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0辑)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刘笑敢 编  页数:380  

内容概要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为复兴中国哲学研究,主办了双语学术刊物《中国哲学与文化》。本辑是该集刊的第十辑,名为“儒学:学术、信仰和修养”。《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0辑·儒学:学术、信仰和修养》编选了海内外最有影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如刘笑敢、黄进兴、王汎森等)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儒学为中心话题,但关心的重点却不限于儒学自身,而在于如何面对及处理儒学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中的多重身份的问题,有利于理清儒学作为真生活和纯学术的两面,从而使之既能真的回应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也能提高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学术水准。

作者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由刘笑敢教授及郑宗义教授分别担任主任及副主任之职。中心透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学者访问计划及出版期刊,致力于组织与推动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新资料的探索与研究,提升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和促进学术交流。

章节摘录

刘笑敢本辑以儒学为中心话题,但关心的重点却不限于儒学自身,而且在于如何面对及处理儒学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中的多重身份的问题。对于现代学者、学术研究、学术刊物来说,儒学首先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无论是探究儒学的思想真相还是试图重新建构当代新儒学,所涉及的主要是纯学术研究活动;但是,作为在文化传统中本应奔流不息的活水,儒学同时又应该是华夏族群集体的价值方向的体现,也可以是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生活的指南,这里涉及的是价值信仰和意识修养,属于真实生活世界。纯学术事业和真实的生活世界在西方以及在许多学科中的分别是无需明言的事实和规范,但在儒学(以及佛、道)思想的研究中却存在着难以明辨的纠缠。这是由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特殊性造成的,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来源、不同属性所造成。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儒释道思想传统,其形式及内容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及民众生活有密切联系,它虽属于广义的学术领域,但与来自近代欧洲传统的哲学学科的历史、方法、目标有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在欧洲近代传统中自然科学的影响不断向人文学渗透,哲学与宗教也有明显的分化、分工和各自不同的演化历史,这种潮流进入中国就造成了儒学定位的尴尬。儒学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但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某种主流的宗教性角色。所以,当现代西方学者在做文化和宗教比较时,往往要拿儒学与基督教相比较。但是,儒家或儒学毕竟不是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所以将儒学纳入哲学学科仍是各国学术界的主流趋向,这样,“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研究作品不仅会受到是否符合既有历史和思想之“真实”的质疑,也会面临够不够“哲学”的拷问,于是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有无哲学或“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强调儒学作为纯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面,显然有利于中国哲学向符合现代或西方哲学标准以及学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但也可能成为博物馆中的“死学问”或西方哲学的附庸,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脉络;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儒学与真生活的联系以及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儒学作为现代学科研究的学术性和哲学性就无法挺立起来。这个两难的局面是不能通过泾渭不分的“结合”二字来解决的。不辨古今、东西的所谓“结合”只能是盲目混淆,结果是在真生活和纯学术二者之间摇摆而两头不够:既不能真的回应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也难以提高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学术水准。“真生活”的问题要贴近并面对真生活来讨论,纯学术的问题要以纯学术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二者在最终和最根本的层次上可以互为奥援,毕竟纯学术活动归根结底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在职业和专业的层面,在直接操作的层面二者毕竟不容混淆。至于如何处理儒学作为纯学术研究之内容与真生活中儒学如何发挥传统的价值导向和生命导师的功能是一个大课题,不可能通过几次会议、若干文章而大功告成,本刊只是希望通过本辑的专题提醒同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本辑第一篇文章是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的宏文。梅教授引用社会学家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指出19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新的制度化的结构不仅创造新的知识,而且要创造知识的创造者。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的学科模式逐渐代替了传统的知识分类模式。作为新学科的中国哲学应运而生,西方哲学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概念模式、词汇和术语、书目分类,甚至历史及分期的方案,这些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学科边界、内容定义和叙事方法。文章的主体部分讨论了中国思想史从经学到子学,再到哲学的过程,以及众多中外学者对这种变化以及中国哲学自身处境、方法与困难的观察,最后依据20年前台湾官方儒学失败的教训提出应该对某些学者建立国教儒学的设想进行反思。梅教授的文章是从中国本位的角度进行回顾和分析的,下面伍安祖教授的文章则完全以西方的儒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与上文适成对照和补充。梅教授比较重视历史的本来过程,而伍教授更强调将儒学引入西方社会文化之话语中的必然性。通过分析两个早期西方诠释儒学的个案和四个当代学者诠释儒学的实例,伍教授最后的结论是:在西方的有感知能力的儒学阅读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入本土化(domestication)、再生成和再创造。在跨文化诠释中的比较工作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提供指导,揭示这种交流的不变的多样性。以西方哲学之理论框架为范式研究中国哲学之局限、困难与弊端,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梅约翰的文章也多有举例。然而,如何克服这种弊端、开辟新天地呢?倪培民的文章从功夫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创造性设想。倪文首先分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异同,回顾了西方哲学演化过程中自身反思、自我修正、逐步克服不足的过程,然后提出中国思想中的功夫论或许可以有效帮助西方哲学传统,摆脱片面强调客观化认知和自由意志、忽略主体实践能力和主体修炼过程的局限。针对西方哲学的不足,倪教授建议将功夫的概念引入(西方)主流哲学。这样做,第一可以发展出一个新的哲学视角或取向,第二可能形成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第三有可能引发出功夫本体论、功夫认识论,以及功夫伦理学的一系列新理论。文章新意鲜明,视野宏阔,论说清晰。倪教授曾以此题撰短文发表于《纽约时报》,引起美国公众关注,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枝奇葩。笔者的文章是古今经纬两条线索的交织。古代经线是对330条宋元以后直接使用的“天人合一”一语的初步分析。今人讨论“天人合一”一语的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张载之后到明清时期此语大量使用、变成熟语的事实和意义。本文的意义在于第一次讨论这些文献的思想史含义。据本文初步分析,古人论及“天人合一”一语时大致有四种主要意涵:(1)天道人事相贯通,(2)以人事为重心,(3)以天道为重心,(4)天人感通。此外还有一些有趣的独特的用法。当代纬线是对近几十年来关于天人合一之讨论的方法论分类和思考,包括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需要的关系,从中引出研究者自身的两种取向以及在研究中对儒释道思想文献的两种定位,作为方法论之自觉意识的一种思考框架。最后,笔者尝试提出继承和创建现代的应然性、隐秘性之天人合一理论的思考。劳悦强的文章专门讨论了儒学、儒家思想、儒学研究三个概念的内涵,又特别以孔门儒学为例,揭示古代即有学术儒学、修养儒学、信仰儒学的内容,但主要精神在贯通统合,最终目的在于致用。但是这一传统到乾隆时期发生变化,学术研究和道德修养开始分道扬镳。近代梁启超、顾颉刚则提出“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原则。作者认为“现代学术重专门,主分析,因此原则上要求学术儒学、修养儒学、信仰儒学各自为政,各从其是,离则三美,合则可能俱伤”。自五四提倡“德先生”以来,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就是一个不断讨论的话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话题有些比较具体的磋商和争论。李晨阳的文章在总结回应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主张:民主的形式与儒家内容相结合,即在施行民主选举机制的社会政治形式下推行儒家的社会理念,这样可以在跟上世界潮流的同时保持儒家的主体性。对此,当然会有质疑,作者对这些可能的质疑也做了有理据的回答。杨祖汉讨论的是“儒学是否宜于知识化……成为一现代学术的学科”,以及“加入理论思辨,是否有损于儒学实践的、教化的功能”。对第一个问题,杨教授认为现代学术所要求的客观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对儒道释的生命之智慧的特点是有不适切之处的。对第二个问题,杨教授借康德的理论说明天真之善不易自我保持,因此需要哲学的思辨来弥补感性之性好的不足。要解决这种道德实践上的困难,必须进入实践哲学的领域,因此,程朱持敬穷理之说应该是内圣学一不可少之功夫理论。本辑主题涉及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黄进兴的文章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黄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孔庙祭祀活动只限于统治者和士大夫,追求的是“国泰民安”,体现了集体诉求的政教功能,是儒教的公共性格。但这与西方宗教改革后宗教活动私人化的潮流不合,因此一般读书人看不到这种公共宗教的特点。黄文重点回顾了康有为建孔教为国教的失败过程及知识界的不同反响,最后,黄教授提出“过度知识化、学院化的儒学,是否会重蹈传统儒教的覆辙,变得曲高和寡,与实际社会两不相涉?”本辑主题又涉及儒学之研究中思想之事实真相与价值追求的问题。王汎森的文章则专门梳理了近代中国关于价值与事实相分离的历史。王文以“新史学”的实际作品为依据揭示上世纪出现的新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即走向“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实际上,这代表了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向和特征,也大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儒学如何变成学术研究对象而与传统的信仰和修养分途而行。文章以文献史实说话,篇幅很长。虽然作者应本刊邀约作了删节,但仍不得不分两辑刊登。继以上两篇之后,我们有第三位“中央研究院”的史学家张寿安的文章。张文钩沉乾嘉学术以来学术专门化的趋势,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儒学变成现代专门之学的本土轨迹。张文指出:“从实事求是、复兴古学、阐扬汉学,再到缜密的说经方法,清儒治学揭示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内容。又因为学主专家,更造就出多样的专门之学。”作者并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吊诡现象:晚清说经之学有自我定位的强烈意识,但其说经之方法之学,如文字、音韵、校勘等,逐渐从附庸工具变为独立之学,最终连说经本身也成了专门之学。这种专门之学各自展扬的学术场面,不仅远离了阮元、龚自珍所提倡的经、艺不二的通儒之学,也刊落了儒者治经以求修身治平的恢弘目的。显然,这“更近乎近代科学知识分科的学术雏形”。最后,我们选刊了同样来自“中研院”的理学专家钟彩钧的文章。此文利用劳思光的一个历史描述对陆九渊的思想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入的剖析。劳先生提出,宋明儒学的发展经过了天道观、本性观、心性论三个阶段,分别以濂溪横渠、程朱,以及象山阳明为代表。钟教授将此三个阶段作为象山学术的三个侧面来观察,一方面看到象山思想中天道观、本性观、心性论三种要素兼备,另一方面也看到象山思想出于心性作为实践的前提和造境,并出于对朱熹超越之理的批判而终将心性提高到终极实体的地位。本辑的“学思录”邀得牟钟鉴教授的学术自述,文章虽以自述回忆为主,却相当于一个时代的缩影,又有治学方法的体会,对读者来说,可在轻松、亲切之中得到深刻的教益。梁涛教授是大陆思想史特别是思孟研究的后起之秀,其《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得学界好评,本刊有幸约得孔德立评介此大作。本辑“新叶林”发表了仲辉关于《齐物论》的文章。文章认为庄子《齐物论》从语言问题开始,终于对道境的领悟。其说获得陈鼓应和匿名评审人的首肯。本辑“回音谷”金声玉振,余音缭绕,都是对本刊前一两辑文章的回应。徐英瑾的短文对本刊上辑森舸澜的文章提出商榷意见,李伟则对柏啸虎的文章发表了感想,陈孝龙对郑泽绵的文章提出细致辨析,李晓英则发表了对孟旦治学道路的感想和体会。我们希望更多同好利用这一专栏进行切磋交流,以促进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本刊已经出满十辑,我们编辑了总目,以便查找相关文章。在此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人向所有作者、审稿者,以及以各种形式支持我们工作的同好表示诚挚感谢,欢迎大家的各种形式的建言或批评,希望我们今后有更愉快、更富有成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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