格。如管仲、商鞅等,此一类人性喜讲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于此方面见长。第三类称为“术家”。如范蠡、张良等是。因于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现之才能亦不同。如:管仲、商鞅,他们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权术应变处,即见他们之才短。    前三类皆是所谓偏至之材。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类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此所谓兼材,即其才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类事。刘邵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谓之德。依照刘邵如此说来,德自在才之上。但其所用德字之涵义,显与指仁、义、礼、智为德者有辨。刘邵又谓:“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种人则可谓之圣人。”故刘邵心中之圣人,应是一全才之人,至少应是一多才之人。刘邵主张在偏至之材之上,更应注重兼材,此种人始是有德。如曹操不可托以幼主;而诸葛孔明则可以幼主相托。此因孔明兼有清节之才;而曹操不能兼。若照我们普通说法:只说曹操无道德;依刘邵讲法,即论其人有无此类之材,或说是否具有此一方面之性格。此乃刘邵思想之独特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本书第二编第一册所收,起自西汉,迄于南北朝,凡得散篇论文共十二篇。其有关两汉经学者,大多收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其有关魏晋清谈,自王弼、何晏以下诸家,有一部分收入《庄老通辨》。此编皆不复载。作者复有《秦汉史》、《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国史大纲》诸种,与此编有关涉,皆可参读。                                                     一九七七年初春钱穆识于台北                                                    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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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学之关系。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述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语必有证,不尚空论,而义皆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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