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

前言

与南极科学考察相关的著述不胜枚举。《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一书不像学术性科学考察报告那样内容深奥难懂；也不像纯粹“介绍性”的科普读物那样读起来枯燥乏味。作者以一位资深科学工作者的视角，用平实、浅近的词句为我们讲述了她在花甲之年到南极去的一次难忘经历，是一本难得的科学和人文交融的科普佳作。自18世纪人类得知地球上有南极大陆以来，两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它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因为它难以到达、环境恶劣，很难展开工作。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神秘的南极大陆的窗口。书中讲述了作者旅行和考察中的种种见闻和感受，笔触细腻，娓娓道来，令人如同身历其境，也备感亲切。书中还对南极的气候、海洋、冰山、冰盖等各种自然环境和地貌做了概要介绍，对当地的动、植物以及有关的地质、地理情况也都有详略不等的叙述。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考察内容，书中还简要地介绍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基础知识；特别对重点考察的乔治王岛化石山所产出的植物化石，以及它们对研究南极5000万年来的古气候和自然环境演变的意义做了阐述，向读者介绍了南极地区从温暖、湿润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演变为现今冰天雪地、蛮荒不毛之地的过程，以及种种化石证据和相关学说。作者还简叙了南极考察的历史和我国考察、建站的情况，航海途径所见各国的人文、风情和政经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除了科学内容以外，作者用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她实地考察的情景，以及在考察船上和考察站内的生活和活动片段。在极地气候十分严酷、充满着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的环境中，作者和许多考察队员一样，常常是不顾安危、孤身远征甚至深入无人区，圆满地完成了野外考察和化石采集工作。航海和考察期间，科考队员和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彼此关心、相互支持，共同度过了既艰苦又欢乐的日日夜夜，彼此分享着考察的成功和丰收的愉悦。在考察过程中，我国科学家还和其他国家科学家互通有无、无私交往。极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考察中的艰险的时候，还是在遇到难以克服周志克中国科学院院士

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李浩敏参加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经历为主线，通过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展现了南极科考队员不畏艰险、乐于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本书除了展示南极独特的自然环境，作为研究南极古植物化石的专家，作者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涉及新生代南极的植被、古气候以及新生代早期南极独特气候形成原因等方面的知识，并以轻松的笔调描写了异国的美丽风光，以及在科考期间与各国科考队员结下的深厚友谊。

作者简介

李浩敏
1954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从事古植物学研究工作至今。1983—1984年曾获美国耶鲁大学生物系布朗奖学金，在该系和该校匹堡德博物馆(Peabody
Museum)做访问学者。1988年起，开始研究中国国家南极科学考察队采自南极的植物化石标本。1992—1993年参加了中国第九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长城站夏季科考。曾任国家南极科学考察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届的理事。

书籍目录

序
小引
1  花甲之年赴南极
2  纵穿太平洋
3  抵达长城站
4  在南极的日子
5  归国之路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2009年，参加《南极条约》的国家从开始时的12个增加至46个，包括28个协约国（已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者），18个缔约国。中国于1983年被接纳为缔约国，1985年正式成为协约国。在1991年以前，《南极条约》组织每两年开一次会，从这一年起，改为每年一次。《南极条约》以及历次南极条约协约国通过的140余项建议措施（包括公约），统称为“南极条约体系”。如：为了保护南极的资源和生态环境，1964年签订了《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72年签订了《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签订了《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约》，1988年6月通过了《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1991年6月在马德里还通过了《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和《南极环境评估》、《南极动、植物保护》、《南极废物处理与管理》、《防止海洋污染》和《南极特别保护区》等5个附件。《南极条约》原定有效期30年，1991年改为无限期延长。该条约对南极洲的国际管理，促进科学考察活动的合作与发展，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等都起了重大作用。有人说，《南极条约》是迄今执行得最好的条约，堪称国际条约的典范。极地号不断东南行，天气也越来越热，很快就要到赤道了。这时，我们四位女士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那就是做鬼脸面具，以便过赤道时“打鬼”用。这个任务还得悄悄地执行，不能对其他人讲。我们四个人搜肠刮肚地想，鬼是啥样子，谁也没见过。最后还得靠杨工，她学建筑的，美术功底好，设计出几个面目狰狞的鬼脸，然后我们一起动手，又是剪、又是缝的，总算完成了任务。11月9日下午，极地号的汽笛长鸣，发出了到达赤道的信号，大家都自动地来到甲板上。几位男同胞戴上了我们做的鬼脸。过赤道要打鬼，可他们不但不挨打，反而成了香饽饽，好多人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还有六位同志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字牌，合起来组成了“九次队过赤道”的横幅，也成了合影的对象。要知道，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乘着船经过赤道的机会啊！当我们的董兆乾总领队宣布“1992年11月9日15时32分，极地号经由东经144°56.88’穿越赤道，从北半球进入南半球”时，船上锣鼓齐鸣，震耳的鞭炮声与大家的欢呼声连成一片。数发信号弹也腾空而起，有人还放起了烟火，这更增加了节日的气氛。随后，船上举行了颁发“穿越赤道纪念卡”的仪式。紧接着，船员和考察队员各出10人进行了拔河比赛，大家为他们呐喊助威，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过了赤道后，我船按预定航线，开始向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挺进。船将在那里检修，我们也可趁此机会上岸，领略新西兰的异乡风土人情。新西兰位于赤道和南极之间，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由北岛、南岛两个大岛和一些小岛组成，面积有近27万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80％以上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原住民毛利人占总人口的12％以上，华侨和华裔不到总人口的1％（据1992年的统计数）。新西兰全境多山，平原狭小，山地和丘陵占其全国面积的3／4以上。北岛多火山和温泉，南岛多冰河和湖泊，北岛和南岛隔库克海峡相望，气候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新西兰首府惠灵顿位于北岛的东南端，有一项世界之最，那就是它是世界上最靠南的首都，也就是说，南半球所有国家的首都中，它的纬度最高（南纬41°17’）。惠灵顿环抱着尼科尔森港，是个港口城市。从船上望去，面临海湾的三面山坡上，建有一层又一层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别墅，错落有致，煞是好看。到了夜晚，从房子里透出的灯光闪闪烁烁，犹如点点繁星，好似仙境。极地号于11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停靠在惠灵顿港。当时，新西兰有关方面的人士、我国驻新西兰外交使团的代表以及新华社的记者等都来到码头欢迎我船的到来。一位新华社女记者关心地对我说：“从岸上远看，你们的脸色都有点苍白。”她说的是实话。因为到惠灵顿前，由于塔斯马尼亚来的东澳气旋的影响，风浪比较大，又有人开始晕船了。这次比上次遇台风时的情况要好一些，我虽然也感到不适，但还勉强支撑着，脸色肯定好不了，于是我自嘲地说：“我是‘伊丽莎白’（一脸煞白）！”说也怪，船一靠岸，尽管脸色还不太好，可晕船的症候群却马上全部消失了。二十多天的海上旅途劳顿也全被我们抛到了脑后，大家开始各忙各的。极地号准备在这里停靠四天（后来因检修船只的需要，又延长了两天），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惠灵顿植物园。因为我研究南极古植物已好几年了，南极发现的植物化石与现今南半球生长的植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我们熟悉的北半球的植物区别很大，能到惠灵顿植物园去参观，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到植物园恐怕很难找到同行人。于是，我就先和队里的几个同伴一起到惠灵顿市区各处走走看看，熟悉一下环境，为我第二天的独行做准备。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第三天，我独自在植物园对着南半球一些特有的植物又是拍照、又是做笔记，整整忙了两天。在那里，我还遇到从台湾来旅游的一家老少三代人，他们主动与我打招呼，问我一些情况。当他们得知我是中国南极考察队的一员，即将到南极去时，由衷地说：“大陆这几年确实进步很快。”我们船、队到达惠灵顿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报刊纷纷报道新西兰的副总理兼对外关系与商业部部长麦奇赖恩（DonMckinnon）先生接见我船、队领导的消息，并附上了接见时的照片。还有一份报纸刊登了记者对考察队首席科学家董兆乾总领队的访问，对我们船、队的方方面面都予以详实的报道。华人和华侨听说祖国的1.5万吨级的巨型南极考察船来了，也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有的人甚至来到码头，要求到船上参观。于是，我们船上的人就引领他们到船上各处走一走，看一看。据他们说，以前惠灵顿港从来没有停靠过这么大的船。很快，我们就与当地的一些华人成了朋友。他们不断地询问国内的情况，有的还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向我们倾诉他们到新西兰后的苦辣酸甜。

后记

《南极之旅》出版在即，首先非常感谢张弥曼、孙湘君、汪品先等几位学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方才使我下了决心，在“古稀之年”完成了这部科普领域的”处女作”。承蒙周志炎院士在百忙中拨冗仔细阅读书稿，并为此书写序言，笔者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历届领导对我的南极工作在精神上以及科研经费上的支持，特别是我在南极时徐均涛副所长代表所领导给我写信问候，1993年回到南京时曹瑞骥所长又亲自带了鲜花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以及沙金庚所长提供的古生物所创新科研基金的资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温暖和激动，也使我的南极工作得以顺利、持续地向前推进。笔者对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科研基金，以及所科技处蔡华伟处长亲自为这篇书稿的出版撰写推荐信表示感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胡炜编辑从组稿到编辑出版的整个工作中都十分认真负责，为此书的付梓出版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譬如在编排方面，她将原稿的结构稍作改动，就使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紧凑。这让我感到她在专业上是一位实力派，而且也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实力派。笔者在南极所拍摄的照片，原先的底片都是胶片。感谢摄影家樊晓羿先生将这些照片代为翻拍成电子版照片，并感谢他将我从南极带回的一些纪念品、小礼品也拍摄成照片，展现于书中。本书稿的后期制作过程中，也曾经得到史恭乐博士的多次帮助。如代为摄制现保存于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馆的南极被子植物发草和南极石竹的照片，翻拍一些插图并为大量图片刻制光盘等。此外，傅强博士也曾多次给予帮助，本书作者对他们两位也深表谢意！感谢卞林根先生允许我使用他拍摄的一张”帝企鹅哺育企鹅宝宝”的珍贵照片。本书还引用了国晓港先生拍摄的一幅”海狗”照片，比我当初拍摄的海狗照片效果好很多。为了引用这幅图，我曾多次试图与他取得联系，但皆未成功。我知道他是位”老南极”，希望他对我冒昧引用这幅作品以享读者予以理解。书中还引用了九次队一位队员写的小诗，在船上看到时就没有署名，被我保存了下来。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在此书中的冒昧引用。关于本书的书名我略存异议，原本我为其定名为《南极之旅》。出版社考虑到可能会有重名，抑或是意思不太明晰，故而最终被改为《古植物学家的南极之旅》。但是窃以为“古植物学家”这项大帽子对于我说来显得过于”沉重”了，让我无法承受。我个人觉得凡是堪称为“家”的，必定是对某一领域做到融汇贯通、学贯古今的“大家”，方能不辱没这个名称，而我现在显然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因为每每见到新的、素未谋面的标本，总是感觉好似”雾里看花”一般，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查阅文献、翻看资料之后，方能逐渐厘清事物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还不能称之为“家”，还只是这一学术领域中一名漫漫求索者，我自称为”研究者”。近年来通过对南极古植物以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福建、广西）古植物的研究，使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并结合古植物学研究来思考并解决被子植物系统演化问题。即南北两半球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包括古植物工作者）必须携起手来，深入合作，共同研究南北两半球植物（包括化石植物）的分类和系统演化。只有这个工作做细致了，基础夯实了，被子植物的”系统演化树”才会”茁壮生长”，那么距离被达尔文称作是”讨厌之谜”的被子植物起源问题的最终揭秘，也就为时不远了。因为地球毕竟是一个整体，无论缺失了（或忽略了）哪一部分，最后的结论都是存在缺陷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刚开始研究南极植物化石期间，我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都找不到一本南美洲的植物志；在我国各个著名的植物标本馆中，来自南半球的植物标本也都是凤毛麟角。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上述状况已有所改变。除了交流渠道不畅之外，南北两半球植物的研究程度也不甚平衡，这些都有待今后改善，也有待于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在从南极采到的假山毛榉化石中，我惊讶地发现有几种叶化石与桦木科的叶惊人地相似。桦木科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地区，向南可达印度和中印半岛并在南美洲有少量分布。2010年在与史恭乐博士一起研究福建产的龙脑香翅果化石的过程中，经过寻根溯源，我们发现，目前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热带雨林的造林树种龙脑香科植物，已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为冈瓦纳大陆起源。我们同意这个意见，理由是该科的三个亚科间断分布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而东南亚的这个分支很可能是通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后才到达亚洲的。此外，樟科植物化石在大洋洲、南美洲早第三纪以来的地层中广泛分布，令一些植物分类学者认为樟科，甚至樟目也属于冈瓦纳大陆起源。前述从全球角度并结合古植物学研究来思考并解决被子植物系统演化问题的想法，从最初时的朦胧意识逐渐发展、形成为坚定的信念，况且南极洲还曾处于冈瓦纳大陆的核心地位。我认为，南极中、新生代植物的研究对解决被子植物系统演化问题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要感谢国家海洋局南极办公室给我参加中国南极第九次科学考察队到南极考察的机会；也感谢中国南极第九次科学考察队队长、兼九次队长城站站长刘书燕先生给予我的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多次的鼎力相助，很多事情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我将以此书告慰已于2010年10月31日仙逝的李星学老师，是他亲手把我国最早发现的几块南极植物化石交予我研究，促使我开始走上了研究南极植物这条虽然十分艰辛却又充满乐趣之路。我还想以此书纪念我的双亲。父亲为了哺育我们众兄妹，在抗日哒争胜利前夕终厨操劳过度而过早辞世，享年仅47岁。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也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记得是在抗战后期，家中断粮，只有单位发的几麻袋冻得发黑、发紫的土豆。母亲每顿饭都只吃那些削下来的发黑发紫的部分，而把那些略带点儿白色的部分留给我们这些孩子吃。在父亲逝世11年后，母亲也因积劳成疾罹患癌症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长兄在父亲逝世后，立即辍学，以其略显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两位姐姐也步其后尘，先后相继参加工作。在兄姐的无私帮助下，1954年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并顺利考入留苏预备班，次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开始了我在古生物学事业上的征程。我还感谢我的两个女儿一贯对我的支持、理解和帮助!李浩敏2011年端午节前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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