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哲学

前言

　　黎红雷博士的《儒家管理哲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　　我认为这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的学术领域勇敢地进行了开拓。　　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确是如此。但是，不能把这话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有这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适用于一切学术领域的研究和开拓的犀利理论武器。必须运用这一理论武器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不断创立新的学科，并且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例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中不断进行拓展，才能更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学术事业的繁荣。　　管理科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门类，它对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巨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我们迄今还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管理科学。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管理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使命至关重要。可是，我们迄今也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管理哲学这样一门学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士，还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问津。　　对这种情况我们能继续容忍吗？能够继续迁延不决吗？

内容概要

　　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儒家思想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儒家管理哲学（第3版）》抓住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己正人为途径，由此而展开了它的管理的哲学论和哲学的管理观作者站在现代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分析古代儒家的“治国之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图把它转化成当代社会管理的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

　　黎红雷，海南省琼海市人，1952年生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代表性著作：《儒家管理哲学》、《人类管理之道》、《中国管理智慧教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本书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书籍目录

序序序导论 管理哲学与中国儒家一 管理哲学的内涵二 管理哲学的历史演进三 中国管理哲学概述四 儒家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上编 管理的哲学论第一章 “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一 本体论与天人观二 “则天说”与管理规范的本原三 “事天说”与管理权力的本原四 “应天说”与管理者的主体能动性第二章 “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一 认识论与知行观二 修身与治国三 知行与管理四 言行与用人第三章 “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论一 方法论与经权观二 管理中的“经”三 管理中的“权”四 管理中的“执经达权”第四章 “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一 价值论与义利观二 “义”与管理者的道德要求三 “利”与被管理者的物质需要四 “义以生利”与管理过程下编 哲学的管理观第五章 “劳心治人”的管理本质观一 管理本质的探讨二 “为政”与“治人”——从对象看管理本质三 “劳心”与“劳力”——从分工看管理本质四 “和为贵”——从协调功能看管理本质第六章 “人性可塑”的管理人性观一 管理人性的探讨二 “性善论”与管理三 “性恶论”与管理四 “人性可塑论”与管理第七章 “能群善分”的管理组织观一 管理组织的探讨二 “群”与组织的功能三 “分”与组织的结构四 “伦”与组织的形态第八章 “无为而治”的管理行为观一 管理行为的探讨二 “为政以德”与象征性管理三 “任官得人”与分级管理四 “行其所无事”与自动化管理第九章 “道之以德”的管理控制观一 管理控制的探讨二 “道之以德”与内在控制三 “齐之以礼”与外在控制四 “法治”与“人治第十章 “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观一 管理目标的探讨二 “仁政”——目标设计之三 “王制”——目标设计之二四 “大同”——目标设计之三五 “安人”——管理的根本目标余论 儒家管理哲学的历史命运一 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古代中国的回顾二 工业社会的“企管精神”：日本的经验三 后工业社会的“救世药方”：新加坡的实验四 现代化管理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的展望附录一 儒家管理哲学研究概况附录二 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参考文献第一版后记第三版后记CONTENS

章节摘录

　　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水火是民众所必需而又到处都有的，所以民众取之不尽，还乐于送给别人。粮食也是民众所必需的。如果统治者管好耕种，减轻税收，按时食用，依礼消费，使老百姓的粮食像水火那么多，那么普遍，如此，天下哪有不能治理好，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　　苟子在孔孟“富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上下俱富”的主张（《荀子·富国》）。所谓“上下俱富”，就是既富国又富民，而以富民为富国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苟子以前，儒家主要讲“富民”，法家才强调“富国”。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大谈富国而不太讲富民。因为他认为，老百姓如果太富了，就会看不起国家的奖赏，尤其不肯为国家的区区奖赏而冒死去当兵打仗；甚至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进行贿赂请托、破坏国家的法令，这对富国是不利的。因此，他总是强调要把社会财富尽量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不愿意留在百姓手中。这就是所谓：“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由此可见，商鞅实际上是把富国和富民看成是相互排斥的，认为要保证富国，就要限制富民。　　苟子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接过了法家“富国”的口号，而加以必要的改造。他专门写了《富国》篇，详细论述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指出：“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国家的根基在于民I众，民众贫穷国家也贫穷，民众富有国家也富有。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无视民众的利益，到头来只能使国家积贫积弱。“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峁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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