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衰亡

出版时间:2011-10-9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页数:352  译者:廖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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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清帝國的衰亡》成書於一九七五年,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同時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代表作。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的基本教材,其研究成果不僅公允地提示出大清帝國必走向衰亡的社會脈絡,也超越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中盛行之「衝擊-反應」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作者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絕不是停滯不變的。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書一開場,先以農民、仕紳、商人在明清社會的生活型態和社群發展,來定調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來源;接著逐步從王朝興衰、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來臨;之後再交錯注入清代民間社會運動發展和外力入侵的動因,來觀察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及逐至崩潰的過程,對帝制中國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作者简介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  1937-2006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歐洲史及文學;大學畢業後,轉作中國研究,先後於劍橋大學及巴黎高等政治學院進修,並曾到台灣進行研究工作。返美後投入知名漢學家列文森門下,於一九六五年取得柏克萊大學遠東史博士學位。曾任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院院長,上海研究中心創始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會長等職。他通曉多國語言,熟悉歐洲年鑑學派、社會史觀,研究中國史時致力觀察世界脈絡,強調著史要有全局性、全球性的大視野,與史景遷、孔復禮並稱「中國史三傑」。主要著作有:《大門口的陌生人》、《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歷史與意志》、《特攻教父》等書。  廖彥博  **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著有《我肥大的茉莉香味哀傷》、《三國和你想的不一樣》、《蔣氏家族生活秘史》(合著)、《個人旅行:西雅圖》等書。

书籍目录

緒論第一章 農民第二章 仕紳第三章 商人第四章 朝代循環第五章  滿族興起第六章 清初與盛清之世第七章 西方入侵第八章 外患與內亂第九章 中興與自強的幻影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第十一章 天命已盡參考書目譯後記注釋

章节摘录

  緒論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學者們,習慣拿文藝復興時代以後的劇變歐洲,和像冰河緩慢遷移般進展的儒家文明來作對比。西方的全球擴張所帶來的新視野,也因此扭曲了我們對於那些抗拒歐洲人征服的舊世界的看法。在舊世界當中,最為頑強的莫過於中華帝國--這個民族對自身文化太過自豪,是以它的子孫看來沒有辦法很快適應歐洲所帶來的衝擊。按照這個熟悉的歷史觀點,那麼一個光輝燦爛又重要的文明,因為擔心文明巨廈的傾塌,而不敢輕易更動任何支撐巨廈的支柱。既然漸進的改革不可行,橫掃一切的革命也就無可避免了。賡續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就被用來當作是它衰敗覆亡的總體解釋。  中國既然無法由內部變革,那就必須藉由外部的力量來推動革命。但是如果這樣的詮釋是準確的,那就必須認定:如果中國不受外力干擾,就會不斷地重複著以往的既有模式,死抱著傳統,而且永遠不變。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真的沒有內部變遷嗎?在鴉片戰爭於一八三九年爆發之前,中國真的是停滯不變的嗎?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內部變化的問題特別敏感,因為他們把近代史的起點標定在鴉片戰爭:  用外國侵略中國的戰爭作為劃分歷史分期的標誌,如此我們不成了外因論者了嗎?對此,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外國資本侵入中國,使得中國產生內部變化,表示中國社會內部有發生變化的條件,這一條件就是中國在長期封建社會中所達到的高度發展。  不過,我的研究並不是要找尋現代化的先決條件,而是想要找出在歐洲帝國主義到來以前,中國社會變遷的內在源頭。  近代以前的中國朝代歷史,可以概分為六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起迄時間是西元前十六世紀到三世紀,由銅器時代發展到進步的鑄鐵技術。在這個階段,起自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發展出書寫、繁複的官僚系統,以及儒家思想的偉大經典。第二個時期,或者又可稱為早期帝國時代,約從西元前兩百年到西元二世紀結束,也就是由秦一統天下到漢代繼起統治這段時間。在此時期內,秦、漢王朝經營中亞,創制律法,設立太學,擴大並且整飭官僚系統,還獨尊儒術,定為國家……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抒情詩人和祕密活動份子的迷人混合體。他寫的最好的書在每個角度都含義深刻,無論在長度上還是在精神上,充滿著意外,承轉著情感。魏斐德可以被稱為過去三十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國史學家。」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美國著名漢學家  書評  摘自本書譯後記〈氣魄恢宏的晚清交響史詩〉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美國的「中國學」(或稱漢學)興起,各家爭鳴,人才輩出。其中,被稱為「中國史三傑」的是史景遷、孔復禮以及魏斐德。對於前兩位(尤其是史景遷),台灣讀者已經很熟悉,而魏斐德的作品比較少被提及介紹。其實,我們從本書就可以看到,若論格局恢弘、敘事流暢,及取材的洞見睿識,魏氏的史才絕對不在前二位之下,甚至尤有過之。  本書開宗明義就表明立場:西方入侵前的中國歷史,絕不是停滯不變的。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正在發展、進行中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戰後美國歷史學者,對於十九世紀中國史的詮釋,最早時是「衝擊-回應」模式,即老大顢頇的中國,是在歐洲列強的挑戰之下,才作出各項回應。近年來則有新的「中國中心說」興起,關切的重點從政治、外交史轉往社會、文化史層面,強調一切歷史進展的動力,都來自於中國內部。魏斐德的立場,恰好處在這兩說之間:他既反對中國歷史是靠西方帝國主義推進的說法,同時也把晚清變局的根源,放在世界視野之下來討論。  如果我們打個比方,把歷史學者筆下的文字,當作是帶領人們穿越時空的鏡頭、或者是構成樂曲的音符,那麼魏斐德這本書,就好像是一部氣魄雄渾的史詩鉅作,又好像是一闕石破天驚的交響詩篇。前三章分別討論農民、仕紳、商人的社會角色變化,從悠遠長久的歷史說起,文氣舒緩,層次推進,好像是從高空之中俯瞰全局,又好像是交響樂裡的漸次分明的行板(andante)主題。第四章講到中國的興衰治亂,以及明朝的覆亡,主題若隱若現的浮現。五、六兩章,則將讀者的眼光引到白山黑水中、看滿洲的興起,以及康雍乾盛世、光輝燦爛的表相之中的社會隱憂。第七章,魏斐德筆鋒一轉,把鏡頭拉到十六世紀的歐洲,從葡萄牙人的商業冒險談起,一直講到英國商人在亞洲的海上霸權,把茶葉為什麼成為英國人心心念念要打開中國貿易市場、發動鴉片戰爭的主要誘因,又為什麼找到鴉片來逆轉白銀的流動趨勢,描述得絲絲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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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33条)

 
 

  •       本书一直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宏大背景出发,对一个帝国如何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作者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了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模式。作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 1937-2006)是声名卓著的近代中国史学家。他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5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远东史博士学位。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全美学者联合会会长。他的著述往往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宏大叙事,向来被学者们誉为学术的典范。
      
  •       作为一本经典,打一颗星似乎有点冤枉。然而,看到分数那么高,而作为一个读者,有必要提醒其他想读此书的人,所以也就只打了1星。这算不算“自干黑”呢?
      还是说正题吧,这本书的编译质量实在是我不得不说的事情。
      比如P74,“16世纪期间,北京不都不越来依赖一种封建制守卫边境。”我们很少在世纪后面加期间,当然,更重要的是后面“不都不”明显应该是“不得不”。
      还有前面一页的“东北的满人和满人蒙古部落依血缘固定下来”,谁能告诉我“满人蒙古部落”是一个什么概念?
      P102,“结果,只有和珅,乾隆与军机处的下属都没有为18世纪晚期的政治腐败承担责任”。这个意思读者当然可以理解,意思是只有和珅受到了处罚,那么你就不能把这句话补充完整,这明显是受到英文“except 和珅”的影响吧。
      当然,我只是稍举了这几个,文章译成这样,就是典型的翻译腔和不负责任吧。
      
  •       
       作者通过前三章的论述,即“农民”、“绅士”、“商人”奠定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在作者看来,一般编年史家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但这仅仅是更富历史戏剧性的王朝政治背景之一,更重要的是往往不会被注意到的社会阶层的长期变化,也就是从社会结构深层的阶层区隔来探讨历史发展内在动力。
      
       在一开始,作者提出“黎庶”是一个抽象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他们是有统治者来定义的,但是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统治者的命名权,作者更多地指向的是,统治者的所为而导致的农民形象的二重性:在理想化的农民形象那里,勤俭、耐劳、守分的农民的前提是统治者家长式的关心与爱护,而作为叛逆者的形象,往往处于时局的恶变之时。作者强调理解农民两面性必须考察农业制度和土地保有权,并区分了南北不同的农业制度所导致的不同人文图景。北方频繁的灾害气候导致土地转让、抵押成为常态,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任由高利贷的摆布。所以,在作者看来,“北方的叛乱就像它们所覆盖的平原和山谷那样广袤。”而南方的自然条件使得人口相对稳定,也极具庞大起来,这催生了地主制的发展与士大夫的兴起,即便到了经济商业化的时代,农奴的社会制度下,暴乱的缘由也多于土地租佃直接相关。直到清朝,完全取消农奴制,农民却无法摆脱受市场关系的制约。
      
       绅士同样具有双重性:作为社会集团的绅士(上层绅士)和作为社会阶层的绅士(下层绅士)。前者隶属于官僚阶层,通常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其身份,但看似公平的考试的背后却隐藏着政治、经济、文化与特定阶层的微妙关系。后者则属于“地方领袖”,“确切说是依靠他们劝说人们顺从政府的命令。”在这个名义下,绅士与地主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控制乡村信贷则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清初到清末,下层绅士的阶级特性从被地主所有制定义转而为由管理经验来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绅士阶层承担的儒家道德伦理角色转向设法获得更多直接来自于农民的管理收入。“中间人”的乡村剥削力与日俱增。但无论怎样,在早期时候,由于绅士阶层从未获得经济独立与军事力量,中央政府与地方绅士能够保持保持平衡,这一平衡的打破往往暗示出中央政府的某种程度的虚空。
      
       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作者看来并非如儒家重农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社会的最底层。贬低商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暴露出对商业的鄙视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尽管如此,即便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于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建立在大量附属劳动力之上,“市场的需求比技术进步更为重要,以至于熟悉行情取代有效管理”,所以缺乏为节约劳动力而引发技术革新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官僚资本主义将官员与商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官商勾结势在必行。
      
       如果说世俗社会的动荡与上述三者的双重特性息息相关,那么王朝的更迭在作者看来则是自然与政治秩序被联系在天命这一普遍观念中的表现,王朝的循环与道德惩罚、巫术仪式、历史意志论紧密相关,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现象因果式地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在儒家政治理论宗教化的同时,宗教也在来世的观念里被官僚化,这一过程通过一系列想象来世的图景展现出来,也就是说叛军首领要实现从匪首到称王的过度,必须获得绅士的支持,同样,有志于王位的人也需要在依托的宗教世界中规划出整套的官僚体系。
      
       在这之后作者进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论述上述阶层结构和王朝循环观念在历史中的具体展开。从明朝的经济衰落和陈旧的赋税体制引发的叛乱,到满族兴起,清初盛世,作者一面关注于农民的两重性所带来的历史震荡,一面又从政体内部探查官僚结盟埋下的隐患。尽管在此之前,绅士在地方防御中能起到缓冲作用,但随着中国被拉入到世界秩序中,绅商的结盟又不可避免地将重负转嫁到最底层人民的身上。再者,面对岌岌可危的中华帝制,改革派士绅屡挫屡败,作者指出,将农民的不满导为有意识的革命行动之间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在王朝循环的大历史观念下,作者始终揭示着阶层结构中的催化因素,这种历史叙述显然不同于冲击反应模式,而是关注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内部的裂变因子,给帝国的衰落找到了内忧外患之合力使然,这也使得作者笔下帝制的崩溃不同于以往历史学家所强调的,王朝的覆灭,而是支撑整个王朝背后的整体结构和秩序的根本性转变。
      
       撇开一点来说,如果说,正如作者描绘的那样,在中国纳入到世界秩序时,强烈的震惊体验一次次地将帝制自命不凡的等级观念彻底摧毁重建,那么我们不难理解的是,在锁国自居的时候,古典的读写能力所象征的权力意味,在满洲人那里更为强烈地留有记忆。那么也许我们肆意指责敞开国门的时候,不注重语言的翻译、学习,就着实简化了一个漫长而充满挫败的历史进程。这样的指责未免有些可笑。
      
  •       魏斐德其人
        魏斐德其人,恐怕多数人还不是很了解。一说起美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及其“中国观察”。我最早知道魏斐德,还是通过他的中国友人、著名诗人北岛的随笔《青灯》。文章写于魏斐德从伯克利执教四十年退休之际。后来这篇散文和其它几篇被集成一本书,就以“青灯”作书名,扉页上题有“献给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字样。《青灯》中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靑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北岛把崇高而悲壮的致敬献给了魏斐德,文字中那种挥之不去的诗意和深情,让我对魏斐德的传奇充满了好奇。
        魏斐德1937年生于美国,2006年因癌症去世,终年68岁。“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此生冥冥之中与中国发生的关联。并说到自己十几岁随父亲在古巴海上航行时,通过一条偷运华人的快艇,感受到华人被奴役的“中国印象”。魏斐德的中国学研究是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当时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上。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的中国往事。其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就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
      在中国发现历史
        魏斐德生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尽管早年受业于哈佛导师列文森门下,也算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传人,但其汉学思想还是逐步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中心观”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堪称美国第三代汉学家的领军人物。“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当作一种文化冲击来论述。“中国中心观”则是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显示的是一种东方视角。即不再单纯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与改造的“客体”,而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魏斐德认为,研究中国,就要“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如果说,《大门口的陌生人》还留有“冲击—反应”的影子的话,那么,《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则预示着这种视角的转化,转到了“中国”中心。
        《中华帝制的衰落》是魏斐德汉学生涯当中一本不可忽视的历史读本。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不仅涉及中国明清的王朝政治、人事制度、经济贸易、国防军队、世界秩序、人口增长、社会变革、民族革命等宏大背景,而且牵涉到皇帝、宫廷、政府官员以及绅士、商人、农民甚至马夫游民等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用这些“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一个帝国如何从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富有见地的解剖和透视。在作者的笔下,这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华帝国,在王权高度集中强化的同时,帝国的行政管理的网络末端同官僚中枢日益脱节。而且,其体制与秩序内部,存在着帝制衰微悖反的倾向!例如,科举制。科举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创造”,但是随着明清两朝“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考试制度“变得复杂难懂”,读书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是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发动”。原本帝国人才的征引制度,不想走向了帝国的反面。再如团练等地方武装的设立。团练,原本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而成立的应急之策,却打破了满汉平衡,开始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等等。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管理弹性日渐消散的躯体,一个日暮黄昏、强弩之末的专制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腐败滋生,盗匪横行,起义不断,当外力干预如同“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整个国家系统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就成了不可避免和无可挽回的事情了。
      讲求著史的“名门正派”
        魏斐德著作等身,是与孔飞力、史景迁并驾齐驱的美国汉学“三驾马车”之一。孔飞力的研究以视角独特有名,前些年在中国较为畅销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非常吸引眼球,讲述的是清朝乾隆时期一场席卷全国的除妖运动。史景迁的作品引进更多,他是那种著作经常登上美国销售排行榜的写书人,以叙事和文笔见长,简直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与孔、史相比,魏斐德的汉学著作则以选题和史料见长,更容易获得史学爱好者的认同,因为他不靠文字的花哨,也不求叙事的剑走偏锋,而是更讲求著史的“名门正派”,以史料说话,但又不拘泥于史料,着重于史料的综合解读和阐发,视野开阔,文史交叉,畅游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其叙述中国历史的手法与文字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史家,尽管他的散文体论述,看似娓娓道来平淡无奇,实则是平地起惊雷。说他深得史学“两司马”的史风亦不为过。而且其征引的中文史料也不输给任何一个出色的中国学者。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魏斐德展现给大家的就是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明末到民初的中国“万花筒”,作者运用的各种史料与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把人物与各派势力写“活”,好似“作场”说书,让人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中,跟着他“重演往事”和一起思考。
        史景迁就曾这样评价魏斐德:“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他写的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精神上,充满着意外,承转着情感……”这使我想起了北岛在《青灯》中讲述的一个故事: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哈佛的荣誉毕业生周锡瑞回忆:从哈佛毕业以后,他投奔到列文森教授门下。列文森逝世后,大不了几岁的魏斐德给他们上课。当看到年轻的魏斐德开列有法国史学家马克·布罗克《法国农村史》在内的必读书目时,这群学生不干了,其理由是,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只见魏斐德不慌不忙,讲了一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说完后,魏斐德平静地离开了教室。
  •       之前学的历史,看的历史都是从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来讲,是物质的,形式的。原始社会被奴隶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跳跃到社会助于社会,如同一个朝代替代另一个朝代,都是生硬的无生命的,虽然都讲到了奴隶没有自由,农民痛苦不堪,商人备受歧视,政府腐败透顶,官员中饱私囊。但是都是白纸黑字而已,一切都仿佛就是应该这样,而不是说为什么这样。然而,这本书不同开篇讲了农民,绅士,商人,这3种主要的社会力量,之后又讲了官员和政府。通过这几种介绍分析这几种力量,加入之间的各种博弈平衡,反抗与镇压,各种阶层的猜疑和合作,社会正统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妥协,加上一系列的人为意外的发生导致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历史车轮固然在不停不息,根本原因固然在有形无形的推动,但是一直是人在操作,不是简单的某阶级人只代表某阶级的利益,还有就是关键历史人物和农民,绅士,商人的个人认知的特定性导致历史的现状。
  •       黄山书社并不是一家特别烂的出版社。但这本书绝对是黄山书社所出的书中比较垃圾的一本。翻译者不负责任,随便搞了下,编辑更是不负责任,满目疮痍,一本经典的书就这样被你们糟践了!可恶。还好只是借来看的。不知道买了这种烂书的人是否会找出版社退货!
      从图书馆借来,本来很想看看魏老师的精彩论述,可是每翻一页,每看一行都让人觉得在吃苍蝇。实在是非常不爽。翻译者没有历史常识不要紧,认真一点把该弄清楚的东西弄明白也行啊,可是他并没有用心,不知道是不是找临时工弄的。
  •        《中华帝制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是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写的一本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这本书自1975年问世以来,长期作为美国大学中国近代史入门课的教材,倍受好评。其成书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魏教授在地中海的一座希腊小岛上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写成了初稿。当时,他除了自己的读书笔记,身边一本参考书都没带。没想到写了一半的书稿,还被当地人养的山羊给吃了,他只好从头再写一遍。那年,他还不到40岁。
      
       现在看起来,这本30多年前写的书某些方面的确显得有点过时了,比如过去二三十年里新清史对满汉关系以及清帝国拓展边疆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而此书涉及的却不多。甚至魏教授自己那本研究明清鼎革的煌煌巨著《洪业》,也是在这本书之后写成的。因此,魏教授一直有心重新校订补充,但天不假年,2006年他从任教四十年的伯克利加州大学退休后几个月就因病去世,为我们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此书虽然知识结构略显老旧,但仍堪称经典之作,对中国读者颇有启发。最明显的,它的历史分期就与国内通行的历史叙事不同。北美的中国历史学界有个常用概念“late imperial China”,基本上就是指明清,也可以稍稍往前算到元,字面翻译是“晚期帝制中国”,代表了与秦汉(早期帝制)、唐宋(中期帝制)不同的帝制形态。本书书名所指的“帝制中国”(译者用“中华帝制”一词,与原意略有出入),应该是特指明清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衰落。魏教授也因此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在这一帝制首次出现结构性危机的时候,也即晚明。北美的中国史研究者基本接受从晚明开始的近代史分期,不仅是魏教授的这本书,而且另两本常用教科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和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追寻现代中国》──也都从明末开始讲。而与此相反,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以符合反帝反封建的整体叙事框架。
      
       此书另一特点是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先从社会结构开始讲。明清社会是中国进入近代的起点,如果连原点在哪里都不知道,又何谈变化。于是此书一开始完全撇开通史,先讲结构,前三章分别讨论农民、士绅和商人。这三个社会群体是明清社会的基石。讲农民的时候,强调生产方式和土地关系。讲士绅的时候,强调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和精英在社会中的作用。讲商人的时候,强调官商、绅商关系和商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整个社会由这几个群体的互动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活力来源,也从中体现出来。第四章讲王朝更替,更是从整体上指明了中华帝制的合法性根源,并勾勒了王朝更替的常规循环机制──旧王朝失天命、各地叛乱四起、新王朝声称重新获得天命,可以说就连皇帝其实也处于某种结构性限制中。
      
       通过这种写法,魏教授暗示,这些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编年史中朝代更迭、权力斗争的种种事件。而帝制的衰落,不单单是清王朝的衰落,更是这一结构的崩塌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又一轮的“成住坏灭”,而是某种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谈到,辛亥革命以降,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的三峡”,变革一旦开始,就回不了头了。而魏教授此书开篇便以简明扼要的叙述告诉我们,这“三峡”的起点在哪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底改变的是什么。以社会结构而非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作为通史的基点,也表现了魏教授注重社会史的史学方法。
      
       魏教授此书最能予人启发之处在于其广阔的全球视野。这一点在第七章“西方的闯入(The Western Intrusion)”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从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于中亚,切断西欧与远东的陆上贸易,因此欧洲人不得不开拓海上航线,并成就大航海时代的伟业开始写。接着,谈到16世纪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往来,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白银,而17世纪这一贸易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明朝的危机。继之而起的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他们在美洲、欧洲、印度和远东之间进行多埠贸易。鸦片战争的爆发被置于这一全球大背景中考察:英国商人用中国的茶叶交换美洲的白银,而波士顿倾茶事件造成美国大革命,切断了白银供给,为了扭转贸易不平衡,才促使英国商人从18世纪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印度鸦片。这使得中国的白银外流,从而因国内银铜兑换比例失调而引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才是促使道光皇帝派林则徐禁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受国家垄断,来华贸易的欧洲商人只限在广东的公行中与特许商人进行交易。而19世纪初正是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在英国逐渐兴起的时期,于是英国人才对这一垄断制度不满日增,几次向清廷要求放开贸易不成,最后与决意禁烟的林则徐造成军事摩擦,鸦片战争由此爆发。
      
       这种因具备全球视野而带来的洞见也散见全书各处,虽只寥寥数笔,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比如第200页谈到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崛起,史学界一般强调是因为太平天国攻占江南其他大商业城市,如扬州、苏州等,而魏教授提出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要素: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辟,大大促进了欧洲和远东之间的贸易,使上海崛起为远东第一大港口。
      
       魏教授的全球视野与其成长历程大有关联。他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小说家,在他少年时,父亲带着全家人驾帆远航,沿着哥伦布的航线周游全球。在旅途中,他掌握了西班牙语和法语,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史经典。1992年,他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其就职演说《远航(Voyages)》就回顾了童年的这段经历,并由此谈到十九世纪古巴华工的悲惨遭遇和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历史的美妙之处,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貌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寻找联系,这是魏教授用一生去追寻的事业,也是这本三十多年前写的小书至今仍是经典之作的原因所在。
      
      [美]魏斐德 著:《中华帝制的衰落》,邓军 译,黄山书社,2010年9月,32.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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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斐德,“第九章 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黄山书社2010,159-188页。
      
      这一章一共有16小节。首先是唯一一个无标题小节,概述本章内容。其后的小节可以分为两部分,2-8,复兴的幻象,9-16,自强运动。复兴的幻象这一部分又可以分为三部分:2-3,结构性小节,中兴运动两元素;4-6,曾国藩-湘军集团,7-8,李鸿章-淮军集团。自强运动部分也可以两分:9-13,自强运动,国内与国外,中央与地方,这一部分强调结构;14-16,自强运动的失败,这一部分讲述事件。
      对 Sewell 的一点疑虑:对[例如]自强运动的分析似乎既不是对事件的分析也不是对结构的分析,而是对“事物”的分析。
      以下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该小节内的段落。
      
      【概述】
      承接上一章:存在中兴
      本章内容:中兴是幻象+自强运动
      延伸到后续几章:自强运动导致最革命的后果
      
      【中兴两元素】
      中兴运动最初表现为高级绅士[魏斐德的用词]办团练镇压了内部叛乱。所以中兴运动是团练和高级绅士的结合,这一部分的两小节分别分析了这两个元素。
      
      团练
      1 团练变得重要的起源
      2 团练的性质
      3 团练对帝国的危险
      4 帝国鼓励上级绅士办团练的原因
      5 地方武装最终将完全摧毁国家
      
      地方军事化与绅士经理人
      1-3 上级绅士和下级绅士的结合
      1 团练将上下级绅士凑在一起
      2 上下级绅士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3 两个阶层的人数在扩大
      4-5 冯桂芬的理论
      4 绅士应该在地方负责任
      5 绅士的地方自治理论和实践,或地方由绅士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6 绅士权势的扩张导致阶级战争和革命
      
      可以这么总结吗:“地方武装”最终摧毁了清朝,“地方自治”最终摧毁了民国。两者在中兴运动中合流并起,但并不完全相同(参161页)。164页有这样的陈述:“下层团练经理人是20世纪30年代‘土豪劣绅’的先导,上层团练则是20世纪中国军阀的先驱”。
      
      【曾国藩-湘军集团】
      
      地方军队的形成
      1-4 曾国藩
      1 曾国藩开始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
      2 满族皇帝及其亲信并没有赋予曾国藩这样的角色
      3 曾国藩的个人企图
      4 曾国藩以太平天国为对手
      与本章其他小节对比才能理解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自强运动最终是针对外国来自强,而曾国藩最初针对的是太平天国这个内部敌人。目的不同,手段和想法也不同。这一段强调了曾国藩的想法和手段。
      5-9 湘军
      5 组织
      6 士兵
      7 幕府
      8 厘金
      9 军队和地方
      
      战胜太平军
      1-2 1853年以后,第一段呼应上一段
      3 1858年
      4 1859-1962
      4 1864
      
      捻乱
      1 捻军,呼应上一段
      2 捻军比较强大,使得朝廷认可曾国藩的军队继续存在
      3 与捻军的战争,李鸿章继承曾国藩
      
      【李鸿章-淮军集团】
      
      李鸿章与淮军
      1 李鸿章的简介
      2 李鸿章的个性和经历
      3 李鸿章继承曾国藩所建立的淮军与曾国藩湘军的异同
      “它独特的地方是它的财政基础”
      
      上海与关税
      1 英国支持清政府
      2 这种支持体现在海关上
      3 李鸿章控制上海关税
      4 李鸿章保持这种控制的具体手段
      5 厘金之不足
      6 李鸿章控制这种收入的公开理由:军事需要
      7 李鸿章将这种收入用于自强运动
      8 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得到了西方外交官的认同,呼应第一段
      
      【自强运动】
      
      保持北京政治力量的平衡
      1 皇帝去世
      2 政×变(可能的敏感词)
      3 新的统治集团:慈禧+慈安+恭亲王的联盟,小皇帝。
      “在她们和恭亲王之间,亲王的顾问在军机处与文祥和沈桂芬密切合作,支持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自强运动”。——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句子,所以照抄了。译者是不是译错了啊,文祥和沈桂芬本人就是恭亲王的亲密合作者吧,另外不知道“顾问”从何而来。
      
      自强运动
      1 “自强运动代言人”冯桂芬的看法,自强运动的纲领
      2 李鸿章的看法
      3 李鸿章的实践
      4 自强运动继续的原因:与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
      
      外交关系
      不满和危机,呼应上一节末尾
      1-3 商业和传教上的问题
      1 商业
      2 传教
      3 反传教
      4 中/国/政/府的态度
      5 新危机突然爆发
      
      天津惨案与李鸿章的重要性
      这一节:天津惨案这个突发事件使得李鸿章变得重要
      1 天津惨案
      2 这个危机使得李鸿章带着军队成为直隶总督
      “此刻,所有解散李鸿章军队的说法都停止”
      3 危机停止;李鸿章而非中央政府负起现代化责任的原因
      ——这一节说,“北京希望李鸿章担负起现代化的责任”,因为自身由于内部的反对而无法这么做。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并不那么信服。首先,北京是指谁?慈禧还是恭亲王?其次,现代化对“北京”——慈禧 or 恭亲王——意味着什么需要辨析的问题。一个简单问题:“北京”希望李鸿章造铁路修电线吗?如果希望的话,那是什么时候?
      
      皇太后的妥协政治
      1 慈禧玩弄权术,扶植保守派
      ——又一个我不太认同的说法。作者在这里把保守派和自强派并举,而石泉所提到是“清流派”。清流派的根基不是对文化的保守,而是他们的身份:言官。光说不练,哗众取宠,世界上最讨厌的若干种人之一。
      2 继续上一段的思路:自强运动和传统官僚体制相隔离
      3 李鸿章在政治结构中的位置
      4-5 自强运动的其他主要干将
      4 左宗棠
      5 张之洞
      作者在这里把两人说成是李鸿章的对手。这也是继续第一段的思路。
      
      【自强运动的失败】
      题外话:这里讲述的两场战争分别涉及朝鲜和越南,正如本朝的几场主要战争分别涉及朝鲜和越南一样。这种明显的相似,说明在背后存在着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或一组比较稳定的交叠结构群。
      
      中法之战(1883-1885)
      1-2 中国的地方主义或分裂
      1 张之洞
      2 李鸿章
      3 战争结束
      4 战争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 起因
      2 开展
      3 海战失败
      4 陆战失败
      5 结果:自强不过是一场幻象
      
      自强运动的失败
      作者的看法和通行的看法一样: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的失败。而这种看法部分源于历史分期的需要:1895年之后,中国近代史就被认为从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1-5 幕府
      1 幕府活动于正式体制外,缺乏正式支持和向心力
      2 幕府的腐败
      3-4 幕府阻碍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5 幕府制度动摇了正式制度,两类新精英兴起:技术官僚和军人
      6 “必须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终于听到”革命的呼唤。
      
      最后,本书书名可能译为“帝制中国的衰落”更好一点,帝制中国衰落,共和制中国兴起。
  •       刊于中华读书报
      
      
      魏斐德其人
      
        魏斐德其人,恐怕多数人还不是很了解。一说起美国的汉学家与中国学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及其“中国观察”。我最早知道魏斐德,还是通过他的中国友人、著名诗人北岛的随笔《青灯》。文章写于魏斐德从伯克利执教四十年退休之际。后来这篇散文和其它几篇被集成一本书,就以“青灯”作书名,扉页上题有“献给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字样。《青灯》中有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靑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北岛把崇高而悲壮的致敬献给了魏斐德,文字中那种挥之不去的诗意和深情,让我对魏斐德的传奇充满了好奇。
        魏斐德1937年生于美国,2006年因癌症去世,终年68岁。“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此生冥冥之中与中国发生的关联。并说到自己十几岁随父亲在古巴海上航行时,通过一条偷运华人的快艇,感受到华人被奴役的“中国印象”。魏斐德的中国学研究是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当时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上。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日战争的中国往事。其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就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
      
      
      
      在中国发现历史
      
        魏斐德生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尽管早年受业于哈佛导师列文森门下,也算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传人,但其汉学思想还是逐步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中心观”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堪称美国第三代汉学家的领军人物。“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当作一种文化冲击来论述。“中国中心观”则是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显示的是一种东方视角。即不再单纯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与改造的“客体”,而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魏斐德认为,研究中国,就要“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如果说,《大门口的陌生人》还留有“冲击—反应”的影子的话,那么,《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则预示着这种视角的转化,转到了“中国”中心。
        《中华帝制的衰落》是魏斐德汉学生涯当中一本不可忽视的历史读本。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不仅涉及中国明清的王朝政治、人事制度、经济贸易、国防军队、世界秩序、人口增长、社会变革、民族革命等宏大背景,而且牵涉到皇帝、宫廷、政府官员以及绅士、商人、农民甚至马夫游民等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用这些“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一个帝国如何从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富有见地的解剖和透视。在作者的笔下,这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华帝国,在王权高度集中强化的同时,帝国的行政管理的网络末端同官僚中枢日益脱节。而且,其体制与秩序内部,存在着帝制衰微悖反的倾向!例如,科举制。科举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创造”,但是随着明清两朝“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考试制度“变得复杂难懂”,读书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是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发动”。原本帝国人才的征引制度,不想走向了帝国的反面。再如团练等地方武装的设立。团练,原本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而成立的应急之策,却打破了满汉平衡,开始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等等。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管理弹性日渐消散的躯体,一个日暮黄昏、强弩之末的专制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腐败滋生,盗匪横行,起义不断,当外力干预如同“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整个国家系统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就成了不可避免和无可挽回的事情了。
      
      
      
      讲求著史的“名门正派”
      
        魏斐德著作等身,是与孔飞力、史景迁并驾齐驱的美国汉学“三驾马车”之一。孔飞力的研究以视角独特有名,前些年在中国较为畅销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非常吸引眼球,讲述的是清朝乾隆时期一场席卷全国的除妖运动。史景迁的作品引进更多,他是那种著作经常登上美国销售排行榜的写书人,以叙事和文笔见长,简直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读。与孔、史相比,魏斐德的汉学著作则以选题和史料见长,更容易获得史学爱好者的认同,因为他不靠文字的花哨,也不求叙事的剑走偏锋,而是更讲求著史的“名门正派”,以史料说话,但又不拘泥于史料,着重于史料的综合解读和阐发,视野开阔,文史交叉,畅游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其叙述中国历史的手法与文字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史家,尽管他的散文体论述,看似娓娓道来平淡无奇,实则是平地起惊雷。说他深得史学“两司马”的史风亦不为过。而且其征引的中文史料也不输给任何一个出色的中国学者。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魏斐德展现给大家的就是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明末到民初的中国“万花筒”,作者运用的各种史料与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把人物与各派势力写“活”,好似“作场”说书,让人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中,跟着他“重演往事”和一起思考。
        史景迁就曾这样评价魏斐德:“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他写的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精神上,充满着意外,承转着情感……”这使我想起了北岛在《青灯》中讲述的一个故事: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哈佛的荣誉毕业生周锡瑞回忆:从哈佛毕业以后,他投奔到列文森教授门下。列文森逝世后,大不了几岁的魏斐德给他们上课。当看到年轻的魏斐德开列有法国史学家马克•布罗克《法国农村史》在内的必读书目时,这群学生不干了,其理由是,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只见魏斐德不慌不忙,讲了一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说完后,魏斐德平静地离开了教室。
      
      
      
  •       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本经典教科书。经典之处就在于,它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先从社会结构开始讲。在北美,中国历史学界有个概念,late imperial China,基本上就是指明清,也可以稍稍往前算到元,字面翻译是“晚期帝制中国”,代表了与秦汉(早期帝制)、唐宋(中期帝制)不同的帝制形态。老一辈学者,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就应该从晚明开始讲。不管怎么说,明清社会是中国进入近代的起点。这就是魏教授的洞见所在了,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原点在哪里,又何谈变化。于是他一开始完全撇开通史,就讲结构。
      
      开始的三章,分别是农民、士绅和商人。这三个社会群体是明清社会的基石。讲农民的时候,强调生产方式和土地关系。讲士绅的时候,强调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和精英在社会中的作用。讲商人的时候,强调官商、绅商关系和商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整个社会由这几个群体的互动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活力来源,也从中体现出来。第四章讲王朝更替,更是从整体上勾勒了中国帝制的合法性根源,并陈述了常规的王朝更替的循环机制(旧王朝失天命、叛乱、新王朝声称重新获得天命)。因此,就连皇帝也是处于某种结构性限制中的。
      
      通过这种写法,魏教授暗示,这些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编年史中王朝更迭、权力斗争的种种事件。而帝制的衰落,不单单是清王朝的衰落,更是这一结构的崩塌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又一轮的“成住坏灭”,而是某种根本性的转变。正如唐德刚所说,辛亥革命以降,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的三峡”,魏教授此书,便是以简明扼要的叙述告诉我们,我们的起点在哪里,也因此让我们更好地辨明未来的方向。
      
      PS:此书翻译问题的确挺大的。比如第四章最后一段,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尽管李自成是中国人,但李自成对大明臣民的号召力还不如关外的满人。翻译把意思完全弄拧了。
  •       本书浅白直接脉络清晰,展现一个帝国面对外来文明无可避免的衰亡过程。好的思想具有一定破坏性,本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王朝循环”的天命论。事物有其规律,但事物的发展却不一定是注定。在深海安稳环境下上万年不曾变化的物种,不受外因影响却产生了变异的物种、受外来物种影响而进化的物种,都是各自的“命运”?没有外来文明碰撞,中华文明会走向何方,会不会继续“螺旋式”发展,帝国能存在多久……我们只能猜测。本书概括性地描述了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商业农业等各方面,谨慎地从内部寻找帝国衰落的线索,并未贸然下“帝国注定衰亡”的结论。再看今日,和过去和其相似。帝国没有了,但社会不会突变。文明进化社会发展的内因到底是什么?看完本书,问题更多。本书因此成为很好的中国近代史入门读物。翻译非常差!
      
      维舟的校译: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16977/
      乔纳森的校译:http://gcontent.oeeee.com/1/f1/1f1baa5b8edac74e/Blog/cc4/d2eb8d.html
  •       
      西闪/文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是声名卓著的近代中国史学家。他的著述往往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宏大叙事,向来被学者们誉为学术的典范。例如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以及《间谍王——戴笠与国民党特工》(江苏人民出版社)均是这样的经典。相比之下,刚刚出版的《中华帝制的衰落》(黄山书社)只是一本小书。不过,当盛世的话语笼盖四野,以往被埋葬的意识形态幽灵纷纷从地底爬出来,撩拨人们的神经,要求给它们更满意的解释,读一读魏斐德的“小书”,亦有清心明目的感觉。
      表面上看,那些爬出坟墓的幽灵只有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找到中华文明衰落的合理解释。然而这种诉求的背后,动机并不单纯。明眼人或许能感觉得到,幽灵们旧话重提,其实包含着这样一种现实判断:中国近百多年来的屈辱史不过是兴衰更替中一段不甚愉快的插曲,如今是到雄风重振的时候了。于是人们看到,论中国GDP全球过半的,谈科技领先的,说秦皇汉武的,大家都显得意犹未尽——再度热闹起来的中西文明比较,不再是为了找到劣根,而是为了证明优势。
      幽灵们开始羡慕,乃至大声赞美旧日的史家。因为在那些传统的学人眼里,根本没有中华衰落这一说。在他们看来,时间从来不是一支射向靶心的羽箭——它是螺旋式发展的,没有终点。王朝有更替,天下有兴衰,但是整体而言,天下大势无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非“一治一乱”,周而复始,无尽无穷。这种天命循环或者 “治—乱”的观念,既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也是千百年人们的历史观。可惜鸦片战争打断了如此完美的循环,中国人轻率地接受了线性的时间观,把过去的历史按照“进步”的标准重新做了安排。“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框架成为各种历史分析的大背景,经济变迁则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人口、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等经济因素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商业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产业革命等等概念也为人们熟知。再加上阶级斗争论的压制,王朝更替的学说彻底失去了市场——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法,封建王朝简直是一头饱受鞭挞的愚笨巨兽,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蹒跚而行,直至轰然倒地。而今盛世幽灵们要做的,就是摒弃食洋不化的理论,把当代的荣光与千古不坠的天命联系起来。
      很显然,《中华帝制的衰落》的论调肯定会让幽灵们愤怒,因为魏斐德毫不含糊地用“天命已尽”来讥讽王朝更替说。他明快地勾勒了帝制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并对其中的几种关键角色予以了刻画。他们分别是皇帝、绅士、商人和农民。皇帝居于权力的顶部,集各种身份于一身。做为“天子”,他是皇亲贵胄的至高代表,又是官僚体系的最高领袖。绅士处在中层,他们在权力体系中充当官僚,又在地方政治里担任管理,同样具有双重身份。农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在风调雨顺的时候维系稳定,在天灾人祸当中揭竿而起。而身份低下的商人即便在明清时期逐渐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但是缺乏独立地位使得他们仍然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接下来,魏斐德更多地着墨于晚期帝国的病征。他认为明清衰落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重要的因素清晰可辨。首先是皇权的极度膨胀打破了固有的权力平衡。自元以来,绅士地位一路下滑,专制统治得不到有效的节制。到了明朝,先是宰相制度遭废,之后宦官干政,秘密警察横行,更是绅士政治失势的明证。于是在官场上,绅士们拉帮结派,与宦官狼狈为奸以求自保;地方上他们则以中央政府为代价,拼命壮大自身实力。这样的结果就是,皇权滥用无度,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整个赋税制度千疮百孔,成为“富人的避难所,穷人的地狱”。财源枯竭,军备不整,兵员不足,一旦粮食歉收饥民四起,或是边境告急外敌入侵,整个帝国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满清治下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到乾隆后期,王朝的衰退再现端倪。贪腐骄奢逐渐侵蚀上层社会,白莲教复兴则意味着乡村社会失去控制,更要命的是人口膨胀对整个政治、经济造成的空前压力——一个世纪的和平、长期宽松的赋税制度,再加上各种美洲作物的“功劳”,到嘉庆五年(1800年),全国人口已经翻了数倍,接近四亿,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在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以及科技水平的多重限制下,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后果是严峻而深远的。总之,按照魏斐德的看法,即使这个停滞的帝国没有遭遇外部的冲击,内部的崩溃也无可避免。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中华帝制的衰落》的内容也许有些浅显。毕竟它是一本写于1975年的美国大学教材。然而,我认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抵御幽灵的撩拨以及盛世的诱惑。从这一角度讲,魏斐德的小书永不过时。
      
      
  •       文/严杰夫
      
      提到海外中国史研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恐怕是怎样都无法忽略的一位大师。费正清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徳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而与其一起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更是赞誉魏斐德为“近30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
      
      魏斐德一生著述颇丰,清史是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而作为中国近代史权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弟子,魏斐德不仅继承了先师的衣钵,并且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列文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到清帝国最终崩溃的原因时,仍然大多倾向于从外部入手。他们认为,西方近代的全球扩张对东方儒家帝国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最终导致了中华帝国的衰落。然而,魏斐德却将中国帝国的崩溃,放到了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内进行考察。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不仅是受到了外部冲击,帝国的内部变迁同样也产生着切实的影响。因此,他在引言中表示,“我个人的研究不是寻找现代化的前提,而是试图分离出欧洲帝国主义全盛之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
      
      很难断定魏斐德将内部因素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来考察的灵感源于何处,但是我相信年鉴学派的创立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一定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证据之一是,在魏斐德给学生开列的书单中,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就占有一席之地。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曾经这样描述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学家好像是童话故事中的妖怪,哪里有人肉的香味,就在哪里出现。在布洛赫看来,人正是历史学家最应当关注的对象。遵循这一思路,魏斐德注意到,在公元1400年至1800年间,中国人口剧增引起晚期帝国的基本社会变化: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绅士的增多;经济的商业化。因此魏斐德认为,正是在这些内部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外部世界的冲击,才最终导致了古老帝国制度的衰落。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魏斐德为何将全书的开头三章,分别献给了农民、绅士和商人这三类人群。
      
      而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魏斐德十分重视叙事方法的应用,甚至可以说是着迷于其中。他相信历史著作应该把叙事文体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因为叙事本身就有解释的功能,情节的安排、材料的选择都会体现作者的观点。因此,从《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到《洪业———清朝开国史》,乃至于“上海三部曲”这些魏斐德最重要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历史叙事带来的魅力。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美国的历史学家中,魏斐德特别引史景迁以为同道。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子,尤其是在开头实证方法的运用甚至远远超越了叙事。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魏斐德在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上的全面和娴熟。
      
      《中华帝制的衰落》长期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是外国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著作之一。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则更多的在于体会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及研究方法运用的纯熟。更重要的是,读者在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那份热爱。无需再过多地介绍魏斐德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了,只要读一读诗人北岛向他致敬的那首《青灯》,就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热忱:“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中华帝制的衰落
      原作名: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作者: (美) 魏斐德
      译者: 邓军
      出版社: 黄山书社
      出版年: 2010-9
      页数: 254
      ISBN: 9787546111582
  •       近现代中国历史有很多种写法。一种是剑桥中国史为代表的“挑战-回应”模式:在遭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之后,这个停滞的文明在不断的刺激之下予以被动的回应,向现代化转型;而另一种更符合标准教科书的论述则是:一个在内忧外患之下不断沉沦的国家,最终被革命和新思想所拯救,这或许可称之为“沉沦-救赎模式”。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最知名的学者之一,魏斐德无意固守上述任何一个叙述模式,他似乎更在意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实体、一种文明的兴衰。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类比的话,本书可能更接近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不是《剑桥中国晚清史》。魏斐德着眼的时段长达数百年,将帝制中国的衰落视为一个从晚明以降的长时段现象,具有极强的历史纵深感,这本身否定了那种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才骤然没落的历史观。与其他近代史著作不同的是:他在一开始首先用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分别叙述传统中国的三个基本社会阶层:农民、绅士、商人。这不仅是为了让读者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也是为了说明:这些人是中国文明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所在,而最终的衰落就在于这一超稳定结构受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
      
      这种异常强大的自我维持能力、抵制外界影响的稳定惯性,在近代西方列强看来,无异于一种“停滞”,因此,帝制中国走向没落的必然性就此得到了证明。对这种偏颇的论述,魏斐德不无讥讽:“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忍耐成为对其死亡的解释。”正如他指出的,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或许在激发现代化变迁方面有缺陷(虽然有世上最好的商人,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资产阶级”),但却远不是一个没有弹性的僵化机制——社会仍有相当多的阶层垂直流动机会,贫寒家庭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在任何时候,都有1/3的绅士是新鲜血液,他们的父辈从未获得任何功名”,而这种机会,在任何其他传统文明中都是不存在的。
      
      任何社会中缺乏希望(无论是现世中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是来世更好生活的承诺),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衰落,在于社会原有的秩序无法再向人们提供出路。农村的凋敝,使农民以武装起义的方式表达不满。魏斐德正确地指出:“农民主导的起义,更多缘自绝望而非决议。他们叛乱不是为了商议,而是为了表达普遍的社会不满。然而,这种涣散的群众运动却是被寻求秩序的农民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农民起义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它承诺恢复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民国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和革命的吸引力所在。
      
      在清朝的全盛期,社会秩序仍处于一种稳定的运作之中。在早期,满族政治精英及八旗的军事力量仍可依恃,而从乾隆时期起,清廷的合法性逐渐转移到统治者能否符合传统儒家理想角色。在魏斐德看来,这表明乾隆“不慎做了文化同化的示范”,“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推进同化”,虽然这个观点现在有争议,但有一点确实是事实:传统的儒家政治秩序仍以其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灵活性,成为清帝国构筑自身合法性的基石,而帝国内部各族文化融合加速也是在乾隆时期。实际上,太平天国正是由于对儒家政治秩序构成了革命性的挑战,才使得其“激进的社会蓝图后来不能实现”;而且太平天国最终也不得不允许士绅介入地方政府,其程度比清廷治下更甚,“旧社会吸纳了新王朝,而不是相反”。甚至民国初年立宪的咨议局人员也还是由上层绅士控制。
      
      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叙述:中国社会内部儒家规范太深入人心,以至于不能自发产生一个内部的变革力量。甚至于政治途径也无法造成根本的改变,由此,“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成煎蛋”,逻辑上势必依赖两种力量:1840年后来自西方的外部变迁力量,以及1919年后打破文化偶像的五四运动,尤其是后者,才带来了“彻底的正式改革”。虽然谈论的是“帝制中国”,但魏斐德强调,1919年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帝国政府的倾覆更具革命意义。不但因为推翻清朝并非连贯、有计划的革命政变,也因为它在当时并非立刻导致迅速的社会变革。清帝国甚至不能说是因为激进分子的行动而覆灭的,而更多是由于1901年后政府推行的变革加速了精英政治自觉及帝国自身衰落的进程——也就是说,清朝与其说是死于他杀,不如说是死于自杀。
      
      作为中国近代史最好的教科书之一,魏斐德此书确实别具一家之言。据说这是他在希腊一个小岛度假时全凭记忆写就的,可谓功力惊人。不过毕竟成书较早,有些观点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由于着眼于一个帝国的“衰落”进程,它不像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那样强调中国人作为主体的自发、主动的奋斗,对中国文明内部的活力和灵活适应能力也偏向低估。说到底,“衰落”并非是直线式发展的,而且,衰落和复兴常常是同一个进程的两面。不过在大体上,其视野和观点仍是相当可取的——毕竟它盛行那么多年,并非偶然。
      
      最后或许值得一提的是:魏斐德在论述明清帝国的衰落时,还融入了儒家的王朝循环观念,即认为王朝和个人一样具有生死周期,历史由此呈现四季交替般的螺旋式发展。准此,书名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或许也可译为“帝制中国的秋天”,英语中fall兼有“衰落”和“秋天”两层意思,就像赫伊津哈的名著也常被译为《中世纪的秋天》。应当注意的是:全书谈的是“帝制中国”,而非“中华帝制”,这两者显然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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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译:
      p.50:《红楼梦》关注的是一个盐运使家族:此处似指林黛玉家庭,其父林如海是“盐课林老爷”,而贾府则以军功起家
      p.80:[李自成]在江西境内被农民杀死:按当在湖北通山县境内
      p.95:[康熙]平定西藏的十四子胤祯:按当为“胤禵”
      p.101:仅征服伊利和土耳其斯坦就扩张疆域1500多万平方千米:按当作“伊犁”、“突厥斯坦”、“150多万”
      p.116:Francis Dranke:当作Francis Drake
      p.116:218位商人在这次冒险中投资72,000磅:按此处pound应译为“英镑”
      p.133: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p.153作“巴麦尊”
      p.151:潘泰穆斯林建立分离政府:所谓“潘泰穆斯林”即指云南回族
      p.159:湖南绅士江中源:按“江忠源”
      p.168:洪福继承这天数已尽的太平天国王位:按当为“洪天富贵”
  •     黄山书社从来不是好出版社。
  •     这种書好好看原著吧
  •     中国是一个仅存于空间中的国度,自秦以来无历史,有的只是循环。
  •     从经济地缘角度来看,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是泛欧洲经济圈的延伸,其与内陆地区殊为不同,自古以来即是如此;也因此,这一地区与中央的冲突不断,中央的政策选择游移在开放和闭关之间试图以此因应矛盾。
  •     未来方向在哪里?
  •     求原文
  •     是啊,这是会讲普通话的人译的吗?看了一页就郁结了。
  •     是啊,我也很郁闷,多好的一本书啊。
  •     第四章讲王朝更替,更是从整体上勾勒了中国帝制的合法性根源,并陈述了常规的王朝更替的循环机制(旧王朝失天命、叛乱、新王朝声称重新获得天命)。因此,就连皇帝也是处于某种结构性限制中的。
    不知老師是否知神道教一詞
    中國的宗教除了道教 佛教 加上表面儒家 實際是 道家加上法家 思想
    重點是神道教
    皇帝就是神道教
    君權神授
    皇帝是天的兒子 自稱天子
    所有的神都要經過天子封號的
    才能算是真神
    所以有時看中國史 也是要了解宗教思索
  •     老師為什麼不同分裂來看中國的發展
    如過去長安(西)到洛陽(東)
    從西京到東都的分裂
    北與南
    宋朝到南宋 開封到南京
    ~~~~~~~~~北京與南京
    到明未鄭成功至民國後
    海峽
    這又說明不同的分裂過去是山河到長江再到是大海
    有時反而出現不同觀點
  •     请参考施坚雅的大区模式。
  •     《洪业——清朝开国史》写的很好,这本还没看过。记下。
  •     准备一读~~
  •     这本书是由我们发行的,的确卖得不错。书还是要经得起读者的考验的
  •     去看看另外两本书去
  •     话说前天我抉择了好久,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本书,选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     读过~
  •     P121,1816年,英国人。。。最后阿美士德离开北京时没有见到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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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见不到,乾隆此时已经归天了,应该是嘉庆
  •     P186,丁日昌的海军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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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是丁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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