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门楣

内容概要

本文集除介绍了当今美国主要经济学派的林林总总之外，作者以其“神笔”精辟地概述了一二十种重要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和二十九位伟大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对世界的突出贡献和他们德才兼优的特质；并对有志和已涉足经济研究领域的年轻学子和学者“求学”“探路”指点了迷津。
作者简介： 
    林行止，原名林山木，为香港《信报》创办人。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自1973年开始至今天，每日《信报》的评论几乎均出自他之妙笔。其知识渊博，文字从容，名家风范。其作品时常结集出版，至今已有72本书问世。
   
   “张五常在《壹周刊》里写《香江第一笔》，说他在飞机上瞄到一位乘客手上拿着的报纸有一幅大字广告：‘香江第一健笔独领风骚’。他说：‘我对自己说：我可没有发这广告，难道是阿康发了神经？忍不住向该乘客借报一读，原来文中的主角是林行止。心想：那也说得是，山木兄真的是香江第一笔！’好一句‘我可没有发这广告’！张教授向来自负，视自己文章如别人老婆，既非敝帚，更当自珍，甚至自诩，那是早就传为佳话了。这回连他都承认林山木是香江第一笔，足见独领风骚之说是定论了。”——《苹果日报》董桥
   
   “在我以中文下笔的一个小去处上，山木(林行止)和我曾经是难得一遇的最佳拍档。我们大家都有信念，但没有成见；我们大家都愿意冒险、愿意尝试；我们大家都不滞于物，不管他人说什么；我们大家都认为文章之道是要简而明，要诚恳，而老气横秋是不可取的。”——张五常
   
   “林山木(林行止)和查良镛(金庸)都可说是香港文化界的特殊产品。如果说查良镛是香港六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代宗师，那么系出“明”门、师承查良镛的林山木，则可说是八十年代的个中翘楚。”——方卡谬
	
请读片断： 
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异同
    　　随着十八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所谓“双重革命”(Double Revolutions)——即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来临，经济活动亦愈趋复杂，经济盛衰循环日益明显，通货膨胀、通货收缩交替出现；失业现象更令当政者非常困扰。
   　　在这种情形下，试图以一套理论、一家之言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学说便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思(K.Marx，1818～1883)，在他的共产主义圣经《资本论》里，他指出要稳定经济发展，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要削减贫困，资本财产私有的制度必须连根拔起；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财富创造者——应该集体拥有和管理这些资本财产。
   　　显而易见，马克思这套理论，对于信服斯密学说的人而言，根本不具说服力，但它对一般人尤其是家无恒产者的吸引力不容忽视。
   　　不过，到了现在，苏东国家纷纷直接或间接“走资”之后，这种形势的转变强而有力地说明了治句之道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它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大敌！不过，正如数天前笔者在此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精深博大，因此而全盘否定，是不客观的。
   　　马克思学说在西方国家虽不吃香，但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亦令西方经济学界开始怀疑“自由放任”、“无形之手”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知识革命”就逐渐酝酿，而凯恩斯就是这场思想革命的领袖。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一度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快成事实，但凯恩斯认为此说荒谬无稽，因为，通过政府的有限度干预，资本主义寿比南山、长春不老。
   一利生一弊生
   　　说起来非常简单，凯恩斯的处方是通过公营部门的投资，令市场对货物和劳务的需求上升，结果失业情况得以纤缓，一场经济危机就可以化解。凯恩斯的处方果然奏效，这是战后以来西方经济能享受三十年繁荣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马克思和凯恩斯都主张政府干预，只是前者主张财产公有，后者极力维护私有制；这二种看法，如今胜负已见！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原是通货膨胀的温床，当政府发现通胀恶化至失却控制时，采取相反方法抽紧银根收缩开支，便将经济推入更痛苦的通货收缩、经济衰退的深渊！
   褒贬无碍功能依旧
   　　究竟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顺利发展？这个问题，除了经济学学者，其他大部分学科的学者都予否定，此中的原因，不言自明，但经济学在众多社会科学中特别吃香(如可得诺贝尔奖，这是其他社会科学所无的殊荣)。有地位(如受聘为统治者的顾问)及财源广进(经济研究报告十分昂贵，经济学家的顾问费特别高)，令人“眼红”，于是在经济发展一塌糊涂比如失业通胀衰退齐来时，提出经济学无用论，便很易为一般人接受。
   　　不过，由于经济学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学问”(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宗师马歇尔语)，奥国学派大宗师米赛斯则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几乎所有人们的活动——包括作爱以至精神患病者——都可包容在经济学范畴内，因此，经济学仍是探讨经济问题以至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工具。
   (摘选《经济门楣》)

作者简介

　　林行止原名林山木，原籍广东澄海。1940年生，是香港《信报》创办人、著名评论家、素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自１９７３年开始至今，每日《信报》的评论几乎均出自他之妙笔。尤其擅长财经方面的评论，深入浅出，透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的专栏为国内金融界高层必读。

书籍目录

走近林行止：其思想及其人
序

人工培植的学问
凯恩斯父子无缘当教授
院士·寒士
古书有价
南海泡沫与账目监管
舒华茨与弗里德曼
夫妇合“作”
经济人绝对理性
计算物价的理想指数
会计师不应兼任商业顾问
出世与入世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界通天晓——萨缪尔森
女经济学家何时最宜生儿育女
医生与经济学家
高伯德最早主张“自由放任”
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异同
凯恩斯知交夏禄德
精通专业长于表达
经济学补法律之不足
机会成本与经济学
以最小代价换最大报酬
阿丽思闯进经济学
北欧学派开山祖
经济学家IQ第一 
经济学人书店
贱视劳工的社会主义
韦伯夫妇领导社会运动
凯恩斯为谁倾倒
熊彼特的好太太
米塞斯夫人发扬夫业
经济学家和书
计划经济的叛徒
贝克尔扩阔经济学视野
官场逃兵费斯坦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梭罗听太太话入行
和凯恩斯大唱反调
年少有成酌大行家
塔外经济学家十诫
[附录] 我们是不自觉的奥国学派

章节摘录

　　无官一身轻，凯恩斯决心在股市和外汇市场显身手；1920年复活节，他和两位百花里挚友邓肯·格兰(Duncan Grant)和云妮莎·贝尔(Vanessa Bell)　同赴罗马度假，期内捷报频传，他在法国法郎投机上赚了￡22000，但在美元上则损失￡8000(他的外汇投机户口开户日期为1919年8月14日)；凯恩斯大喜过望，疯狂购物，他在家书(致母亲)中说他起码买了一吨重的东西，其中包括不少家私。可是好景不常，到了5月底，他输掉了￡13125，经纪行要他以￡7000补仓，凯恩斯因此通过友人介绍，向一位非常欣赏他在巴黎和会的工作的金融家恩尼斯爵士(Sir Ernest Cassel)借款￡5000，并要求出版商预支《和平的经济后果》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的版税1500(他已支了￡1000)，清还了欠经纪行的债务。到了1922年，凯恩斯已“败部复活”，扣除期内购买的古书名画，他的资产净值为￡57797；到了　　01937年年初，他的净资产已增至￡506450；他逝世时的遗产为￡450000(包括书、画的估价在内)。　　和大众对立的意见　　在凯恩斯的投机生涯中，炒卖外汇和投机期货是主流。正如《凯恩斯全集》第3卷显示，凯恩斯充分掌握有关商品的统计资料，但这无法令凯恩斯成为长胜将军，他经常在货、币和商品投机活动中输多赢少。幸而他能够在普通股、优先股和债券买卖方面得心应手。　　凯恩斯在股市赚钱机会为什么比汇市高?这完全与他喜与群众意见对立性格有关；汇市交投数额庞大，相反理论很难发挥效用。凯恩斯是投机市场一名理性的独行侠，向来深信本身的判断和轻蔑群众的看法，他认为资本市场是健全和理性的，但不排除它经常被非理性的浪涛冲击，间接为少数醒目的投资者创造赚钱良机。凯恩斯曾在一封写给他的外汇经纪的信件中表示，他的投资秘诀，是尽量保持与大众意见对立的看法。假如每个人都同看好某一个投资，它的价位必然被扯高，其吸引力亦相应下降。　　　　沙斯近年忙于当拉丁美洲国家及东欧国家的经济顾问，疏于撰写学术性论文，因此可能与克拉克奖无缘。　　由于这三位人围者都是位于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任教，加上他们都不主张绝对放任自由，因此，过去二三十年坚持放任自由的芝加哥独领风骚的日子，可能已成过去。　　和他们的前辈不同，克鲁格曼、森玛思和沙斯，都不甘愿做象牙塔经济学家，这即是说，他们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理论结合实践，当企业、银行及政府的经济顾问。　　向“传统智慧”挑战　　当前经济学的新星克鲁格曼、森玛思和沙斯等，他们的研究结论都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不同(一句话，这一学派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比其他制度能更有效地合理地解决经济问题，政府因此不必进行干预)，令后者有点酸溜溜的，是他们的学说已越来越为企业和政府所接受，而且大受正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欢迎。事实上，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无法一下子从事事计划处处管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变成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过程，政府在此过程中应扮演重要的引导角色；克鲁格曼等人主张政府有限干预和认为自由放任未必收到最佳效果的理论，因而大派用场。　　1991年克拉克奖得主克鲁格曼，其有关贸易及汇价理论，稍后另文详述(见本书《克鲁格曼说了些什么》一文)。　　在有关国际贸易及金融方面，经济学向来少有突破性发现，但克鲁格曼以实证研究，指出了未来国际贸易和汇率政策的新路向，他的这些主张与“传统智慧”不同之处在于下述三点——　　一、市场并不完美(Imperfect)，导致国与国之间进行类似货物的贸易。　　二、保护主义最终对各国有利。　　三、固定汇价及浮动汇价制度应灵活交替运用，不必认定一种制度后便永不言改。　　克鲁格曼这些分明强调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扮演较重要角色的理论，大受市场万能论者的抨击，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从贸易保护主义之声日嚣尘上以至各国经常借开会商谈“合理汇价”上看，克鲁格曼真是吾道不孤。　　克鲁格曼并非象牙塔型经济学家，他，替自己定下了一项研究准则——听主流经济学界以外的意见(none of my principles ever since has not been listened to the people outside the mainstream)，他广泛地参考不同门派经济学家之说，又和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接触，使他能够从新角度考虑问题，终于有所突破。　　有关克鲁格曼的学术成就，稍后再谈。　　和克鲁格曼同受学界重视的另一位“新星”，被学界视为1993年克拉克奖热门人选的罗兰斯·森玛思，出身经济学世家，他的双亲都是宾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而且有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亲戚——舅父阿罗和伯父萨缪尔森，因此他被称为纯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森玛思不同姓，何以他们有伯父与侄儿的关系?原来森玛思出生时姓萨缪尔森，后和乃兄同时改Samuelson为Summers。　　一位在哈佛念博士学位的友人告诉笔者，该校经济学系有此一说，森玛思很小的时候，已经致力于追求目标，十岁那年，他参加一项小童网球赛，出门时母亲对他说：　“Have fun，Larry．”森玛思出门后重新折回，　很严肃地说：　“Fun?Fun?Its90degreesandyou　　think I’m going for fun?”　　想不到他这么严肃、认真，他的母亲惟有说：“O．K．Larry，O．K．Go win”森玛思才挟着球拍赴球场!　　他这种严肃面对挑战，确定目标后全力以赴的性格，使他在学术研究上大有所成。　　　　1968年，美国学者施尔思(David L．Sills)编辑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由麦克米伦出版(其附录书目迟至1979年出版)，分十七卷约10000页，其中大概2200页为经济学，经济学界对此虽有好评，但仍嫌其不足。以经济学在这段期内人才辈出，经济学领域无远弗届，因此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开始筹画出版一套经济学百科全书，向学界“探盘，，时获得热烈反应，而且最少有二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编汇计划，但麦克米伦最后(1983)决定把《帕尔格雷夫政治学经济学辞典》全面翻新，指定伊德威(J．Eatwell)、米格特(M.Milgate)和纽曼(P．Newman)为联合编辑，经过整整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987年年底整套四卷一齐出版。　　编者都非美国人　　对于编辑人选，颇使不少经济学界中人感到诧异，因为第一，现代经济学为美国的天下，但这三名编者都非美国人，亦不在美国受教育；第二，这三位编辑都不是主流经挤学派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信徒。这里岔开一笔谈谈什么是新古典经济学，一言以蔽之，这是指人不论为自己、家庭或公司工作，都会成为理性地尽最大努力追求他自己选择的目标　(Rational maximiser of his self-chosen ends)的学说。　　在三位编者之中，伊德威为剑桥大学三一书院的院士兼经济学讲师，曾和著名剑桥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嫡传弟子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合写过一本被称为非正统教科书《现代经济学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1973年)；　伊德威是所谓后凯恩斯主义者(Post-Keynesian)，亦即新李嘉图主义者(Neo-Ricardian)，同时为当代剑桥学派巨擘柯尔达勋爵(Lord Nicholas Kaldor)的追随者，而且对史拉发的主张(稍后解释)深信不疑。　　对史拉发有偏爱　　第二位编者米格特曾为伊德威的学生，他们二师徒曾合编过《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价值理论和分配》(Keyness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1983)。任辞典编辑时，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副教授(Associat Professor)；米格特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资本和就业》的书，甚获好评，这本书的主旨在把凯恩斯有关收入决定理论，与史拉发的价值理论及分配论合并，这亦是后来他和伊德威合编上述那本书的主题。　　　　70年代以来，剑桥大学不少明星级教授相继为美国大学高薪挖角，最出名的该为印裔英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Amartya Kumar Sen)，他于三十岁便任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后历任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教授，1981年起任剑大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可是两年前已接受哈佛聘约；其他如1977年任牛大艾治华斯讲座教授的莫里斯(J．A．Mirrlees)，1982年转任剑大经济系教授……。70年代以来，大约有三十名一流的经济学者离开剑桥大学，虽然剑大不断补充新血，但门户之见令其经济学系有今不如昔之叹。　　剑大现任经济学系主任韩法兰(Frank Hahn)，为薄有名气的德裔英国计量经济学家，今年六十七岁，已届退休之年；另一位资深教授为印裔英籍的达斯吉塔(Partha Dasgupta)三十二岁便当史丹福访问教授，是出类拔萃的人才，1986年史丹福曾向他招手，令剑大应用经济学系　(Dept．of Applied Economics)　大感不安，因为达斯吉塔为其台柱；尚幸他最后认为剑大　　“有文化的交谈较重要”，推掉史丹福的聘约；加上二十七岁便当上Essex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艾健逊(A．B．Athinson)已答应辞去伦敦经济学院教职，明夏转投剑大。这些比较年轻的经济学界翘楚，使剑大经济学系有中兴之象；但现在剑大经济学系又“危机”隐伏，因为非英裔的一流学者太多而英国人骨子里有排外传统。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传真机的普及，令笔者晚间可安坐家中，撰写《政经短评》；在把原搞传至报社，等待修改、校核清样这段大约30-60分钟不等的空当，笔者“废时利用”，写点和《政经短评》完全不同的东西，愿意是希望借比较轻松的内容，松弛神经，哪知许多时也要绞尽脑汁……。这便是在《信报》经济评论版刊出的《欣然忘食》栏。　　《政经短评》的题材在脑里思索多时才动笑，《欣然忘食》每天虽只刊出短短六七百字，写作耗时有限，但资料的翻查、数字的日期的复核以至相片的搜寻，往往用去大量时间，这是笔者意料不及的。　　对于一般人来说，经济学确是“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不易为读者接受，大众传媒以经济学理论解释日常事象的文字并不多J儿，即使《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亦难得一见，这是消费者导向市场的正常现象。　　香港是典型商埠，不讳言是“经济人”的港人数不胜数，他们对能够解释经济行为的经济学理论，只要不是满纸术语、程式及生硬的“外来语”（翻译者亦不明白的名词或造句），是有兴趣阅读的。纵情犬马声色的香港人有兴趣阅读笔锋不带感情通常干涩难明的经济学文章，如亚当·斯密所说，是为了私利而已!数十年的兴盛繁荣及低税率，香港固然造就了不少世界级富豪，中产阶级亦迅速膨胀，他们行有余力，了解一点把其功利行为（香港人理解的功利是惟利是图的同义词，和Utilitarian的功利颇不同）提升至抽象层次的经济学理论，便大有需要。　　为了冲淡经济学的沉闷感，笔者因此从经济学家人手，即从普通读者较有兴趣的人的因素，引出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从读者的反应，这种试尝并非没有效果。　　笔者用笔名林行止写《政经短评》，　《欣然忘食》则以史威德出之，两名毫不相干，以为可把读者蒙在鼓里，但细心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揣测史威德出自林行止之手的询问信“如雪片般飞来”，有位远在多伦多的读者叶国威先生还为了“史威德是否林行止”而和家人打赌（以洗碗碟及洗车一个月为赌注），加上同事拘谨而充满怀疑的打探，促使笔者决心“暴露”身　　份，而《欣然忘食》结集出版，正是最适当的机会。　　众所周知，　《欣然忘食》来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其“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说写出笔者浏览“闲书”时的心情（读课本有此“收获”，笔者已成为名学者!），“因以为栏名焉”。　　林山木　　1993年2月5日于《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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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成书于2001年1月，出版后深受专家和读者的好评，是此领域的重要书籍。作者以其"神笔"精辟地概述了一二十种重要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和二十九位伟大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对世界的突出贡献和他们德才兼优的特质；本书可使读者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启迪思考、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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