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骑兵军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巴别尔  页数:318  译者:傅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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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骑兵军》分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以及故事集三部分,收入短篇小说60余篇。

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巴别尔 译者:傅仲选

书籍目录

任何诋毁攻击都无法消灭真正的艺术——译者前言 伊•埃•巴别尔 自传 红色骑兵军 横渡兹布鲁奇河 新城的天主教堂 家信 军马储备局局长 阿波列克先生 意大利的太阳 格达利 我的第一只鹅 拉比 通往布罗德之路 闲话敞篷马车 多尔古绍夫之死 第二旅旅长 萨什卡基督 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传 科津墓地 普里谢帕 一匹马的故事 休息地 别列斯捷奇科 盐 傍晚 阿丰卡•比达 在圣徒瓦连特圣骨匣旁 骑兵连长特鲁诺夫 两个伊万 续一匹马的故事 寡妇 扎莫希奇 叛变 切斯尼基村 战斗之后 歌曲 拉比之子 阿尔加马克 吻 敖德萨的故事 国王 在敖德萨这是怎样发生的 父亲 柳布卡哥萨克 我的鸽子窝的故事 初恋 你错了,船长! 养老院的末日 卡尔一扬克利 在地下室里 觉醒 迪•格拉索 弗罗伊姆•格拉奇 故事集 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加丽塔•普罗 科菲耶夫娜 妈妈,里玛和阿拉 兴奋 沙博斯-纳赫穆 卡莫号和邵武勉号 在女皇王宫度过的一晚 耶稣的罪过 圣伊帕季的末日 线条和色彩 道路 居伊•德•莫泊桑 石油 但丁大街 审判 答复 “蝴蝶花”号轮船 苏拉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幸运之神很晚才光顾我,直到日落时才来到。格达利的小店隐藏在紧紧关闭的商场里。狄更斯,那天夜晚你的影子在何处?在这家古董店里,你本来可以看到镀金的鞋和船索,古代的罗盘和鹰的标本,刻有日期“1810”的温切斯特式连珠猎枪和破锅。 老格达利夜间空闲无事,就围着自己的财宝转来转去——这个小个子老板戴一副烟色眼镜,穿一件拖地绿色常礼服。他搓着白皙的小手,捻着斑白的胡须,低着头听飞到他耳根边的神秘声音。 这家小店就像是一个求知欲极强、会成为植物学教授的优秀孩子的一只小盒子。这家店里有钮扣和死蝴蝶。小个子店老板叫格达利。商贩们都离开了集市,只有格达利留了下来。他徜徉在由地球仪、甲壳和枯萎的花草组成的迷宫里,不时挥动着彩色鸡毛掸子,用嘴吹去枯萎花朵上的灰尘。 我们坐在啤酒桶上。格达利在卷弄他的细长胡子。他那顶高筒帽像尊黑塔在我们的头顶上晃来晃去。暖和的气流吹过我们身旁。天空变换着色彩。在那里,在天上,鲜嫩的血液从打翻的瓶子里流出来,我被笼罩在淡淡的腐臭气中。 “革命——我们会对她说‘拥护’,但是,难道我们要对安息日说‘反对’吗?”格达利这样谈了起来,并用他那双烟灰色眼睛的丝带缠住我。…拥护’,我对革命高呼,‘拥护’,我对她高呼,可是她却躲着格达利,只是朝前射击……” “太阳照不进闭着的眼睛,”我对老头说,“但是我们会打开闭着的眼睛……” “波兰人封住了我的眼睛,”老人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道。“波兰人是恶狗。他抓犹太人,扯他们的胡须,——咳,狗东西!现在他正在挨揍,这条恶狗。太好了,这就是革命!后来,揍波兰人的那个人对我说:‘把你的留声机送去登记吧,格达利……’‘我爱音乐,太太。’”…我拒绝革命说。“你不知道你该爱什么,格达利,我要朝你开枪,那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能不朝你开枪,因为我是革命……” “她不能不开枪,格达利,”我对老头说,“因为她是革命……” “但是波兰人开枪,我亲爱的先生,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革命——这可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而高兴事是不喜欢家里有孤身无靠的人的。好事造就好人。革命——这是好人们的好事。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是坏人在闹革命。但是波兰人也是坏人。有谁能告诉格达利,革命在哪儿,反革命在哪儿?我曾经教授过塔木德,我喜欢拉舍的注释和迈蒙尼德的书。日托米尔还有另外一些知书达理的人。于是我们大家,有学问的人们,我们扑倒在地放声高喊:‘我们痛苦啊,甜蜜的革命在哪里呀?……… 老头不吭声了。接着我们看见了在银河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 “提起安息日,”格达利傲慢地说,“犹太人应该去犹太教堂……同志先生,”他说了这句话后站起身来,像尊黑塔的高筒帽在他头上晃动起来,“给日托米尔送几个好人来吧。唉,我们城里好人太少,唉,太少啦!送些好心肠的人来吧,我们会把所有的留声机交给他们。我们不是无知无识的人。共产国际……我们知道共产国际是什么,而我想要的是好心肠人的共产国际,我希望要考虑到每一个人,发给他一等定量的口粮。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者前言任何诋毁攻击都无法消灭真正的艺术    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红色骑兵军》作者巴别尔荣登榜首。以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而跻身于世界小说大师之列,在苏联文坛上恐难找到第二个人。    巴别尔从一九二三年起,开始在《敖德萨……消息报》及《列夫》、《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上发表描写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的战斗生活和反映革命前他的故乡敖德萨的犹太贫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汇编成《红色骑兵军》(一九二六年)和《敖德萨的故事》(一九三一年)两个集子。巴别尔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一场大辩论。以原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元帅为首的一些红军将领强烈指责巴别尔,说他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真正的马赫诺匪帮,说他的小说是对骑兵军的诽谤和诬蔑,说只有白匪和反革命分子才这样来写红军,等等。他们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等人的批评毫无说服力,只是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在一九二四年第五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伊·巴别尔》一文,对巴别尔的创作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同时逐一批驳了布琼尼等人对巴别尔的指责。他说“这类指责是基于一系列误解之上”,这实际是说布琼尼等人不懂文艺,对巴别尔瞎乱指责。一九二四年末,在出版之家举行了一次辩论会--“关于巴别尔《红色骑兵军》主人公的座谈会”。会议由评论家波隆斯基主持,布琼尼亲自参加。与会的有富尔曼诺夫、沃隆斯基、什克洛夫斯基、谢夫林娜、李别进斯基等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但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意大利索伦托回国,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从而掀起了关于《红色骑兵军》的第二次大辩论。高尔基说:“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同志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营地哥萨克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布琼尼很快作出反应,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布琼尼在信中全盘否定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认为作者看不到国内战争中战士们活生生的真实形象,而且有“色情狂”的特写镜头。高尔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对布琼尼的《公开信》逐条发表自己的看法。高尔基对《红色骑兵军》给予全面肯定的评价,并批评布琼尼说“您那封信以刻薄而无理的语调使一位青年作家受了他不应蒙受的侮辱”。在回答布琼尼的“讽刺与诽谤”的指责时,高尔基说“我在巴别尔的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    长期以来,人们对《红色骑兵军》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高尔基等人对它及其作者评价极高。高尔基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给阿·阿·杰米多夫》的信中称赞“巴别尔是有才气和聪明的。从他身上是可以期待许多东西的……”沃隆斯基在《伊·巴别尔》中称“巴别尔是现代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最大的希望,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流的苏联散文作家”。    ……

编辑推荐

《红色骑兵军》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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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4条)

 
 

  •   小开本的,封皮是软的。有三个小说集:《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故事集》
  •   很好的书,但似乎翻译的不咋。
  •   翻译一般,戴璁的略好
  •   最初决定读红色骑兵团是因为一个记者的一篇博客。本来还以为就是普通的战争类小说,决定借来消遣读读。当书真的拿在手后,才发现这本书所承受的远远超过一本近代战争史小说。朴素而又硬朗的描绘,没有浮华的矫饰,只有真实。
  •      我在读巴伊萨克•巴别尔的作品时,常常有想要落泪的感觉。为了他的作品,也为了他的一生。
       这部《骑兵军》,曾被列为禁书。但是,越久藏的酒就越香浓,重新出版后的《骑兵军》赢得了全世界的仰慕,为这位年仅四十七岁的作家,为这位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哀求刽子手:我是被冤枉的,我只求你让我把这篇作品写完。为这样一位有良知,滴血一般地爱文字的作家。为他那连海明威也要敬佩地说:看了伊萨克•巴别尔的作品,我应该还能再凝练些的感慨和叹服。为了这个连高尔基都在军方的质疑下为他辩护的——伊萨克•埃玛努依洛维奇•巴别尔。为他那升华的精神,为他那如神的妙笔,怎能不让人为其献上一个崇敬的鞠躬礼。
       从他的第一篇《泅渡淄勃鲁契河》里那位要求波兰人不要在他的女儿面前杀掉他的父亲,那位不顾一切地保护父亲尸体不被大兵梦中踢到的孕妇,那声放开嗓门,声震屋子的哀怨和痛恨“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这样短短的一个小篇幅,其中还被一大段的空间环境描写占据了三分之一,只是区区几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已经超越了现在很多的大部头地作品,而其中的滋味,也足以让人回味不已,他的每句话都是必不可缺,每一个字都不能再节省,这样一个小小的篇幅,一个战争的大场面,一个大兵与受难的犹太人一家遭遇的冲突,一段让人不忍目睹的惨剧,和孕妇的那一声呐喊。已经把这一场残酷的战争描写的淋漓尽致。可是,这不过是1200多字短篇小说,怎么可以蕴藏了那么多的信息和情感。而这也只是众篇幅里的第一篇而已。并不是他最著名的《我的第一只鹅》,也不是很多人都可以背诵的《盐》。
       他众多的篇幅勾勒出整个战争,就好像是被剪成一块块的梵高的画,他们都是独自成体,又都可以游离于篇外,相互渗透,渲染。又像是被硝烟熏染的破烂旗帜,在血渍和哀痛中被泪打湿,任是只有黑白的风如何摇动,也不能展开摇曳的悲哀。这部聚集了战争的片段的合集,给我的意识状态,无法用语言表述,只有那么一种莫名的、抽象的感觉。这很像是醉后的哭泣,是从心底里泛滥出来的伤痛。但是,醒后就遍寻不见。
       伊萨克•巴别尔,短短的生命里,用他的热诚和生命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文章。一个在被判处死刑的时刻,还在哀求完成自己作品的伟大作家,怎么不让人尊敬。这个47岁的人儿啊!真是让人感到伤心——和他的这部《骑兵军》里的战争中人性的哀痛一样。
      
      
  •      文学是不是首先应该属于大自然,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描述和回应。一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多么丰富,他的文学就多么丰富。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归拢地妥妥贴贴的农耕地区(中国)也许只能产生震撼性较低的文学?林立高楼的人造的城市里(现代社会)也许再也不会有那种最高级别的文学?
        当然,文学也属于人类的意识,是人类对自己意识的描述和回应。有没有单凭对自身意识的关照就能够伟大的文学?应该有吧?
        但文学归根结蒂是感性的产物。在经过规划的人所创造的环境里成长的人,他的感悟能力应该必然地弱于在大自然中成长的人吧?同时,同样感悟能力的两个人在面对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时,他能够被激发出来的意识能力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吧?
        文学中常常引起人们心灵感应的东西,不外乎故事、思考和美。这三种东西有时候是一起,有时候是两两一组,有时候是单独地,激发人们的心灵。故事,是一种能够引起人类兴趣的事物发展的过程。对故事的兴趣是人类的动物本能。就好像非洲幼师生下来就会嬉戏玩耍一样,人类对故事总有无限的兴趣,总是能被故事中的戏剧性所吸引。换句话说,动物也会讲故事,动物也喜欢听故事。但是,动物少有思考,仅有的那一点思考又很少引起它们的心灵感应。所以,动物们总是显得没心没肺,而人类却是那么地多愁善感。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是人类独有的。与故事一样,思考也是抽象地存在于文学之中的。除了偶尔闪露的帽檐,你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人们可以在文学的任何一个角落感受到第三种东西,那就是美。文学这个时候就是绘画艺术作品,文学家这个时候就是画家。与所有类型的美一样,文学之美总是那么直观,那么简单,但又那么深邃那么丰富。
        我越写越复杂,已经不知所云了。让我回来,我想说的是,《追风筝的人》故事性真是最强悍,德国人的小说真是振聋发聩,法国人好浪漫好美。但是,俄罗斯文学才是三者兼而有之的伟大文学?这也许真的源于俄罗斯广袤的大自然,无比宽广的地理空间给予俄罗斯人的无比宽广的思维空间?我们所拥有的时间上的优势似乎在文学上帮助不大?
        还是没想好,先发了。。。
  •     漓江版的《骑兵军》拿到手时疑惑了一下,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陆源兄和他的“拾珍铺子计划”应该收集散布的是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文学珍品,而《骑兵军》我已经收过了三个版本(戴骢译本也已经出了几次),并且已经为了巴别尔和他的文字写过压抑着情绪的评论。然而看到报纸上一位书评人说他“对《红色骑兵军》及他的作者巴别尔也只是听闻而已,这一次因为《最后的手稿》才匆忙去翻了一下《红色骑兵军》”,才明白至少在中国,它远不像宣传语中说得那样流传久远。
      上面说到的《最后的手稿》是美国作家霍兰大受欢迎的小说处女作,他事实上抓住了巴别尔最后陈词中的一句话加工成了故事。“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这也许是他短暂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熟知的悲伤结尾。霍兰在书中给了巴别尔留下最后手稿的机会,并且用故事内容和表现手法向前辈双重致敬,这让人想起了《武穆遗书》之类的虚构传奇。一位作家的遗著要如何才能够成为故事的核心?或者稿主本身影响力巨大,如《阿斯彭文稿》中暗指的拜伦,或者著作本身内容过硬,如被杀害于集中营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半个世纪后重见天日的动人手稿。巴别尔显然同时符合这两种情况,所以被写入传奇并不为怪。
      
      赞扬的话无数人说了无数遍,大同小异。我始终最惊奇于巴别尔对于死亡的描写,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是现场还是来自于传言,都处理得犹如一件日常之事,其惊心动魄确实如“口袋里”的拳头或枪口。他的名篇《盐》里说到处决只用了这么一句话:“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难怪他会被扣上“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严重”的帽子,也难怪他的描写对象骑兵军们一如故事中那样厌恶他,在铁与血的幕前,平视就是种罪恶,于是他最终也作为一块污点被祖国清洗掉。
      在一个书评都要拖到几千字才能发表换取微薄稿酬的年代,人们似乎早就忘记了故事流传的久远度与长度没有关系,巴别尔自言:“直到1923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幸好他在20岁到30岁的青春岁月里便完成了写作和经历的双重积累,因为他的国家留给他自由写作的时间只有接下去的10年。
      
      由于不通原文,所以无法臧否几种译本,但戴骢译文优点是优美而流畅,可读性强,问题在于有些段落似乎过于优美和富含诗意,让人难以相信出自崇尚质朴、洗练,并且写作速度无比缓慢的巴别尔之手。《骑兵军》各篇中的情节、人物甚至景物多有微妙联系,不知有没有人曾经详细解析过?
      虽然巴别尔的短篇小说从语言到创作手法都堪作典范,但我十分不看好短期内国内教材中会收入《骑兵军》的篇目,它们在选编者的眼中太过肤浅地展示了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根本无法与描写“高端炸药”和“趴在烈焰中大气不出一口”的战斗英雄们的激昂文字相提并论。作为一名曾经的优秀学生,我只在书中找到了一句自己喜欢的“诗情画意”的话:“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
      今年是巴别尔诞辰120周年,虽然尸骨已无存,但传奇故事中的遗稿永远可能重见天日。
      没有完全自由的写作者,但选择是自由的!
      
  •     后面的内容有些更新,但是不如04年的哪个版本。
      04年那个版本的图文并茂,给人印象深刻,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风格,很容易把读者带入那个年代。
      希望人民出版社还是再印04年版本。
      
      只是评论一下版本。
  •      这个版本很好。我买到了另一个太简陋了。这个版本的内容很全,还有很多图片,很容易使人进入那个年代。尽管文字能带给人感触,但是内容丰富的图片给人的冲击更大。
       最好这个版本能再版。
       巴别尔的描写很有想象力,这种风格不似那些白描的写法。
  •     横渡兹布鲁奇河(傅仲选)
      
      第六师师长报告,我军已于今日黎明时占领了沃伦斯克新城。司令部从克拉皮夫诺出发,拉成一条长龙,闹闹哄哄地行进在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的白骨修筑的布列斯特—华沙公路上。
      公路两旁的田野里,紫红的罂粟花盛开,正午的风吹拂着开始发黄的黑麦,少女般的荞麦挺立在地平线上,犹如远方寺院的围墙。寂静的沃伦蜿蜒起伏,渐渐离开我们没入白桦林珍珠般的雾霭中。它爬上一个个鲜花盛开的山冈,衰弱的手在葎草丛中弯弯曲曲地延伸过去。橙黄的太阳像被砍下的头颅在天空滚动,把柔和的光线洒向幽暗的峡谷,映着晚霞的军旗在我们头顶上飘扬。昨日激战后的血腥和死马的气味渗入傍晚清凉的空气中。兹布鲁奇墨绿的河水咆哮翻腾,在急流处卷起阵阵水花。桥梁都被破坏了,我们只好蹚水过河。月亮静静地躺在水波上。河水没到马背,水流汩汩地从千百条马腿间淌过。有人给河水淹没了,于是传来响亮的骂娘声。河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一辆辆大车,人声鼎沸,哨声、歌声混作一团,回荡在洒满月光的蜿蜒的河流和亮闪闪的洼地上空……
      
      
      
      泅渡兹勃鲁契河(戴骢)
      
      六师师长电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拨,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渐黄熟的黑麦,荞麦好似妙龄少女,亭亭玉立于天陲,像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闪亮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像雨水一般飘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到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的创作在苏联文学史乃至于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短篇小说集《骑兵军》集中体现了这一独特性。《骑兵军》以巴别尔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为背景,截取了战争中的若干片段,以极其精悍的笔法描述了战争的腥风血雨、哥萨克骑兵的精神风貌,以及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人民群众尤其是犹太人的苦难生活。和苏联同时期表现革命的小说不同,巴别尔没有把叙述重点放在革命的发展过程和革命人物的塑造上,他独辟蹊径,以最简洁的片段式描摹勾画了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了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谱写了一曲有关文明与暴力、征服与反抗的传奇绝唱。
       《骑兵军》传世得以经久不衰,不光因为它神秘的苏波战争题材,更因为它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和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对《骑兵军》艺术特色的探讨,有助于读者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层理解,有助于把握巴别尔的具体文学表现力,更有助于读者对巴别尔这位作家创作行为的认同。而将巴别尔的创作与其他两位短篇小说大师进行比较,则是探究巴别尔创作艺术特色和普遍价值的必要步骤。
      
       一.《骑兵军》体现的艺术特色
      
       对《骑兵军》艺术特色的把握,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写实性与整体性、简洁有力的文风、激情的想象和修辞,最后是叙事的狂欢化。以下详细论述:
      
       1 建立在现实事件基础上的破碎的整体
       这个特点可以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写实性,是从作者的写实姿态入手;二是整体性,意在探讨《骑兵军》中单篇小说与小说集整体的关系。
       写实性。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世纪后,文学写作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观念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另一方面。写作技巧又“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于是,“热中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而“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人的把势”[ 陈众议《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新名著主义丛书代总序]。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关键忽然不再是故事和情节,而变成了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甚至连博尔赫斯这样在玄理与技法中游刃有余的一代文豪也感慨:“那些作品似乎不是为了使读者愉悦而是为了让人分析而写的”[ 博尔赫斯《私人藏书 序言集》·序言,《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第545页]。巴别尔当然也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他吸取了到他为止的许多优秀文化的滋养,不但包括文学的、电影的,也包括哲学、心理学的。他洞悉到了文学创作中的这些变化,但他“处乱不惊”,依旧拿起笔写着自己身边的故事。对照1920年的《巴别尔马背日记》,我们便可发现,《骑兵军》中的人物和场景大多能在其中找到原型,很多人物甚至连姓名也未曾更改。从始至终,巴别尔在《骑兵军》的创作中都呈现一种写实的姿态,他注重的是小说的故事性和情节性,他着意书写的是他所生活的大地上的苦难与快乐。这种写实,以作者的亲历为基础,因而作品中呈现的人物和场景是活生生的,具有如临其境的震撼人心的现场感染力。相比之下,某些一味搬弄语言实验和结构实验的小说家就显得“干瘪”,比如巴塞尔姆,比如一段时期内的纳博科夫。
       整体性。所谓整体性,是指要最大限度地把这三十多篇小说纳入到哥萨克骑兵出兵波兰这一背景事件中。这并不是说这些小说不可割裂来看。其实,《骑兵军》中的短篇小说,最早就是零散地发表在《列夫》《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上的。强调它的整体性,是因为把他们看作整体更有利于理解每篇作品的内涵。《骑兵军》不同于一般短篇小说的结集,它的各篇小说间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甚至具备长篇小说的纵深度和广阔度(奈保尔《米格尔街》也是这种体裁,但其故事及感情线索的联系显然不如《骑兵军》紧密)。例如:脱离了《我的第一只鹅》、《一匹马的故事》等篇什中对六师师长萨维茨基的描述,我们就很难理解《泅渡兹勃鲁契河》中“我”所做的梦:
       “我梦见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了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开花的旅长怒吼道。”
       但如果联系到《我的第一只鹅》等篇什中对萨维茨基的描写,就不难理解,正是“我”打心眼里钦佩和嫉妒这个野性十足、精明强悍的哥萨克军官,包括羡慕他的霸气和蛮横。于是才将这种心思带进了梦中。梦中的师长仍然英勇神武,随手便可取掉调转枪头的下级军官的性命。
       再比如《通往布罗德之路》、《多尔古绍夫之死》、《阿弗尼卡·比达》和《在圣瓦伦廷教堂》,这些篇什完全可以看作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地点发生的联系紧密的故事。
       另外,《骑兵军》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长篇小说纵深度和广阔度的整体性,也是其狂欢化叙事的基础。只有作品具备这种纵深度和广阔度,“众声喧哗”的多声部狂欢叙事才能有足够的表现空间。
      
       2 简洁明快、富于力度的行文风格
       可以说这是巴别尔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巴别尔造句字斟句酌,极力要求体现叙述对象最准确的特征。用他自己的话说,作品语言“必须向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 转引自戴骢《星星重又升起——代译后记》,《骑兵军》第150页]。这种文风是他在长期的写作中锻炼出来的,也是他对创作语言从始至终的信条。在1938年完成的《吉·德·莫泊桑》中,巴别尔透露了打磨文句力求传神的细节:
       “杀青之道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枯燥乏味。笔落成句,可好可坏。其秘诀在于改动不留斧凿之痕,主改的操纵杆必须牢握手中,使之常温,改动要一蹴而就,不可一改再改。”[ 《敖德萨故事》第194页]
       事实上巴别尔远未做到这种“一蹴而就,不可一改再改”,有的小说他甚至几十遍地修改,只为更准确地传辞达意。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和严谨的态度,使得《骑兵军》诸篇言简意赅,语辞铿锵有力。具体到作品中,即以节制的笔力还原了战争场景和诸多人物的“原生态”。
       在对战争的描摹中,巴别尔不在任何一个场面和心绪中停留过久,他故意不让自己的真实想法流露出来,只是娴熟地运用诸多电影语言跳跃地展现。长镜头与广角镜头混用、远景与特写并置、相关与相反画面的拼接、画外旁白和现场同期声叠加,这些都准确地传达出战场的质地和挥之不去的现场感。且看以下描写:
       “他纵马而去——斗篷飘了起来,浑身上下一片黑,连眸子都黑如煤炭。在木板一样平坦的平原上,各骑兵旅在整编。太阳在血红的烟尘萦绕下向西坠去。伤员们在沟渠里吃东西。女护士躺在草地上低声吟唱。阿弗尼卡的侦察兵在战场上搜寻尸体和军队。阿弗尼卡从离我两步远的地方飞马驰过……”(《多尔古绍夫之死》)
       “夕阳似沸腾的河流,沿着如同绣巾一般的农田滚滚前去。宁静透出玫瑰红的的色彩,大地横卧在那里,活像猫的脊背……有人朝我们劈头盖脑地砰砰射击……敌军的一个轻炮连杀气腾腾地开上了山岗。子弹像一条条线那样飞射到路上。”(《通往布罗德之路》)
       正是这些自然流动的、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视觉流”,给人以强烈的紧凑感、视觉冲击以及心灵的震撼。爱森斯坦曾说,他所需要的电影技巧百分之七十都能从巴别尔的小说中找到。这确实是对巴别尔小说明快且富于力度的视觉风格的肯定。
       另外,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巴别尔同样没有浮泛之笔。他并未试图写出人物们的性格成长历程,而主要把着眼点放在某段时间或某个事件中各个人物的语言行动上,从而以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基大利》中犹太老商人那近乎喃喃自语的疑问;比如《战马后备处主任》中奇亚科夫那颠倒黑白的诡辩;再比如《一匹马的故事》中骑兵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和前师长萨维茨基的正面交锋……巴别尔所注重描述的在于“树木”,而不在于整个“森林”,在当时满世界要求“在典型环境中展现典型人物”的文学环境中,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巴别尔在讲述故事方面也别有手笔。像《泅渡兹勃鲁契河》那样主体故事迟迟到来、刚入高潮便戛然而止的写法,实在具有无可比拟的力度美。再如《家书》,不但将一个具有长篇小说容量的家族仇杀故事浓缩到一封信中,而且在故事之外还有从容不迫的问候语和生活琐事的叙述,这就更见巴别尔的叙述功力。
      
       3 色彩瑰丽的想象和修辞
       读《骑兵军》时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蹙着眉头的描写”[ 李庆西《翻了个儿的世界》,《魔法无法》第1页]。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读者能直接感知到叙述中间的一种激情。无论表现何种意象,巴别尔都是一种激情勃发的笔调,都是一种从容明快的口吻。作品中,以下的句子随处可见:
       “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隙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漂浮。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泅渡兹勃鲁契河》)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潘·阿波廖克》)
       “我走到了集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集市的死亡。油汪汪的贪食的灵魂已被扼杀。货摊都上了锁,路面洁无一物,活像死人的秃顶。她,那颗怯弱的星星眨巴了一下眼睛,又消失不见了。”(《基大利》)
       “落霞的宁静使城堡外的荒草幽幽泛蓝。月亮爬到了水塘上空,绿得好似一只蜥蜴。”(《小城别列斯切奇科》)
       “马满怀柔情地昏死了过去,把瘫倒在地的脑袋在地上移动了一下,顿时两注鲜血像两根缀满红宝石的皮轭顺着露出白色筋肉的胸前流去。”(《阿弗尼卡·比达》)
       “高级僧侣们披着圣袍在教堂前祈祷。他们一个个大腹便便、慈眉善目,像是一口口扣在露珠泫然的草地上的钟。善男信女犹如河水一般由四乡涌来。庄稼汉纷纷跪到地上,吻教士的手,那天空中祥云缭绕,紫气腾腾,真是见所未见。”(《在圣瓦伦廷教堂》)
       “信号弹在空中战栗了一会儿,便好似月光下的玫瑰,撒落下来,熄灭一尽。”(《札莫希奇市》)
       “在那天夜晚,礼拜六,含苞欲放的礼拜六,于残霞渐灭之际,踩着繁星,悄然来临。月亮纤纤的月角在捷捷列夫黑黝黝的河水里濯洗着他的箭矢。”(《拉比之子》)
       “一堵堵断垣残壁在空中划出一道弯曲的、被红宝石的鲜血泡胀了的线条,一丛蔷薇把一只只浆果藏匿了起来……”(《吻》)
       这些描述所用的比喻、通感、夸张等修辞,无不浓墨重彩,令人称奇,给人以视觉和感觉上的冲击力。在叙述和修辞中,巴别尔时常将他的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距离,使看似极难接贴近的不同方面并行不悖地存在、相互修饰,在对比中展示一种难以言传的思想和情绪感染力。可以说,《骑兵军》中的修辞带有强烈的超出叙述对象之外的诗感和箴言感。
      
       4 狂欢化的叙事特色
       狂欢化叙事是《骑兵军》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特点,同时也是它最具魅力的特点。以下将以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为理论依据,着重探讨《骑兵军》叙事的狂欢化特点。
       所谓狂欢,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远古人类在逼近死亡之境后的再生期,生命意识走向自觉,于是他们以最本真的激情来庆祝生命和生活的延续。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祭拜酒神,祭拜者在酒酣气振、歌舞激扬的欢乐中分享神性。这样的狂欢气质后来浸染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民间节日中,渐渐形成了一种狂欢化民俗。巴赫金认为:这种未被充分认知的激越的生命意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一直存在于民间底层、并对官方文化具有离心作用的异己力量。
       那么什么是“狂欢化”呢?
       “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地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卷五第160——161页]
       这段话中提到的“狂欢式”,是指狂欢节庆典活动中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所以简言之,把狂欢式内容转化为文学语言的表达,就是狂欢化。
       狂欢化首先是一种特有的文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它主张翻个个儿来看世界,把世界的正反面放在一起观察,以快乐的相对性捣毁绝对理念和权威;它也主张以边缘声音的独特价值颠覆等级的一统天下,强调一切东西都具有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处于变更之中。
       巴赫金对“狂欢诗学”的构建,有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它对狂欢化世界感受进行考察;然后探讨狂欢化世界感受向艺术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的渗透;最后对狂欢化文学进行理论阐释。在对狂欢化文学的考察与阐释中,巴赫金主要涉及了三种典型的体裁风格,即庄谐(苏格拉底对话与梅尼普讽刺),复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怪诞(拉伯雷小说)。巴别尔的小说,以“复调”特点体现得最多。
       “复调”本是音乐艺术中的一个术语。巴赫金用来借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总体特征,提出了复调小说的理论。而复调小说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密切相关。所以在复调理论之前,有必要对对话理论作以简要介绍。
       所谓对话,是指主体间的叩问与应答行为及过程。对话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行为。自我与他人要获得交流,就必须进行对话,在对话中理解个人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最终的见解。”[ 《巴赫金全集》卷五第77页]对话关系就是同意和反对、肯定与补充、问和答的关系。巴赫金认为:对话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对话交际中的语言从不满足于一个人的思想和声音,“每个人的讲话,他的语境都吸收了取自他人语境的语言,吸收了渗透他人理解的语言。”[ 《巴赫金全集》卷五第269页]即对话中的语言也是他人话语的混合体,话语主体的意图、感情、心境,总是通过他人语言折射出来的。无论是从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的角度看,对话理论都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是一种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进入诗学领域,就成为了关于复调小说的理论,巴赫金有关小说中各种形式对话关系的论述(如微型对话关系和大型对话关系),也成为阐发复调小说理论的基础。
       复调可视为对话主义的别名,复调小说是对话理论的审美转型。对话理论中的核心范畴“自我和他人”在复调小说中转型为“作者和主人公”,对话理论中的语境主要被放在了“在边缘上”和“在广场上”两种活动场所(它们有利于一时一地汇集最多的人物,突出共时性)。复调小说是一种多声部的全面对话的小说,与传统独白小说相比,它充斥着众多的各自独立和互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而每种声音和意识又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复调小说的主人公的意识是独立的,他与其他主人公以及作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不是中心与边缘、控制与服从的关系。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发声,使作品形成一种多声部合唱的审美现象。复调小说的两个主要特点:小说人物的自由性、主动性和将思想作为小说描述对象,都摧毁了独白小说的既定模式,使线性的叙事述人变成“众声喧哗”的意识展现,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时空体。所有这些打破了传统小说理性而沉寂的世界,使复调小说充满狂欢精神。
       《骑兵军》很显然采用了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叙述体裁。首先,客观上战争中间的哥萨克骑兵、波兰贵族、犹太市民和战地群众都具有各自难以掩饰且不可调和的声音和意识。其次,分解到具体故事中,各主人公之间激烈的意识冲突也跃然纸上。巴别尔在展现这些意识时,自觉选取战争的某一角落,将人物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从不试图探寻主人公的性格成长,只是将他们的话语行动再现出来。这些人物明显又都超出了作者的控制能力,它们怀揣着自己的意识与其他人发生交流,根本不理会作者的意识或作者所创造的稳重叙述人“我”的意识。于是就有了《骑兵军》中看似纷杂无比、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阅读感受。
       看以下几组对话:
       “波兰人是恶狗……可现在它,这条恶狗,挨揍了。这太好了,革命太好了!哪里料到后来,那个揍波兰人的人,对我说:‘基大利,把你的留声机交给我去登记……’我回答革命说:‘老爷,我喜爱音乐。’‘基大利,你并不知道你爱什么,等我朝你开枪,你就会知道你爱什么了,我不能不开枪,因为我是——革命……’”
       “基大利,它不能不开枪,”我对老头儿说,“因为它是——革命……”
       “可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革命——应该是好人办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基大利》)
       “政委?”他惊叫道。
       “政委,”我说。
       “共产党员?”他惊叫道。
       “共产党员,”我说。
       “在我行将成仁的时刻,”他喊叫着说,“在我只能吐最后一口气的时刻,我问你,我的哥萨克朋友,你真是共产党员还是骗骗我的?”
       “是共产党员,”我说。
       ……“对不起,”他说,“我不能向共产党员投降,”随即跟我握了握手,“对不起,”他说,“你用士兵的方式砍死我吧……”(《政委康金》)
       “马久什卡,”他说,“我的命是捏在你手里吗?”
       “不,”我说,“别说这些屁话。我们是下人!上帝离我们远远的,我们的命苦,我们的命贱,别说这些屁话,你要是愿意,还是听听列宁的信上怎么说的……”
       “列宁给我尼基京斯基的信?”
       “给你的,”……“兹为建立未来光明的生活,我以人民的名义命令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可酌情剥夺各色人等的性命……瞧,这就是列宁给你的信……”
       他冲着我吼道:“不!”(《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
       以上三段对话,是典型的不同意识之间的交流冲突,单单剔出来分析就已经足够表现了互不交融的思想,更不用说将之放诸《骑兵军》的大背景下。《基大利》体现的是一名犹太商人对革命的困惑,而作为革命者的“我”虽然坚信革命的正义性,却有着同样的困惑。这里的对话关系除了基大利与“我”的外部大型对话,还有基大利话语中假设的与革命者相互应答的微型对话,从而带出了另一类义正词严的革命者的声音。《政委康金》中通过主人公与一位波兰老军官的对话,使读者听到了波兰一方的声音,他们对己方信仰的坚定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革命者。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对各自的事业都抱有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定态度,那么到底谁才是对的呢?《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中,对话一开始就显现了地主老爷面对革命者的胆怯和穷苦出身的骑兵军军官的得意之情,非常准确地表现了革命时期革命者与旧地主贵族各自意识的冲突。
       也有不少的场景,虽然没有出现具体的语言交流,但巴别尔挥笔扫过,其中隐藏的互不交融的意识就蠢蠢欲动地展现了出来。比如《小城别列斯切奇科》,哥萨克骑兵杀死一个犹太老人,这本身就是两种意识的碰撞结果。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屠杀却无声地淹没在对历史的追述中了,这追述表达了更广阔的不和谐音符:革命与恐怖,战争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旧日的恶臭与新政的荒诞……当政治委员在广场上宣讲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的时候,那些“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却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为了加强这种对话性,它首先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来表现不同的主体意识,在相互追诘与驳难中凸现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其次,变换叙述人也是加强作品对话性的需要。《骑兵军》中“我”是总的叙述人,但少数篇目插入了别的叙述人,如《政委康金》的叙述者是康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的叙述者是巴甫利钦科,《盐》和《叛变》的叙述者是战士巴尔马绍夫。奇妙的是,即使是同一个人的叙述,《盐》和《叛变》的语言和意识也并不相同。语言上由于前一篇是写给报社主编的信,后一篇是肇事后对调查人员的口述,因文体不同而略有文白之分。意识上看来,《盐》中的巴尔马绍夫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而《叛变》中的他则处于疯癫的状态,从满嘴豪言壮语变成了颠三倒四的胡搅蛮缠。这就更有力地体现了巴别尔将所有描述对象纳入“未完成和不确定”的狂欢化思维方式。
       “复调”曾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呈现出片断、混乱、冗长的缺陷,这颇受当时人们的责难。独特的是,《骑兵军》以短篇小说集的形式借鉴了“狂欢化”这种基于长篇小说的修辞,其既具备了长篇小说的叙述背景,又强化了片断表现的随意性,故而避免了长篇小说中常见的混乱、冗长的缺点。复调小说有根本上的不可完成性,这一点在《骑兵军》也不是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许多故事的并列组合,根本无须再具备一个整体性的强制收尾。
      
       以上重点探讨了作为文学思维方式或世界观的狂欢化在《骑兵军》中的体现。其实狂欢化还是一种由诙谐因素组成的特殊的语言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中的词语和形式具有双重指向和巨大的象征概括力量,他讽刺模拟一切高级的语言、体裁和风格,并把众多难以相容的因素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里将要谈到的讽刺性模拟,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话语形式,指对某一现成的确定的对象进行戏访或笑谑,以取消它的唯一性和自足性,使它相对化。讽刺性模拟的介入打乱了原来按部就班的固定模式,是现成的体裁突然间“翻了个”,显出它的双重性。因此讽刺性模拟是一切狂欢化了的题材不可分割的成分。“单一的体裁(如史诗、悲剧)本能地同讽刺性模拟格格不入,而狂欢化了的体裁则相反,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模拟。”[ 《巴赫金全集》卷五第167页]在《骑兵军》中,这种讽刺性模拟的诙谐语言符号贯穿始终,是构建作品狂欢化特质的基本材料。举两个例子:
       “我们在白采尔科维城的后面把波兰小贵族打得屁滚尿流,直杀得天昏地暗,连树木都翻倒在地了……四周都在做对儿肉搏,楼得那个紧呀,就像神甫搂老婆那样,血打我体内一小滴一小滴往外淌,我的战马在我前面撒尿……总之各流各的。”(《政委康金》)
       “这时我们大家都看到一只细皮嫩肉的手由飘动的袖子里伸出来,一把抓住肮脏的马鬃,鞭子像雨点一般嗖嗖有声地落到鲜血淋淋的马肋上。气息奄奄的马浑身打着战,站了起来,一双像狗一样忠诚的、胆怯的、恋主的眼睛紧盯着奇亚科夫。”(《战马后备处主任》)
       这两段描写一是表现战斗的惨烈,一是表现战马后备处主任在一匹驽马上对农民显示的无赖嘴脸,然而所用的叙述语言都首先令人发笑,细细品味后,蕴涵的悲凉惨烈、无可奈何的真实境况才蔓延开来。
      
       巴别尔之所以采用狂欢化叙事,把世界的多方面放在一起观察,使它们处在未完成和不确定的状态里,可能是源于现实的暧昧。巴别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未予质疑,却从革命进程中发现人们早已偏离人类文明的轨迹。心里的庄严目标与眼前的闹剧纠结在一起,却不能找到真正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惶惑之感。既然现实本身就是这么乱哄哄,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倒也正好表现了生活的复杂状态。因为各自不同的视角便于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这即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价值表述,完全契合他所要表达的这种现实世界。
      
      二.巴别尔与两位短篇小说大师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突显巴别尔《骑兵军》所体现的独特的艺术价值,下面将巴别尔着重与二十世纪另两位短篇小说大师——海明威和博尔赫斯——作以对比分析。
      
       1 与海明威的比较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虽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成就斐然,但他最先成名却是依赖他开创一代文风的中短篇小说。1924年的短篇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为他带来了最初的声誉。即使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之后,他也有《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赢家一无所有》和《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中短篇佳作问世。海明威可能受过巴别尔的影响。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海明威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文起,我便知道巴别尔,读过他的《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转引自戴骢《星星重又升起——代译后记》,《骑兵军》第150页]与巴别尔的对比,将主要集中在海明威中早期的短篇小说范围内。
       评论者乐于将海明威与巴别尔相提并论,首先基于他们同样的写实姿态。海明威“对全凭想象或文献资料进行创作毫无兴趣,而一心一意致力于准确描写他个人所目睹和经历过的生活画面”[ 《欧内斯特·海明威》,《美国作家论》第679页]。在这一点上,他与巴别尔如出一辙。其次,他们的叙述语言同样的言简意赅富于力度,这是行文特点上的相似性。另外,两位作家都写过战争题材,并且对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都饶有兴趣。
       然而细细品味后就会发现,其实两位作家在其个人思想、创作构思,以及语言的趣味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分歧:
       首先,两人对战争的理解就截然相反,这也是创作语言不尽相同的一个基础。巴别尔是个崇尚暴力的革命者,他对革命怀有坚定的信仰。而海明威坦言自己是个受骗者,因年轻幼稚而在战争宣传机器的鼓动下参加了“一战”,等到看清了战争的本质,心情失落无比,陷入迷惘。体现在作品中,就有了巴别尔《机枪车学》中“我”对初次拥有机枪车的兴奋难捺之情,这里所极力描摹的是主人公对战争的倾力拥抱和对杀人武器的迷恋。同样,在《二旅旅长》的结尾,巴别尔这样写道:“那天晚上,在科列斯尼科夫身上,在他举手投足之间,我看到了一位镇定自若的鞑靼可汗,见识了威名赫赫的克尼加、刚愎自用的巴甫利钦科和富有魅力的萨维茨基。”这里主人公对这些威风八面的战争武器——骑兵军军官,完全表露出一种充满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感情。这样一些对暴力战争的崇尚迷恋,在海明威短篇小说中完全没有出现。我们从《士兵之家》里读到的,是俄克拉何马小镇的退伍青年克莱博斯对于战后美国现实生活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在《大双心河》那样揭露战争留下伤痛的叙述中,整篇未正面提及一句有关战争的话。
       巴别尔与海明威在具体经历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的写作。巴别尔作为犹太人,加入哥萨克骑兵属于“只身犯险”——哥萨克与犹太人世代为仇,一直以来都是“屠犹”势力。在这种环境中,巴别尔心有隐痛却不能声张,笔下的文字浸透着血和泪,因此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泅渡兹勃鲁契河》、《小城别列斯捷奇科》这些涉及犹太人遇害的篇章中,虽然叙述极其简洁克制,但读者明显能感知到其情绪的矛盾和压迫。尤其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用来赢得哥萨克们认同的手段真是令人既悲愤辛酸,又无可奈何,给人一种无言的震撼。作为犹太知识分子,“我”和那老婆子的心近在咫尺,但面对哥萨克骑兵,却仿佛邈若山河,二者无法沟通,更无从相互谅解,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残酷。同样,面对后来《歌谣》中的女房东,《札莫希奇市》中的老婆子,“我”都是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解决。这种浸透血泪的悲愤和无助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海明威早年应征为国际红十字会员赴意大利前线作战,他是带着年轻人的意气和正义感前去的。然而战争的真实面貌使他深受其苦,从而其作品流露的一直都是一种淡淡的、并不激烈的失落和厌倦,却从来不曾有过巴别尔那种强烈的思想情感的撞击和纠结。
       巴别尔和海明威在创作构思和语言趣味上也是有区别的:巴别尔力透纸背一览无余,海明威却强调只现其“冰山的尖端”;巴别尔简洁有力的叙述兼有浓墨重彩的修辞和韵味十足的“诗美”,海明威却将叙述重点放在“突出‘事物’本身,所以他只使用一些简单的名词和动词” [ 《欧内斯特·海明威》,《美国作家论》第682页]。以上创作构思和语言趣味上的区别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巴别尔的披肝沥胆色彩绚烂,比如以下各句:
       “成了一片焦土的城市——断柱像凶悍的老虔婆扣到地里的小手指……蓝幽幽的马路,好似从许许多多那奶头中喷出来的奶水,在我身旁流淌……”(《意大利的太阳》)
       “温暖的空气在我们身旁流动。天空变幻着色彩,空中好像有只瓶子翻倒了,从中淌出柔和的鲜血……”(《基大利》)
       而海明威则内敛含蓄色泽清新。如以下两句描述:
       “纪念碑是用青铜铸成的,在雨里闪闪发光。天正在下雨。雨水打棕榈树滴下来。石子路上由一滩积水。海水夹着雨滚滚地冲了过来,又顺着海滩滑回去,再过一会儿,又夹着雨滚滚地冲过来。”(《雨中的猫》)
       “山顶有小屋,门廊空荡荡的,烟囱里冒着烟。屋后是车库,鸡棚,二茬树橡树篱,挨着后面的林子。他放眼望去,上空的树给风刮得远远倒向一边。”(《三天大风》)
       从而可以看出,比之巴别尔,海明威不喜欢修辞和择取色彩强烈的措辞,而是要么避免着色,要么偏于冷色调,并尽量屏蔽溢情的浓烈意象。
       写作《红木》的苏联作家皮利尼亚克,在文风方面也与巴别尔有几分近似,但其在语言方面显得异常冷峻和阴郁。和巴别尔的作品相比,海明威和皮利尼亚克的作品都没能展现出一种“色彩”和“阳光”。
      
       2 与博尔赫斯的比较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表面看来好像并不能与巴别尔放在一处来谈,他们的创作完全背道而驰。巴别尔沉溺在对现实苦难的感受和书写中,任何虚构和游戏试验都无法引发他的兴趣。博尔赫斯则埋身书斋,穷尽重述、颠覆、虚构、玄思来构建属于他自己的叙事迷宫。除了对“印象中”往昔传奇的追忆,博尔赫斯其他的作品基本都在探讨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时间、本体、梦、游戏、真实性和永恒性等。不过博尔赫斯也并非完全不靠近现实,他的许多作品也有现实依托,拿《南方》的一个片断来说:
       “1939年2月下旬……达尔曼买到一本不成套的魏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一新发现,不等电梯下来,就匆匆从楼梯上去;暗地里它的前额被什么刮了一下,不只是蝙蝠还是鸟。替他开门的女人脸上一幅惊骇的神情,他伸手摸摸额头,全是鲜红的血。谁油漆了窗子,忘了关上,害他破了头……”
       按《博尔赫斯自传》的说法,这段叙述取自他的亲身经历。博尔赫斯的母亲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那是圣诞前夕,博尔赫斯下楼去迎接一位来共进晚餐的姑娘。小说中博尔赫斯将时间推后,并且把现实中的伊人变成了《一千零一夜》。然而小说的后来就陷入了完全的虚构。通过虚构,来展示他想表达的那种精神与现实的错位:一种冥顽不化的东西把人逼到了死角。由此可以看出,博尔赫斯笔下的现实并不是作为揭示对象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引子,一个貌似准确细致却无关主旨的引子,随后博尔赫斯笔锋一转,就将叙述带进他想探讨的形而上思考中。可以说,正是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使巴别尔和博尔赫斯的创作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风貌。
       然而,巴别尔与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也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以下详细论述。
       首先,对创作的不同理解和要求使得他们走在他们所处写作类型的两个极端,其思考深度和创作难度无疑是相当的。他们的创作正好处在遥相呼应的两个点上。“有两种写作类型是难以做到的。一是博尔赫斯的象牙塔式的顿悟,那需要高的智性,似乎得到通天之眼。另一类是巴别尔式的……巴别尔的创作尤为显示了悲怆的人间苦楚,那里包容的内涵用世俗的语言是不能穷尽的。”[ 孙郁《写作的姿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他们以各自的方法颠覆已有文学的观念和模式,然而最终却共同展示了一种“直达人心的力量”。巴别尔直接用残酷的眼光和富于力度的语言消解现实人间的复杂;博尔赫斯依靠匪夷所思的幻想和别出心裁的叙事套路支撑自己的思考(如《死亡与指南针》以对侦探小说的颠覆来嘲弄世人迷恋规律的文化理念)。在艺术表达上,他们不能说不是殊途同归,体现了同样的文学创作境界。
       其次,巴别尔与博尔赫斯对创作的语言都力求准确且富有诗意。巴别尔自不必说,他的简洁有力的语言和浓墨重彩的修辞很早就被指出具有诗和箴言的特质。而博尔赫斯更是最早以诗人的身份走上文坛,并在后来的小说散文创作中成功地对西班牙语文学语言进行了革新。“博尔赫斯的作品只要一听就可以被人识别出来,有时一句话甚至仅仅一个动词(例如‘推测’,或者‘疲劳’做及物动词使用)就可以让人知道这是他的作品。”“其语言的简洁和精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巴尔加斯·略萨《博尔赫斯的虚构》,赵德明译,《世界文学》1997年第6期]在这一点上,两位作家可谓心有戚戚,博尔赫斯曾评价巴别尔的《骑兵军》:“它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忍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盐》取得了只有诗歌才能获得的成就,而散文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许多人都能将它背出来。”[ 博尔赫斯《伊萨克·巴别尔》,《文稿拾零》,《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第392页]
       最后,他们在对写作的具体技巧上都把握得相当独到和恰当。博尔赫斯与巴别尔都对短篇小说偏爱有加,而且两人的某些作品文体都比较模糊。这与他们对叙述表达的要求有关:博尔赫斯对长篇小说持蔑视的态度,认为那是把一个可以用几分钟就说得完全明白的想法偏偏扩展到五百页稿纸上的胡闹;巴别尔更是埋头琢磨一句话应该怎样用更简短的语言表达清楚(尽管他尝试过写长篇小说)。如此这般,长的叙事变成了短的,没必要叙事就能表达清楚的就直接变成了描摹和速写(如博尔赫斯的《三十教派》和巴别尔的《科齐纳的墓葬地》)。
       具体技法上,二人亦各有千秋。卡尔维诺盛赞:“文学体裁中近期最大的发明,是由短篇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完成的。”[ 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卡尔维诺文集》卷五第362页,译林出版社 2001]卡尔维诺肯定的是博尔赫斯假设一种小说或手稿的存在,然后加以议论复述的写作模式。除了这种模式,博尔赫斯的手段层出不穷:对侦探小说模式的解构、对经典的篡改重述,以及叙述角度的随意变换,这些都把人的惯常思维导往逆向或摧毁。然而这些创新和实验没有一点儿学究气,亦不干瘪枯燥,可谓妙趣横生、从容优雅。相比下巴别尔的叙述似乎显得平铺直叙,其实也暗藏心机。如《泅渡兹勃鲁契河》的主体故事和《两个叫伊凡的人》的叙述者,均姗姗来迟,都是作者的刻意安排。《盐》和《叛变》对同一人物进行性格分解,也颇类似于博尔赫斯《刀疤》中将英雄与背叛者的换位。另外,蒙太奇的电影表现手法一直为巴别尔运用自如。再者像《潘·阿波廖克》那样大倒叙套小倒叙,时而戛然止于一瞬,时而千折百回,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心独运。
       可以说,巴别尔和博尔赫斯不同风格的创作底层,潜藏着他们共同的思想深度和同等地位的艺术价值。
      
      
       综合以上所有论述,一方面通过对巴别尔《骑兵军》艺术特色的着重探讨,另一方面将巴别尔与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的创作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巴别尔以《骑兵军》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非凡的、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巴别尔的创作不与任何人雷同,发前人所未发,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独特的人间感触和思考。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同时代其他作家很难企及的锐利鲜明的创作个性,足以使巴别尔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叙事大师之列。相信随着世人对巴别尔这位“回归作家”的不断熟悉和接受,他的作品必然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的创作也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注:以上是几年前所写论文的正文部分,所参考资料如下:
      
      
      巴别尔《骑兵军》,戴骢译,王天兵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巴别尔《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王天兵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巴别尔《敖德萨故事》,戴骢译,王天兵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李庆西《魔法无法——外国文学阅读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卷四、五,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1
      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选》,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散文卷,王永年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吴富恒、王誉公主编《美国作家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陈众议《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 2001
      王天兵《九谈巴别尔的〈骑兵军〉》
      
  •      觉得翻译的很不流畅啊,有些词句让人看不懂,还有几处印刷错误(非盗版),这本书出了也有几年了,希望再版的时候能看到更好的版本吧。
  •     b说这是一本很纯粹的书,我表示不理解。在我看来这书何止是五颜六色。充盈着描写和比喻,光线,色彩,丰富的透不过气来。直到看到最后,猜想,或许b的意思是这是一本很专一的书,写来写去,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战争里的小人物,重压之下顽强的生命力,困到即使被马拖着向前仍然酣睡,心却还是不停歇地喜悦,悲伤,爱和恨。我总对这样旺盛的精力有崇敬之心,在沉闷的生活里,苦难的生活里,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里,都能满怀一份心情,不去在意身体的倦怠,有多么好。
      
  •      《哥萨克的末日》,最近一直在读,算是《骑兵军》创作的起源及思想内涵的体验之旅。借以此算是写点关于巴别尔和《骑兵军》的杂感。
       《骑兵军》从我个人的读书阅历来讲,虽然海明威认为巴别尔的文风比他更简练,他也很喜欢《骑兵军》,然而它和海明威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就以简练为切入点说起,先说海明威,海爷用冰山原理来概括他作品的风格,但是简言之,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他经过艺术加工和拔高后的自传(例如:《永别了,武器》),读他的作品不能不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但是并不能依赖其经历而获得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而更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的。但《骑兵军》则不同,如果只通过《巴别尔的秘密--中译本序》、《星星重又升起--代译后记》、《巴别尔其人》及《巴别尔之死》四篇文章根本不能够读明白《骑兵军》这本书,而是要对哥萨克、苏波战争、巴别尔的经历及敖德萨等人文地理背景知识,才能形成系统地认识,而且还仅仅是感官上的。这样一来,《马背日记》《敖德萨故事》《哥萨克的末日》就显得很重要,四本书有重合之处,但各有侧重点。
       海明威的作品,读者会很快地适应并进入其作品所构建的世界中,但是越往里走,就越需要强烈的方向感作支撑,眼睛不安地审视着每一句话,深怕漏掉了八分之七。但是,经过熟读思考后,读者还是会在二维范围内逐渐找到他/她认为的其余的八分之七,这像是一种横向覆盖——即站在作品的平面上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感受。巴别尔则不同,他的作品是以一种纵向的三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起初,单读《骑兵军》,一遍下来,能对作品有所了解,但许多话语和前后作品之间的逻辑衔接关系会把人还是弄得一头雾水。于是,带着诸多的疑惑回去补上《哥萨克的末日》、《敖德萨故事》和《马背日记》,于是貌似地“豁然开朗”了,以为把《骑兵军》读懂了,把巴别儿读懂了,殊不知,这只是刚刚从巴别尔学院预科毕业而已。
       巴别尔试图通过《骑兵军》探讨一种新型犹太人人格和生活的构建模式,这种模式试图通过融哥萨克的优点而入犹太民族以期达到消解犹太民族中显得陈腐而枯燥的智慧之气,而多一点粗狂的不羁多一点生命的血气。他不惜以自身性命为代价进行这伟大的实验。难免,他同样经历了文化休克,很多时候,在获得了剽悍匪气的体验之时,面对哥萨克的兽行心中又不断地滴血,一度他迷失在人群中更迷失在自己的追求里,他的心不能容忍他们勇气剽悍过度之后的兽性发作,尤其是对犹太人,这不是他理想中的哥萨克模式。然而,现实才是梦想的初衷,面对犹太民族的现状,他必须逐渐适应军队的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他能够成功融入哥萨克中,然而,《千里马》一文似乎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他的实验并不成功,至少没有解决成为生命掌控者——不仅是对千里马更对他自己以及背后的犹太民族的命运——的必备素质。
       跳出《骑兵军》,再言巴别尔,他既然渴望获得哥萨克式的生活并得到了,生活中如何处理在他身上的犹太性和哥萨克性共存及融合也就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把哥萨克性融入他的思想及行为中,这是他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了它才有可能在犹太人中树立一个合理改造自己成功的标尺。
       从我个人的体验讲,他很可能会在归属感上有所迷失,这是由他从小的叛逆和哥萨克的经历决定的,一方面从小他就有对犹太文化的叛逆感,渴望阳光雨露和生命的原始质感,然而真正接近了哥萨克,又使他心中滴血——时刻唤起着那刻骨铭心犹太民族的本能。你曾多少次的彷徨于你所生存的大地上……
       归属,对啊,巴别尔,哪里才是你的归属?
       我站在你的天平的基座的旁边,仰视着两个托盘的上下运动,你何时才能让他们停下呢?
  •     一开始,我把它和《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弄混了。它们同是来自俄罗斯,同是20年代人,《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有狂欢式的激情,可是这本书拥有花纹繁复的装帧,白色的腰封在下方形成了精美的平衡,“他的小说像盐一样平凡而珍贵”,我又为什么不买呢?
      伊萨克·巴别尔有着完美的名字,他的语言更让我惊骇。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句子,平静又悠然,却能让人在读完后弹跳起来,就好像手上捧着的是一团火,一颗淬火的宝石。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俄罗斯大兵写出来的东西?他果然还是一个诗人吧,正如他书里那个戴着眼镜、没有学会杀人的“我”。博尔赫斯珍爱它,博尔赫斯的句子在篇末燃起火焰,巴别尔则在写景时爆出火花。他用优雅又摇曳的节奏,出人意料的形容词,组成精准又抽象的句子。真是美得要死。他果然死了,为了他那些美得过分的句子,被一颗子弹贯穿了脑门。形容已经词穷,摘抄没有意义。是的,当热雨降落,死亡与音乐并置,星星蹒跚地在黑潭中前行,他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句子。
      http://thebella.blog.163.com/blog/static/3830400220098241944853/
  •   更喜欢戴骢的译文
  •   一楼,我不同意你。从句式到用词,傅译本抛出戴译本不可以道里计。
    你相信巴别尔会这么写么“荞麦好似妙龄少女,亭亭玉立于天陲,像远方修道院的粉墙。……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
    至于“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和“橙黄的太阳像被砍下的头颅在天空滚动,把柔和的光线洒向幽暗的峡谷,映着晚霞的军旗在我们头顶上飘扬。”,如果后者理解原文有误,但在汉语里,它的准确和精炼也比前者的啰嗦、拖沓、故弄玄虚(浮游、活像、好似、猎猎飘拂——我操!)好一万倍!
    虽然傅译本里也有很雷人的【“你把马给废了,四只眼睛。“排长说。】(《阿尔加马克》P123,戴译《千里马》),但是整体来说,戴译本的啰嗦冗长、好造生词、自以为文采飞扬,比起傅译本的尊重现代汉语、精炼、凝重、简洁,差几十条街。
  •   说到精炼、凝重、简洁,个人觉得戴骢的译文更适合这几个形容词,仁者见仁的事情,无需大动肝火......
  •   二楼有理 怎么看戴本都不像是有“描写上的自然主义倾向”
  •   “有人给河水淹没了,于是传来响亮的骂娘声。”与“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这俩完全是两回事必然有一个是错的吧,没看原文凭“咒骂”看应该是后者对。
    另外,傅版第一段中直接省略了戴版中“我们辎重车队殿后”,翻译界有“点烦”一说,但前提是不伤及原文信息,所以我不认为傅的做法是简洁。
  •   傅译好读
  •   戴译本太差了,“喧声、浪花之结”这些完全是不知所谓,死命地咒骂着圣母和修道院的粉墙联系上下文也非常别扭,你能感到戴译在刻意的追求诗意和才情,但是很遗憾,这些东西戴骢根本就没有
  •   首先作者的写作方式就像一个人的视角 看的东西都是片段 而且没有心理描写 再加上翻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看的很费劲
  •   他们是小人物,在战争重压之下。
    但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是为俄罗斯而战。没有这些小人物,就没有伟大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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