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

前言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渎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内容概要

《省委书记》是第一部全面表现我国当代高层政治生活和高层政治人物的长篇小说。作家以史家的气魄、恢宏的气势、悬念迭出的笔法，在雄浑厚重的底色上，大胆地进入“省委书记”这一鲜为知的领域，成功地塑造了以省委书记贡开宸为代表的三代省委书记形象，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他们面对信念、事业、良心、家庭、情感、挫折和失误所表现出的激情和英雄主义悲壮。

作者简介

陆天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石河子大学、原江西大学客座教授，曾当过农民、农工、小学教师、农场机关干部。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命运》、《泥日》、《苍天在上》、《省委书记》、《大雪无痕》、《桑那高地的太阳》、《黑雀群》、《高纬度战栗》、《木凸》。同期创作的同名长篇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播出后，在国内均引起强烈反响。作品曾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飞天奖、金鹰奖等多种国家级大奖。

章节摘录

　　相安无事地跟随贡开宸六年的那双皮鞋，竟然在那一刹那间，露出了它早该显露的那种颓相：鞋跟突然松动，并眼看就要脱落下来。当时，他正应中央领导的紧急召见，要从省委大楼前那个极其庄重开阔的院子里，赶往十六公里外的军区空军专用机场，飞赴北京。鞋跟的脱落，着实让他好一阵不自在，不痛快。夫人病逝快一年，类似这种小小不言的“不自在”“不痛快”已经发生过多起。比如，忽然的，怎么也找不见那支他特别喜欢的英雄金笔了……忽然的，那年冬天为去德国访问而特意添置的黑呢大衣上居然出现了一批大小不等的蛀洞，而这件高档的黑呢大衣至此为止，一共才穿过三次，完全应验了夫人生前反复叨叨过的一句话：呢料衣服越是久藏不穿，越容易招虫蛀……然后，忽然的，又发现卧室大衣柜柜门上的铰链和通往院子去的那条木板廊檐上的木头栏杆纷纷开始松动……继而，包括早年写的那份自传、一直在手头放着的几本相册、临睡前经常要随手翻它一翻的那套中华书局影印版的《资治通鉴》……统统找不见了，完全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有一回，甚至连身份证也找不见了。平时，像身份证这一类小零碎东西都是由秘书郭立明替他保管的。而那天，这个郭秘书居然声称一个星期前贡书记亲自从他那儿取走了身份证，并强调，一直也没将它还回来。为此，郭秘书还出示了《工作日志》为证。郭立明在贡开宸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这人心细，从被调到贡开宸身边的那一天起，就坚持每天使用一本很厚的《工作日志》，记录贡开宸的每一点活动。这本《工作日志》足有四五公分厚，用褚石色磨砂小牛皮精心装帧。　　“哎，你这个郭立明！我取身份证，干吗使啊？”贡开宸哑然失笑道。他如此反问，当然有充分理由。因为，平时在省里，他的确用不着这身份证，即便去坐民航班机，临行前，省委办公厅肯定会给机场有关方面打招呼，机场方面肯定会安排一条重要贵宾专用通道供他使用。他和他所有的随行人员就可以一律地免去必须使用这身份证明的一套又一套“麻烦事儿”。　　“我不知道那天您为什么要从我这儿取走您的身份证。但，您确实取走了……”三十刚出一点头的郭立明红起脸，惶惶地站着。那本大十六开本的《工作日志》则摊开在办公桌上。“您取走后，一直也没还给我。要不然，在《工作日志》上我一定会有记载的。”平时性子显得有些过分阴柔的小郭，每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就会特别的固执，甚至会“寸步不让”。后来，贡开宸恍然想起，身份证确是他自己取走了的：有一回去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干部病房看望一位老朋友。老朋友的孙女刚考上大学，听说了他的身份，十分好奇地问： “你们这些当省委书记的，人称‘封疆大吏’，声名显赫，权重一时，大概就不必像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那样，还要办什么身份证之类的东西了吧？”他笑道： “那，也得办哦。我们都是共和国公民嘛。”那女孩怎么也不信。他就笑道： “好嘛好嘛，有机会一定让你亲眼瞧瞧‘省委书记的身份证’。”大概就是那天从医院回来，向郭秘书取了身份证。但后来，再没可能挤出一块完整的时间去看望那位老朋友。老朋友的那位孙女因此至今也没见着“省委书记的身份证”。而身份证也就一直在他办公桌抽屉的一只角落深处，静静地撂下了。　　上车前，他用力地跺了几下脚，把松动的鞋跟又强安到鞋底上。　　家里应该还有几双质量很不错的皮鞋。但他懒得去找。　　假如夫人还在，这样的事，应该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她先他而去了…...她跟他同岁，不过小他几个月而已。她在一个直属中央部委管辖的驻省科研单位里做行政工作，算起来也是个老资格的副厅级领导干部，也是大忙人，忙得连双休日都不照面。很多年前，他曾经笑着跟她感叹过，说自己“苦啊”，有老婆跟没老婆一个样。她默默地一笑，然后很平静地告诉他，肯定不一样。 “如果有朝一日，我走在你前边，你就能体会到了，这个家……”说到这里，她忽然停顿了下来，神情略有些黯淡，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恢复了常态，淡淡一笑地继续说道， “有我，跟没我，还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他确实体会到了.有她，跟没她，真的不一样。　　她说话，总是那么平静、简洁、准确、有条理，跟她的微笑和为人一样。　　车队很快驶出了省委大院那个用花岗岩砌成的大门楼子。他喜欢花岗岩。它朴素、坚硬、大气。当时有人建议用较为华丽的云纹大理石来装饰，被他一口否决，各种规格的大理石板都已经拉到工地上了。还是被他一口否决。他就是希望省委大院能够整体体现一种他追求的“朴素、坚定、大气”。他认为，这对于全省几十万干部也是一道无声的命令、一种有形的脚注和潜移默化的渗透、辐射，既是永恒的昭告，又是借政治场景去体现人文精神的一次绝好机会，是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大院整修完工后，果不其然，许多人，尤其是头一回踏进此大院的人，纷纷感受到一种“震撼”。那一片片乌黑的树林和傍晚时分从树林深处掀起的阵阵林涛，映衬着大楼略显生硬而又坚定的线条，再加上院子里那种难以名状的安静和洁净，似开阔又幽深，既包容又单一，无处不显现着某人雄浑厚重而又孤独的背影…… 说到“背影”——其实，贡开宸很少有那个闲暇时间，独自在他精心构筑的这个大院里散上一会儿步。充其量，驱车进出大院时，假如心情还不错，他会略略地侧过脸去，透过那深色的车窗玻璃，朝着大院的某个角落惬意地浏览上几眼。而今天，他连这种浏览的心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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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天明文集6：省委书记》是第一部全面表现我国当代高层政治生活和高层政治人物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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