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勝利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愛德華.格雷瑟  页数:400  译者:黃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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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為什麼世界上最富有與最貧困的人經常毗鄰而居?  為什麼曾經不可一世的大都會卻淪為年久失修的衰廢市鎮?  為什麼遠離城市的鄉居生活對環境的破壞更大?  為什麼有這麼多聰明人推動這麼多愚蠢的城市政策?  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被人鋪築出來的。人類發明了城市,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也開創了一波又一波的文明高峰。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城市卻常被人們認為是骯髒、貧窮、不衛生、犯罪盛行、物價高昂、對環境有害的居住場所,但事實是否真的是如此?  在這本粉碎迷思的作品中,哈佛經濟學教授格雷瑟將證明城市實際上才是世界上最衛生、最環保與最富裕的生活場所。格雷瑟在本書中探索古今中外歷史,足跡踏遍全球,挖掘出城市不為人知的運作狀況,與城市如何能為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作者並分析已開發國家的城鄉排碳現況,進一步投射到中國和印度發展後對全球的衝擊,而引證出高密度的大城市將是人類唯一的救贖。  格雷瑟大膽的報導、敏銳的分析與強有力的論證,為城市的重要性與光輝提供了迫在眉睫且具說服力的見解。他高聲疾呼,如果我們不好好發展我們的城市,無論我們身在何處,終將自食惡果。

作者简介

  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同時主持了塔布曼國家與地方政府研究中心(Taubman Center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與大波士頓地區拉帕波特學院(Rappaport Institute for Greater Boston)。他也是曼哈頓研究中心(Manhattan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與《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特約編輯。格雷瑟研究的經濟學領域相當廣泛,包括城市、住房、種族隔離、肥胖、犯罪、創新制度與其他主題,他也為《紐約時報》的部落格Economix撰寫許多這類主題的文章。  黃煜文  一九七四年生,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重要譯作:《論歷史》、《世紀末的維也納》、《肉體與石頭》、《巴黎,現代性之都》、《發現成吉思汗》、《追尋歐洲小販的歷史旅程》、《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王者之聲》。

书籍目录

重新認識城市的光耀/華昌宜人口集中利於節能環保/薛涌導論:我們是城市動物第一章:他們在班加羅爾製造什麼?思想的入口港:雅典/巴格達的智慧所/長崎:日本學習西方知識的門戶/班加羅爾如何成為一座繁榮的城鎮/教育與城市的成功/矽谷的興起/明日的城市第二章:城市為何衰退?「鐵鏽地帶」是如何興起的?/汽車時代之前的底特律/亨利.福特與工業城市底特律/為何出現暴亂?/城市改造:一九七○年後的紐約/科曼.楊的義憤/科里效應/高樓建築群/繼續待在「鐵鏽地帶」/從萎縮到偉大第三章:貧民窟有何好處?里約貧民窟/飛上枝頭/理查.萊特移居城市/美國貧民窟的盛衰/內城/政策如何助長貧窮第四章:如何創造無害的居住環境?金夏沙的苦況/治療生病的城市/街道的清潔與腐敗/道路越多,交通越不順暢?/讓城市更安全/衛生的好處第五章:倫敦是個奢華的渡假勝地嗎?規模經濟與環球劇場/分工與咖哩羊肉/鞋子與城市/做為婚姻市場的倫敦 /什麼時候高薪成了一件壞事?第六章:摩天大樓有何好處?發明摩天大樓 /雷夫寇特的萬丈雄心/管制紐約/對高度的恐懼/保存的危險/巴黎的再思考/雜亂無章的孟買/三項簡單的原則第七章:城市為什麼不斷蔓延?在汽車出現之前的城市蔓延/亞瑟.雷維特與量產住宅/以汽車為中心來重塑美國/歡迎來到伍德蘭/解釋人們的喜好:為什麼有一百萬人搬到休士頓?/為什麼「陽光地帶」的住房如此便宜?/城市蔓延有何缺點?第八章:最環保的莫過於柏油路?田園生活的夢想/骯髒的足跡:碳排放量的比較/環境主義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兩種環保觀點:王子與市長/最大的戰爭:讓印度與中國更環保/尋求明智的環境主義第九章:城市何以成功?帝國城市:東京/管理完善的城市:新加坡與加伯羅尼/聰明的城市:波士頓、明尼亞波利斯與米蘭/消費城市:溫哥華/成長中的城市:芝加哥與亞特蘭大/盲目求好的杜拜結論:平坦的世界,高聳的城市給城市一個公平競爭的空間/以全球化來進行城市化/培養人力資本/幫助窮人,而非幫助窮地方/城市貧窮的挑戰/消費城市的興起/鄰避主義的詛咒/對城市蔓延的偏誤/綠色城市/城市的禮物

章节摘录

  一八四四年一個怡人的四月天,兩名年輕人在康科德河畔的林中散步。那一年的雨水特別少,溪流水淺,他們可以「輕易從河中捕獲食物,就像印第安人一樣」。兩人隨身帶著從鞋匠那裡取得的火柴,在費爾黑文池畔用松枝生起了火堆。這兩名大膽的探險者饑腸轆轆,想煮點巧達濃湯充饑。  雨水稀少固然使他們容易抓到魚,卻也讓火堆旁的草叢乾枯易燃。一陣強風將火星吹向草叢,「他們不久便發現自己身陷火海之中,火舌快速蔓延,等到他們想滅火時已經太遲」。其中一人急忙趕回鎮上示警,但火勢已失去控制。超過三百英畝的原始林地因來此遊玩的兩名青年的疏失而付之一炬。  美國林務署的吉祥物斯莫基熊(Smokey the Bear)可以利用這則故事教導孩子們森林火災的危險, 然而這場火災至少有一名被告堅不認罪。他表示:「我的確在森林裡生火,但我並沒有犯錯,而且現在看來那場火災其實是閃電引起的。」康拉德的居民希望將犯人繩之以法,哪怕是不小心釀成的災害,也必須嚴懲元凶。他們辱罵該名縱火犯是「該死的無賴」、「輕浮無行之人」。《康科德自由人報》的報導聽起來就像十九世紀沉悶的新英格蘭人說著斯莫基熊的臺詞:「希望這起純因粗心而造成的不幸意外,能讓往後來森林遊憩的民眾牢記火災的可怕。」  這名堅不認錯的青年正是大名鼎鼎的梭羅,他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從這件事情之後,他成了環境主義的俗世聖徒。世上存在著少數書籍,這些書在寫作當時不受青睞,卻隨著時間流逝而漸漸受到人們的重視。梭羅的《湖濱散記》就是一個例子。他描述兩年孤獨生活的日記,終其一生一直未能得到關住。但到了二十世紀,這本書突然成為暢銷全球的作品,有數百萬人閱讀這本書,而世界各地具有環保意識的高中老師也以這本書做為教材。  梭羅喜愛森林,但他也是城市知識分子團體的一員。他是十九世紀初哈佛大學思想溫室裡培育出來的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他還是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聚集的幾位才華洋溢的人物之一,就在康科德這座小鎮上,居住了許多充滿創造力的思想家。愛默生拉攏,偶爾還出錢資助這些聰慧的心靈,包括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納瑟尼爾.霍桑、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布蘭森.艾爾科特(Branson Alcott)、露易莎.梅.艾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與梭羅。  梭羅是愛默生超驗主義沙龍(Transcendentalist salon)的成員,但他卻讚頌農村孤立的美好,而非城市的互動關係。愛默生在《湖濱散記》的導言中這麼形容梭羅:「他在文學圈子裡是一名反偶像崇拜者,他很少感謝同好對他做的一切,也吝於讚美夥伴,而他虧欠眾人的地方實在很多。」梭羅如果與康科德鎮上眾多才智之士斷絕往來,他是否還能寫出有關孤獨生活的優美文章?例如在《湖濱散記》中以美妙的文字音韻傳達森林寂寥之美。梭羅及其追隨者對城市少有讚賞,他們當然不會理會《康科德自由人報》對於前往森林遊憩的民眾所提出的警告。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您正住在城市裡、如果您正計畫搬進城市裡、如果您曾經住在城市裡,您都該讀讀這本書。閱讀本書都將為您帶來一份美好的成就感。這實在是一本超棒的書。」  ——美國知名評論節目主持人、九座艾美獎得主/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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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45条)

 
 

  •       上周,《财经》的一则消息——保定被初步选定为政治副中心,在原本就潜流涌动的湖面上激起了新的涟漪。分都的目的人所共知,是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就如习总所形容的那样,北京太胖了。针对首都规模不断加速膨胀的问题,分都不是唯一的被提出的解决方案。其他的解决方案还有诸如迁都、限制人口准入等。
      
      作为一个毕业后即在北京打拼的85后,北京规模太大导致的拥堵和高房价之痛,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既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然而今年春节期间翻阅的一本书——《城市的胜利》,让我对大城市的肥胖症有了新的看法。这本书曾被评为2011年《经济学人》非虚构类最佳图书,作者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此前社会学家、城市发展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次经济学家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呢?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清楚简洁地陈述问题对于解决问题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是用来做什么的?作为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这本书里,开宗明义道:城市是人的城市,而非由冷冰冰的混凝土建筑构成的。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寄托着人们对于未来最美好的希望。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能够带来创新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循着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和脉络,我们不妨尝试着理解并回答上述的两个问题。
      
      在北京的生存压力和生活成本日渐上涨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北京。他们当然不是为了畅吸PM2.5,为了体验人生感受北京的拥堵而来的。来到北京并在这打拼下去的人,只有一个理由支撑着他,那就是这个城市带给他的收益高于成本。北京固然有着很多的不便,但是这个城市更有着二三线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职位和机会。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多是事业单位,公务员,乃至国企的岗位。能与大学专业相对接的职位,大多存在于北上广。这也是大学生蜂拥而至的原因所在。他们在这座城市努力打拼,不断成长,既给自己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也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富有活力,经济的效率越来越高。
      
      根据爱德华•格莱泽的观点,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便利了信息的流动和智慧的碰撞,这种碰撞带来一种正的外部性,所以有人的地方才有活力,才有创新的出现。人才的聚集成就了硅谷,成就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让远距离沟通成为可行,但它反而增加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就好像杰文斯互补定理说的那样,节煤技术的发明,不仅没有降低煤炭的使用量,反而提高了煤炭的使用量。这一切都说明了,北京人口的越来越多,恰恰是这个城市愈来愈有活力的征兆,恰恰是这个城市的经济效率和创新力提高的征兆。北京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益处,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调控北京人口的方法,比如高房价或者居住证等手段,其实是遏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也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再者,我们也看到北京也吸引了大量低学历务工人员。就像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里所说的:贫民窟通常是一个城市成功的标志。虽然这些务工人员中很多人收入并不高,但他们的收入却比在贫困的农村高得多。这些人员的增多,其实从整体上改善了国民的福利状况。他们一方面做着最底层最艰辛的工作,为北京的发展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的子女们也得到了比在贫困地方更好的视野和成长条件,这一切都滋生着进步的希冀。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地回答开头所提的两个问题:北京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首都,它应该是所有国民的首都,它应该提供给所有人以机会,而不是封闭自守。在开放和兼容并蓄的过程中,不仅它自己得以提升竞争力,而且整个国民的福利状况也得到了帕累托改进。
      
      如果说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地区环境承载力有限。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测道,现在即使分散掉一部分北京的政治职能,短期内拥堵会得到改善,房价会下降,但这立即就能吸引大量的人来到北京。因为北京已经形成相当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产业结构、产业积聚,即使丢掉政治职能,它还是能够遵循了既有的道路,而发展成为像纽约那样的经济文化大都市。所以分都之后,环境承载力的瓶颈依然存在着。所以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如何改善北京的城市治理和产业结构,让其能够适应北方缺水干旱的环境瓶颈?
      
      从这个角度讲,分都不是解决北京环境瓶颈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当然分散掉政治职能,是有利于北京城市结构的更加合理化,更加可持续化。其实放眼于世界,专注他山之玉,我们也可以看到,东瀛岛国上的东京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大都市,兼政治经济文化职能于一体。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有过限制人口规模的提法吗?所以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治理城市的水平,让城市的布局更加科学,让城市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绿色,而不是一味地纠结于所谓的大城市病。
      
      人类的所有技术进步和文艺复兴都是在城市里产生的,城市让这个世界更加环保、更加绿色、更加健康、更加富裕,而不是相反。那些动辄提出要限制人口规模实施人口准入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大城市的拥堵高物价的另一面,是活力和创新。这些益处远远超过了城市所带来的些许负面因素。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善我们的城市治理,更加以人为本,更加可持续,而不是因噎废食,把现有的种种问题当成城市固有的顽疾,一堵了事。这就好像有人把贫富分化的罪责归因到市场经济身上一样,事实上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市场在分配方面是公平的。相反,贫富分化之所以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彻底。同理,所谓的大城市病,不正是因为我们治理的不够好吗?所以限制城市人口规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命题。
      
      再者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现在国家开始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避免人们一窝蜂地涌向大城市。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如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成效,那么可以预见到会大大缓解现在首都的规模膨胀问题。问题是发展产生的,也必然要在发展中解决。如果现在就搞什么限制进入人口调控,既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的福利状况优化。
      
      城市的胜利,其实是人的胜利。城市是创新的源泉,文明的火车头,人类的命脉所在。城市也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城市,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城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全局出发,从改善整体经济效率着眼,从改善国民福利状况着想。而这其实就是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胸怀天下,经国济民。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是所有人的愿望,但这需要冷静的思考作为支撑。
      
  •       几乎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做了书摘,重新编排了书摘的顺序,快捷生成一篇书评,这些书摘足以说明这本书有多好:
      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我们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相互学习的能力。当我们面对面地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就会更加深入和彻底。
      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在班加罗尔和伦敦人口密集的走廊里,思想可以很方便地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们愿意忍受城市里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作出补偿。(P228)
      城市为那种让人类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人们往往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此,我们周围的人越多,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
      ……城市让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人类的基本特征是我们相互学习的能力,因此,城市让我们更加成其为人。
      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它只有在与通过面对面方式取得的知识相互配合时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P229 )
      雅各布斯支持多样性。她肯定了城市在传播知识和思想、创造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P135 )
      中年人离开城市并不稀奇。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城市对于年轻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P155 )
      将来肯定有那么一天,城市被普遍地认为是教育我们孩子的最佳选择。(P183 )
      郊区的写字楼飞地是否能够像传统的中心城区一样产生同等程度的知识碰撞。这些地方很少发生随机的交流,
      人才通常在传统的学校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尽管他们最重要的知识通常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取得的。……最好的城市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它为白手起家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P207 )
      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
      各种人才都是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来的——生活品味让巴黎脱颖而出,
      P217 波士顿的企业处在彼此孤立的写字楼里,失去了城市人口密集所具有的优势。
      P219 明尼阿波利斯……路德派教徒带来了对知识的信仰,
      P222 温哥华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它的特点是开阔的空间、又高又细的摩天大楼,它们可以提供宽阔的视野和完善的公共交通。……优秀的城市规划加上加拿大采取的非常合理的移民政策,……移民素质非常高……大量的签证被发放给了所谓的独立移民。这些移民是根据一个评分系统得到批准的,……移民帮助……在经济上更加富有活力。对亚洲人特别有吸引力
      休斯敦……建造住房可以让一个城市得到发展,并吸引怀有梦想的人们。
      地中海沿岸的艺术家和学者纷纷聚集到这座城市里,这里为他们交流思想提供了接近性和自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不仅诞生了西方哲学,还诞生了戏剧和历史。有些随机性事件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的效应因为城市的互动而成倍地放大,雅典因此变得繁荣起来。一位智者遇到另一位智者,他们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他们的思想给其他人带来了启发,于是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突然发生了。雅典获得成功的最终原因也许显得有些神秘,但过程是十分清楚的。思想在居住于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里的人们当中交流,这种交流有时会产生人类创造力的奇迹。
      那些从事贸易的荷兰定居者聚集在一起,因为接近性使得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更加方便,而且这个小镇的保护墙(即现在的华尔街)给人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现在,在从曼哈顿第41大街到第59大街之间长达1英里的区域内,分布着5个邮政编码区域;在这里工作的雇员多达60万人(超过了新罕布什尔州或缅因州),他们的人均工资超过了10万美元,从而使得这块弹丸之地每年发放的薪资总额超过了俄勒冈州或内华达州。
      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已经给那些提出理念的企业家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
      城市使人员和公司之间物理距离的消失。它们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它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和娱乐,它们的成功取决于实地交流的需要。在20世纪中期,交通方式的进步削弱了把工厂设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的好处,许多城市因此出现了衰落,如纽约。在最近30年里,由于技术的进步,更加适合于人们在近距离接触中产生的知识得到了更多的回报,有些城市出现了复兴,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
      
  •       牟复礼在《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中说:“在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的分野很早就消失了…消失了那么早,使城市的优越感竟至分文不留了。”
      
      只是,这种分野失而复得。殖民国家的掠夺逻辑—飞地工业化(enclave industrialization),继而是南京政府、北京政府延续的国家发展思路,城市与工业化几乎成为同义词,旧日的荣光重新闪耀在头顶。社会主义计划时期严苛的城乡壁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化:尽管在50年代末出现了一阵城市化的高潮(农村劳动力大量前往城市SOE),但这引起了城市人的恐惧,也使得农村劳动要素出现短缺、农业生产受损,于是在大饥荒发生之后,20百万的劳动力被遣回农村,而这时农村是饥荒的重灾区。然而按照历史逻辑,不论是印度还是爱尔兰,迁移是人们应对饥荒的一般逻辑,是人主动地去与有效资源相匹配的过程。封闭为了控制饥荒、隐瞒饥荒,也使悲剧更甚。
      
      以作者的观点来看,城市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而隐含于这些观点中的,是经济学的逻辑。一是规模化的胜利,人与人的聚集、交流催生出巨大的需求、创新(某种意义上的供给),实现了人均消耗资源的最小化(当然这得益于作者所强调的合理空间利用)。二是生产(发展)的胜利,因为如作者所说农村是没有发展前景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术,而新技术的应用又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导致普遍的繁荣。”
      
      然而,若是个地道的文明家,“多样性”应该是至上的准则。宣称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理念的胜利都是可耻的、败坏文明的。
      
      “繁荣”固然是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词汇,作者在文中铺陈了各种奢华的餐厅商店楼宇,象征着高档的品味、财富和文明。作者引述了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的时候,他就厌倦了生
      活,因为伦敦拥有生活能够提供的所有东西。” 这里潜藏着可怕的消费主义逻辑,幸福的生活即各种需求的满足。尽管郊区化在发达国家成为一种时尚,但对于当今社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城市的胜利似乎是个无须论证的命题,主流的生活方式必然是胜利的。
      
      这本书的架构实在是野心勃勃(但确实应该如此),在“城市”这个的主题下面,政治、文化、哲学、宗教、科技、建筑的历史被悉数囊括。本来,即使把人类文明史都放进来也不为过。但作者似乎具有某种城市规划的天赋,这么多的内容并未显得太过庞杂。
      
      再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提到了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很多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一个突发的奇想得到某个数据、某个模型的论证,这本身便是经济学的活力之一。例如对贫民区的论述就很有意思。除去作者所说的这些。在拉美,有很多一夜之前出现的贫民区,这是贫困人口与市政管理者的斗争;在日本仍旧有在街上准点出现准点消失的搭起纸板房的人。这个话题很值得细细研究。
      
      
      
      
      
      
      
      
  •       几年前,在对城市这一概念依然懵懂如初的时候,我旁听了一场科学松鼠会在北京举办的讲座,主题是未来50年的交通问题。那些年,伴随着整个中国令人惊异的造城步伐,已经走出建筑学院校几年的我却成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对带来全息投影等远距离电子交流方式的信息技术投入了更多的目光。所以在讲座上大家辩论着地铁还是汽车,小型飞行器还是传送带时,我非常不屑的直接走上讲台,大谈特谈未来的技术进步会带来远距离交流全方位的便利,从目前的视觉听觉延伸到触觉甚至味觉,以致在家中远距离上班,上学,会议成为主流,办公楼CBD等城市核心不再成为必要而面临迅速衰退。最终聚集性变得不再重要,摩天大楼会寿终正寝,城市会像郊区一样平铺开来,大多数人回到乡村等风景自然资源更好的地方,完全依据电子技术与人交流。交通问题?如果不再需要频繁的迁徙,又何来交通问题?
      
      城市会消亡吗?当时的讲座上自然没有人正面回答我。我也自然不会知道我这种粗糙的预言早在电话发明的时代就有人提出了。之后每一次技的术进步,电视,互联网,都有人将其重新提起,却屡屡败在现实之下。
      
      格莱泽教授在这本书里由衷的赞美城市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他认为城市的聚集性是人类繁荣的关键因素和近乎唯一的源泉,同时也是绿色和健康的代名词。明确反对美国汽车尺度下“摊大饼”式的城市模式,和依旧沉醉在“瓦尔登湖”式梦境的除了伤害环境外一无是处的环保主义者。当然,对于未来城市的聚集性是否会因技术进步而变得毫无意义这种观点,自然不会忘记反驳。不过显然像我这样胡思乱想的孩子不成主流,这种反驳并未投入太多篇幅,首当其冲的是作者提到的“杰文斯驳论”。
      
      杰文斯是一位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燃烧效率更高的蒸汽机并不会导致更少的煤炭消耗。性能更好的发动机提高了能源使用的效率,降低了能源使用的成本,并帮助世界进入了以煤炭为动力的工业化时代”。这也正是杰文斯驳论的核心观点:“效率提高会导致更多而非更少的消耗”。这也是为什么“低热量的甜点可能会导致更肥的腰围,节能汽车最终可能会消耗更多汽油”。杰文斯驳论似乎同样适用于信息技术。这就意味着远距离交流的便利会导致近距离交流变得更加频繁。现实似乎的确如此,热衷于使用微信,skype的年轻人会更多的参加面对面的聚会;而电话响个不停,总是出现在视频会议中的上班族会使商务旅行成倍的增长。
      
      硅谷和班加罗尔的例子确实是清晰而明确的。那些拥有“最好的电话会议设备,最好的互联网应用软件,最好的远程联系方式”的计算机行业,按理说是“最有可能放弃面对面接触”的行业,但实际上他们却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收益于地缘集中的范例”,他们集中在一起的目的“只是要获得面对面的交流带来的好处”。“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它只有在通过面对面方式取得的知识相互配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毫无疑问的结论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广泛的机遇和更便捷的交流,最终带来的是一个更加密集的世界。
      
      整本书让曾经对城市态度模糊不清的我受益良多。但格莱泽教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整本书几乎每一页都是确切的数据与清晰的论点。这总让人觉得缺了些什么。回想我这几年,从二线城市迁入一线城市,不仅仅因为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社会资源,它所蕴含的随机性和可能性也许给予我远远超过预期的意外的收获。而这些构成了生活本身最重要的那些美好而饶有趣味的碎片。设想,如果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便捷却孤立的生活,那也许意味着我听不到清晨穿过银杏树叶隔壁小学孩子们嘈杂的玩耍声,看不到无聊的会议中领导三天没换的衬衣下摆上粘着的食物油渍,闻不到周末小博物馆外排队的陌生姑娘伞下微润的头发的清香,我想,我肯定会怀念的。因为,最令我们人类着迷的,就是人类本身吧。
  •       其实推荐这样一本书,远比推荐最近大红大紫的女性励志畅销书《向前一步》风险要高得多。因为光从名字看起,人们就很乐意将它归类为一本论述自由经济学理论的说教书目,而对比谢丽尔•桑德伯格在书封面的温婉笑容,《城市的胜利》繁华的摩天大楼的封面似乎更给人冷漠的距离感。但惊喜就从来都是如此不期而遇,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些心灵鸡汤和人文关怀,相信选择不胜枚举,但如果你真正期待一种崭新的视野和体验,《城市的胜利》绝对会让你对生活,对未来,对你要选择的方向有更深刻的认识。
      
      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越了农村人口,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正有无数人从广袤的农村涌向城市,然而同时,“大城市压力大”“逃离北上广”等宣言和讨论不绝于耳,城市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快捷的生活还是更拥堵的交通,更齐备的公共设施还是更糟糕的环境,更广泛的社交圈子还是更漠离的人际关系?在这一个个矛盾而又不可避免的现实中,人们总在思考,城市何去何从,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弗德-克莱泽通过《城市的胜利》,将这些问题用一种通俗易懂的笔触向前我们娓娓道来。从班加罗尔、硅谷、洛杉矶、底特律再到纽约、东京、孟买、巴黎,无数的城市成长,无数的城市老去。这些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面对过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扰:人口激增、贫困、城市衰退、犯罪、交通拥堵、郊区化、卫星城、环保……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通常都会假设它们彼此是不相关的,并致力于将他们逐一解决,这也是不少政府政策和专家建议失灵的原因。他们只看到了自身领域,只专注于如何迅速解决眼前问题。在《城市的胜利》里,格莱泽再次强调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城市不等于城市的建筑,而是城市中的人。”这便是《城市的胜利》的核心观点。优秀的城市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情感以及环境因素之间取得了平衡,打造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最终确保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能够拥有越来越高质量的生活——这才是城市吸引人、留住人的魅力所在。
      
      不可都认,有些人对于城市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悲观,他们更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又或者崇尚《瓦尔登湖》畔与世无争的写作思考生活。但如今,要让一个现代人回到所有东西自给自足的原野湖畔,感受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空调、没有煤气、没有人交流、甚至连外出都要走上个三四个地方生活,又有几个人能够习惯?在此,我无意去评价一种生活方式的好坏,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总归是聚居和社会性的生物,而城市,是让我们最大限度聚集起来的纽带,从高耸的摩天大楼到纷繁复杂的道路,从往来如织的购物中心到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的米其林餐厅,人们在这里交汇、思维在这里碰撞、机会在这里酝酿、创造力也在这里展现出勃勃生机,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最精英的人才往往都聚集在那些最核心的大城市一样,在这里,人们能够拥有更大的机遇和平台,发掘无限潜力与可能,这正是城市能够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一个观点,帮助贫穷的人们,而不是贫穷的地区。很多时候,我们仿佛为了证明人定胜天一般,不惜一切代价去企图发展或者重振一些贫困或者城市。比如底特律之于美国政府,比如发展难度异常大的中国边远山区。因为帮助贫困人口,是一种简单的公平,而帮助贫困地区则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政府为什么要通过投资不断收买老百姓促使他们居住在不断衰退的地区和城市里呢?为什么只是为了让人们居住在曾经居住的地方就要把钱从发展更容易的地区移到不适合发展的地区?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现在正是因为他们能够面对变化不断改变和调节自我,当一个区域和城市吸引人的关键和价值不在,人们就会离开,而此时我们更好的方式是帮助他们离开后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机会,找到更适合的地方生活,而不是通过种种手段说服他们继续生活在原地。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一个内在很相似的例子——关于北川老县城的地震遗址。
      
      2013年7月8日下午至9日早上,唐家山堰塞湖和北川老县城降雨量高达285毫米,致使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抬高8米。北川老县城“5·12”地震遗址全面被淹,水最深处超过7米。北川大酒店遗址、遇难者公墓等重要保护地全部被洪水淹没。北川地震遗址的保护在是震后不久提出,2009年,上海市支援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规划项目策划组提交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策划与整体方案设计》称,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控制面积为27平方公里,整个项目投资估算约为23.45亿元。在一个灾害频发根本不适于修建建筑的地方建立大型的遗址公园,这确实需要人定胜天的信念。但现实是,项目建成后此后,老县城遗址连年被淹,2011年汛期,北川大酒店遗址就被淹没3次。而此前的劫难是在2008年9月24日,持续降雨使县城附近多处山体产生滑坡和泥石流,老县城遗址一半以上被掩埋,一些楼房露出地面的部分已经是几层楼以上了。一场雨就让至少几亿元的投资化为乌有,而用这几亿元,又可以为多少北川民众在搬迁、教育、就业方面提供帮助。是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还是扩大对城镇的扶植,其结果不言而喻。
      
      不可否认,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会存在着犯罪、拥堵、污染、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而作者也在书中给出了解决相应问题的一些见解。比如面对大城市爆炸式的人口增长,以北京为例,截至2012年底,北京的常住人口达2068.3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73.8万人,如何解决城市地区规模限制和人口增长之间矛盾便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书中,作者提出了高空拓展能力的重要性,并详细阐述了巴别塔式的摩天大楼的好处。就个人而言,摩天大楼的观点一开始还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总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建筑风格,就比如北京的四合院,很难想象二环以内高楼林立是怎样一种感觉。但书中通过对巴黎、孟买等城市的在思考,有力的支出了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和纵向摩天大楼发展的非对立性,城市也只有在不断的改变中才能生生不息,成为人们生存的乐园,而不是一块琥珀。
      
      这本书看似是在讲述城市,实际上却给我们描绘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和更加多元的思考方式。比如面对几近苛刻的环保主义者,他提出保护环境是为了使我们生存的更舒适,还是我们用对自己几近苛刻的压抑让环境觉得更舒适。比如面对热门的“郊区化生活议题”他提出了拥堵与“舒适生活”之间的矛盾,让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自己发展的方向,和自己要去向的地方有了更明确的理念。转眼,我生活在北京已经8年,也许会因为糟糕的空气而抱怨,也许会因为竞争压力而想过逃离,但最终,我还是选择城市,选择代表了人类高度和傲慢的地方,选择不断见证发展和文明的奇迹。
      
      作者在全书的结尾谈到,“不论是在伦敦富丽堂皇的商场里还是在里约热内卢难以驻足的贫民窟中,不论是在中国香港的高楼大厦里还是在达拉维充满灰尘的作坊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自由都是属于在那里共同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人们的最终礼物——城市的最终胜利”,而我们,站在这样巨大的平台上,又有什么理由选择逃离?
      
  •        我拿着最新版的城市地图,寻找从家到目的地的路线。依次要经过八个十字路口,数个管理规范的住宅小区,沃尔玛、麦德龙、北山等大型超市,以及一个需要先打左转向灯再打右转向灯才能驶过的转盘。
       不知不觉,由小城市的最初阡陌所确定的纵横血脉,在逐渐扩张的走向中慢慢渗入了努力变身的药剂。道路扩宽、刷黑、交通线明晰,桥梁、隧洞、快速公交线继续建设,新闻里说起又有九个城市将告别“无地铁”时代,交通必然承载着城市发展越行越远。
       渐换新颜的城市方便有益,吸引更多的人们入住,拼搏,安身立命。不可否认,发展程度越高的城市,可提供给居住者的公共设施和共享资源就越多。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势才显出劣态来。乘上地铁到免费图书馆悠然地看上一本书,然后去公共游泳馆畅游一番,再携友人去shopping mall里享用一顿晚餐……这样的日子,普通人一年到头也就寥寥数次,为生存奔波的人,没有太多休闲的时间和金钱。
       生存。一个词道尽城市的心酸。已在城里的人大多碌碌营营,未进城里的人满心期待。于是,旧主与新人,麻木与雀跃,繁荣与贫困,白天的拥挤与夜晚的安静,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对抗却又交织在一块儿。——城市是矛盾综合体。
       爱德华•格莱泽看过许多全球的大城市,感受了每个城市的矛盾所在,但依然对似乎充斥着负面代名词的城市给予了毫无保留的热爱之情。一切在厌倦城市的喧嚣而向往山水静谧的人眼里的缺陷,脏乱、高密度人口、贫困等等,在《城市的胜利》里都成为了发展的必由通道。“在较为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城市正在急剧地扩张,因为城市的人口密度为人们从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最为便捷的途径。”不同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爱德华•格莱泽的观点充斥着对城市发展历程及其中个体所体验到的辛酸和历练的肯定。正如书名所言,“城市的胜利”。
       抛开对现在生存的城市状况的不满,跟随爱德华•格莱泽的脚步看看贫困和人口众多背后的因素。区域性人口密集正说明了城市的创新力度。交通四通发达,人口才能自由流动,“城市的结构可以几个世纪保持不变,但城市人口是流动的”,如果连抵达他处的道路都不通畅,也就不存在蜂拥而至某座城市的状况了。人口流动引发实地交流,进而产生文化、观点、技术方式等的交融,启动创新发动机,一路奔跑着诞生了如今触手可及的进步。
       是的,一切重点在于人们高密度的实地交流,向边缘去无限扩展的扁平式的城市模式并不被格莱泽推崇,他认为围绕摩天大楼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还能刺激创新。简单点说,《城市的胜利》绘就了纵向发展而非横向扩张的“胜利”发展道路。
       只不过,他所列举的城市都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典型城市,终归还是因为是学术研究而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谈问题。这世界上还有太多的城市,不那么宏大,也在复杂艰难地进行着城市化进程,迫于人口压力而密集进行着范围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城市大事。看《城市的胜利》,了解知名大城市的繁荣,观察自己身处的城市,体会蝶变的脉搏。相信格莱泽也会赞同,城市的胜利其实是城市人群的胜利,他们塑造城市,且家在城中。
  •       城市的地位和未来
      
      花旗和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最近出了一份报告,预测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如今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创造了80%的GDP;而每年有6000万人进入城市生活,所以到21世纪中期就会有七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在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将来自城市。
      
      关于城市的重要性,Triumph of the City里面引用了一个研究结论,在数字化的世界,人们的群居、面对面交流,对于促发创意、提高生产率更加重要。
      
      传统和现代建筑
      
      城市发展和传统保护是互相矛盾的。这是我最认同的Triumph of the City中的观点。因为听厌了保护传统能让城市发展的更好的观点(还有什么保护性发展),以及这样做在文化和历史上的意义。城市的发展就是需要更多的建筑,动不了传统地区,就只能向外扩张。
      
      保护传统对城市有什么意义呢?比如在上海,传统建筑以石库门风格的里弄建筑为主。可以想到的还比较集中的区域包括:田子坊,现在全开着小店,单纯是个小资的旅游景点;静安别墅,本来也在走向田子坊的模式,现在所有的店被清理掉了,成了一个闹中取静的居民小区(居住体验并不舒服,有能力外迁的住户都走了);建业里,内里已经被改造成售价上亿的私宅,沿建国西路的一排估计也要规划成新天地那样的商业店铺。在传统法租界的里面,仍然保留着一些洋房,如今的居住者是红色后代、新兴富裕阶层和外国人。剩余的,就是各个年代建造的已经破旧、逼仄的民宅。
      
      在北京,胡同的消失几乎被认为是北京灵魂的丢失。我不知道城市的人们有多少比例会去胡同(忘了南锣鼓巷吧,如果保留胡同就是给大家开店的,还不如拆了),又有多少四合院成了官商的私邸,住在胡同里的居民,有多少人愿意冬天跑出去上公共厕所。
      
      Triumph of City里有更多的描述,包括一些数字,论证保护传统和开发城市之间的成本/收益。在我来看,城市的价值应该是和更多的人发生关系、给更多的人机会。保护传统,让人们能够了解历史,或者保护美好的建筑,是有意义的;但是大规模的保护,限高,禁止开发内城,毫无价值。
      
      城市的发展路径
      
      Triumph of City里,讲述了很多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在中国的城市里,北京/成都/重庆/大连/广州/杭州/上海/天津/深圳/苏州都已经被EIU的报告列为120个最有竞争力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兴衰,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故事。目前为止所有的故事演变,更多的都是top down的,也许未来一二十年,能看到一些自下而上的内生式的城市变迁模式。
  •        为啥我们抱怨大城市物价高、人口多、竞争激烈,却还是都愿意往大城市跑?为啥国家一直强调环保,却还在推进城市化?
       我们在便利的生活和更好的环境之间更愿意选择前者,所以我们需要石油和空调,我们无法退回农耕的生活。在这样的前提下,城市因为更密集的人群,有了更短的交通距离和更多的思想碰撞,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
  •       偶然的一次机会拿到这本书,两周的时间断断续续读完,文字翻译得不枯燥,有一点报告性质的文笔,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毕生的经历思考,对于城市的发展,书中列举了很多世界城市成功的历程,如新加坡、巴黎;也有发展没落的城市,如美国的底特律。再次想到那句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北京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世界城市,以前总是抱怨拥挤的地铁交通、高昂的房价、脏乱差的棚户区,现在从这些城市现在似乎能看到北京的未来,似乎已经开始明白为什么大量的人口涌向一线城市,因为那里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和未来。值得推荐,有机会再读一遍。
  •       所谓“逆城市化运动”,兴起于“二战”结束之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峰。以底特律为例,1950年人口接近185万人,如今只剩下71万,纽约1950年时人口为789万多,1990年时降至732万,费城1950年时人口超过200万,如今只剩下152万多。
      
      随着交通日益发达,郊区硬件设置的提升,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越来越希望到亲近自然的郊区去安家,导致许多传统大城市日渐“空心化”。
      
      在今天,有了微博和Facebook,天天见面似乎已成多余,既然面对面的交流不再重要,甚至成为最低效率的沟通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居住在城里呢?为什么不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城市化运动,早在1900年,随着电话的普及,美国便兴起了“去郊区住”的主张。
      
      作为大陆民族,美国人天性中便有厌恶城市的一面,在开国诸公中,杰佛逊明确反对工业化,他认为工厂式劳动割裂了人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们失去了道德实践的基础,这必将带来人性的堕落。华盛顿也认为,工厂式劳动会培养人的奴性,他甚至曾建议增加工厂的税收。当美国诞生时,国父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农业为本的传统国家,而非后来的工业巨人。
      
      翻开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充斥着这样的神话:土地给人类带来自由、美德、尊严,只有回归土地,你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
      
      正如大卫•梭罗所说:“青年人除了立即进行生活实践,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围绕着一个诚实人的田地的短短的一道石墙,要比那座远远脱离真正生活目的的、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更得体。”吊诡的是,在梭罗曾隐居的瓦尔登湖,由于仰慕他并选择到此隐居的人们太多,导致它已陷入生态灾难中。
      
      然而,对于爱德华•格莱泽来说,一切并不这么简单浪漫,他写作的《城市的胜利》被评为2011年《经济学人》非虚构类最佳图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一个相反的童话:因为城市,人类文明才得以进步,现代人呆在城市比留在乡村更有利于自然,也更有利于自己。
      
      爱德华•格莱泽看到的是这样的数据:纽约人口到2010年又上涨到817万多,这意味着,“逆城市化运动”事实上正在走向末路,
      
      为什么逆城市化注定失败?这与“杰文斯互补原理”息息相关。
      
      “杰文斯互补原理”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最早提出来的,他生于1835年,逝于1882年,他是第一个系统提出边际理论的学者,从而开创了经济学思想的全新时代。在今天,当我们提起什么“经济学家的思维”时,会不会从边际效益角度看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标尺。
      
      “杰文斯互补原理”的意思是:使用效率更高的蒸汽机不会降低煤炭整体的消耗量。这是他在1865年完成的著名论文《煤炭问题》中提出来的。其原理是:虽然效率更高的蒸汽机会节省煤炭的消耗量,但由于成本降低了,人们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蒸汽机,结果反而会加大煤炭的总消耗量。
      
      这个例子可以套入马克思戒烟的故事中,马克思在经济困难时曾不得不选择抽廉价雪茄,他说每抽一支,就相当于节省了一笔钱,这意味着抽得越多,他节省下来的钱就会更多。但事实并不如此,由于吸烟量增加,他的整体花销反而增长了。同样的例子是低热量食品可能会导致更粗的腰围,而低油耗汽车反而会消耗更多的汽油。
      
      通过“杰文斯互补原理”我们就能明白,互联网不会压缩我们面对面交往的时间,微博等技术越发达,人类面对面交往的欲望就会越强,其结果是,我们见面的次数更频繁了,而不是减少了。正如微博本身,它原本是为了节省人们浏览网络新闻的时间而设计,可事实是,今天人们花在微博上的时间远超过看网络新闻的时间,同样,电子书的免费下载大大方便了读者,可结果却是:我们下载电子书所用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阅读它们的时间。
      
      “杰文斯互补原理”告诉我们,提高效率的行为本身将带来更多的消耗,我们不会因此获得自由,相反,我们会产生更深的依赖感。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力量,植根在人性的缺陷中,它牢牢地锁定了我们。
      
      在自己的书中,爱德华•格莱泽列举了城市的诸多好处:
      
      在美国,在大都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收入高过不在此区工作的人的30%,虽然更高的房租几乎抵消了这个优势,但生活的压力会让他们的生产效率高出50%。
      
      城市的好处并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印度城市人口每增长10%,人均产值就会增长30%,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口的4倍。
      
      爱德华•格莱泽还对比了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两国都有沉重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日本有长崎,1543年荷兰人在这里登陆,以后的300多年,这里成了日本连接西方的窗口,即使是极端排外的年代,“兰学”在日本依然可以合法传播。爱德华•格莱泽认为,这是日本后来更快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爱德华•格莱泽对此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实只需查阅最简单的材料就能明白,到1895年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时止,整个大清帝国真正通晓西方语言的人才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外国书籍的“翻译”依然是靠西方传教士口述、中方人员记录完成的,而日本在开国之初,便已有50名以上的通译人才。由于翻译不准确,两次鸦片战争的谈判给清政府造成巨大损失。
      
      中日的差距不完全是民族心态造成的,也与两国的城市形态相关。日本的江户(即东京)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皇家城墙保护范围很小,町人区(商人区)自由发展。而清王朝的北京是一个封闭型的城市,城墙锁死了内外联系,最初内城只能满人居住,后由于八旗日渐贫穷,许多旗房被私下卖给汉族商人,但这种交易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保障,康熙见内城居然出现了商业街,大为震怒,曾一次惩罚百余名“不法”商家,直到嘉庆时,清政府在表面上依然不允许汉人进内城经商。
      
      中国的传统城市多是军事、政治城市,许多并不处于商业要津,城墙是一笔巨大的公共开支,它们不断被修葺,在防守之外,它更直接的作用是给流通带来麻烦。
      
      爱德华•格莱泽这样解释城市对现代化的重要性:城市可以将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起来,而许多伟大的发明不过是对旧发明的整合而已,比如汽车,不过是发动机和马车二者的简单结合而已,但只有在城市,才能孕育出这样的创新机会。人类的每一次发明,都推动了城市文明的进步,而城市文明的进步,又给新的发明提供了契机,这用“杰文斯互补原理”同样能解释得通。
      
      那么,为什么在纽约等城市,逆城市化运动会失败,而在费城、底特律等城市,逆城市化运动却会成功呢?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新城市运动”的推动,它改变了城市治安、卫生环境,同时更重视城市肌理的打造,传统的工业城市一味强调效率,导致马路宽阔、高楼林立、绿地缺乏,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来说,这样的城市没有亲近感,因为他们连过个马路都会遭遇危险。而“新城市”则更重视细节——人车分流,营造人与城市互动的空间,以及提供生活的各种方便。
      
      但,这只是外在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城市自己。底特律、费城等都是产业单一化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能将大量的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但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廉价的中国工人和低成本的全球化物流,使地理上的距离被“杀死”,许多还没来得及形成性格的大都市因此走上末路。
      
      一个城市可以靠组织劳动力成本更低而迅速发达起来,但这注定是短命的,城市真正的活力在于多元化,在于不同行业互动形成的创造力,纽约原本是服装之都,也偏重于生产,它之所以能战胜“逆城市化运动”,因为它已升格为服装设计之都。
      
      能展现创造力的城市,才能取得胜利,从传统都市转型为现代城市,Idea是最重要的力量,硅谷的崛起便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而这似乎环境无关,比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即使它的先天条件算不上优越,但同样可以创造奇迹。
      
      更低的生产成本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而创造力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可问题是:越是成功的IT大佬们,不是越喜欢把公司搬到郊外吗?他们恰恰是逆城市化的先锋啊?
      
      爱德华•格莱泽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城市人能源消耗明显低于郊区,他们更多选择公共交通,而不是私家车,住到郊外,意味着增加88%的用电量,仅私家车一项,每年就要多排放6700磅二氧化碳。
      
      如果你热爱自然,你就应该住在城市,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
      
  •        这是一本围绕着“胜利”展开的书。何为胜利?本书的关键词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线索。对于城市这个主题,作者最为关注的是产业、社会流动、人口、效率和能源。如果要再提炼到一个点上,那就是“人力资源”。
       以往关于城市的名著,似乎总难以绕开城市文化这个问题。因为文化仿佛是城市的面貌、色彩,让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区分开来的核心。而格雷泽成功地绕开了这个关卡,他说,“尽管我非常欣赏城市文化,但美学的干预绝对不能替代城市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格雷泽所说的胜利,是就城市与城市之间那些共同的要素进行比较得到的,而不是谈及那些使城市与城市区别开来的,可以比较却难以量化的特性。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待续)
      
  •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哪怕面临着拥挤、空气污染、没房没车、没有正常的国民待遇,但自己仍然需要留在北京。城市是人类智慧与灵感的聚集撞击之处,又怎能不把青春挥洒在此地。当然……话说回来,国内的城市环境还真是考验人决心啊。。。】
      
      ====================我是正文分割线======================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段故事,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1844年在康科德,他去郊外树林里钓鱼、野餐、散步。”在哈佛大学的一堂公开课上,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声音清亮,变换着手势——他已经准备好了去颠覆一下学生们的世界观。
      
       这个青年与他的朋友收获颇丰,当地已经几个月没有降水,鱼儿踊跃上钩。然后,他们在野外生火,用战利品做了一道鱼杂烩。接着,风把火星吹到了附近的草地上,干燥的野草着了火。火势蔓延极快,300英亩以上康科德主要林地被烧毁。“……这个人,当然得到了严惩,罪名是‘环境的大公敌’,我很能理解《康科德自由人报》把他称为‘不负责任的人’。而这个人现在成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圣徒——亨利·大卫·梭罗。我想说,据我所知,同时代波士顿人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谁能赶得上他。”
      
       听众席上发出了哄笑声。热爱自然的梭罗曾在荒无人烟的瓦尔登湖畔以最原始的方式隐居数年,他的著作《瓦尔登湖》几乎成了环保“圣经”。但在经济学家格莱泽的眼中,梭罗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是一个破坏性的物种,如果你热爱自然,那就别去打搅它了。
      
       “这也是城市的关键。”这位哈佛教授说。他制作过一张波士顿地区碳排放量的统计图,范围广阔的远郊有着居高不下的碳排放量,把人口密集的市区衬托得像是绿岛——城市挤挤挨挨的摩天大楼、密集的公共交通,远比户户都有大房子、私家车的郊区更节省能源。
      
       所以,与绝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城市不仅仅是生产力更高,不仅仅是更有意思、更有活力,它们事实上也更绿色环保”。
      
       尽管在哈佛的这堂公开课在阵阵欢笑与鼓掌中结束,但格莱泽斩钉截铁的论断,或许颠覆了不少美国人的三观。他的著作《城市的胜利》自从出版后,就有络绎不绝的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以致于这本书在“城市规划与发展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待了21个月。
      
       这本书英文版的封面,是一个夜幕下有无数摩天大楼矗立着的灯火辉煌的城市,一行字轻巧地浮现在深蓝的夜空中: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
      
       【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碰撞出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新的知识】
      
       在动辄讨论资源短缺的今天,格莱泽偏偏想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何其辽阔的星球上。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只算空间大小的话,全球所有的人口都可以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而且每人都能拥有一套别墅。但事实上,多达2.43亿的美国人口都挤在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那里就是城市。
      
       人们选择了居住在城市,总有什么理由。对《城市的胜利》的作者而言,无疑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解释这句话。比如说,英国饮食是出了名地乏味(法国餐馆与意大利菜已经遍布全球了,可你见过哪家馆子标榜他们是“英国菜”吗?),但其首都伦敦,却是一个美食之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伦敦早期最棒的厨师来自法国,其中包括罗欧兄弟,他们开办了第一家被《米其林指南》评上三星的餐厅。随后,印度人大量涌入这里,令咖哩羊肉变成一道伦敦市民的家常菜。2011年,两家伦敦的印度餐馆也被《米其林指南》评定了星级。那已经是真正的只有在伦敦才能享用的美味:顶级的印度菜大厨往往出生于印度,又在竞争激烈的伦敦餐饮界闯荡多年,他们用高档西餐的精细烹饪方式展示出的亚洲味道,不仅秒杀单调的不列颠菜品,其实也超越了在孟买的任何美食。
      
       不仅是美食,类似的情形曾一代代在不同的城市上演。譬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因为战乱,小亚细亚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流落到了这里。思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交流碰撞,西方哲学、戏剧与历史就此诞生。第一代雅典学者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譬如伯利克里和苏格拉底,后者培养出了柏拉图,柏拉图又带出了亚里士多德……
      
       而在公元9世纪时的巴格达,学者们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王命之下,云集此地。于是,东西方的经典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波斯人给这个城市带去了医学知识,中国的战俘则为那里贡献了造纸技术。在大半个世纪中,这个城市几乎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格莱泽相信,只有人群聚集的大城市才会一次次成为知识传播的起爆点。“人类因为城市而团结在一起。数千年来都是如此,人们团结在一起,通过直接的城市层面的行动,使得改变发生。”
      
       “对于中国这个快速城市化的国家而言,城市战胜乡村是普遍性的胜利。”读过《城市的胜利》这本书后,身在北京的高级城市规划师王宁发觉,身边有许多事例都与格莱泽在大洋彼岸所阐述的不谋而合。
      
       阅读《城市的胜利》的那两天,这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规划师正奔波于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与某个城市文化创新产业项目专家评审会之间。医院里聚集着如潮水般的求医人群,而在评审会上,他见识到了各种超乎想象的个人博物馆建设方案。
      
       那一刻,书中的案例一下就在王宁眼前鲜活了起来:“这些都是乡村文化中无法实现的功能,只有城市的集聚才能带来这些。”
      
       大型城市带来的便利可能深入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王宁举例说,在北京,自行车爱好者们可以互相找到对方,然后加入不同的QQ群,参与各种户外活动。“一个如此细小的爱好,他们甚至细致到对每一根链条都有专门的维护服务,这在小市镇是不可想象的。”
      
       多年前,王宁博士毕业,他非常清楚,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的自己,唯有留在大城市。如果回到生养自己的东北小县城,他的学识将全无用武之地。
      
       同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主任刘云中也深知城市的价值:“城市当然是很好的,因为那里更多元。”尽管它听上去拥挤、昂贵、肮脏、混乱,但却蕴含更多可能。
      
       就像格莱泽在书中描述的:“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碰撞出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新的知识。人们愿意忍受城市中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作出补偿。”
      
       “不论一座城市的起源是多么普通,城市的集聚都有可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贫民窟里的希望】
      
       不论城市对文明的传播有多大价值,有一点是经济学家无法否认的:疾病、犯罪、拥挤等城市的顽疾,“从未因为消极地接受现状或愚蠢地依赖自由市场而得到解决”。如果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那贫民窟几乎存在于每个城市。
      
       要在一本描述城市如何让人类变得“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书中讲述贫民窟给人带来的欢乐,并不容易。许多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都会把这当做城市的危机来研究。而格莱泽的观点恰恰相反,贫民窟是城市活力的体现——透过棚户区表面的混乱破败,他见到了贫民窟中蕴藏的穷人的希望。
      
       这种活力存在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密集的贫民窟中。如果从风景宜人、充满俊男靓女的海滩向科尔科瓦杜山上望去,除了会见到山顶那座著名的耶稣基督像,很容易也能发现满山的贫民棚户区。美国人常常会对那些凌乱破旧的棚屋表示震惊,但爱德华·格莱泽的问题是:与美国的贫民区相比,那里当然不堪入目,但是,若与巴西的农村相比呢?
      
       对于在里约的贫民窟长大的女孩莱拉·贝莱斯来说,原本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在麦当劳中打工。她的小姑子是个理发师,两人一直都想找出一种能拉直卷发的方法。事实上,她们周围的姑娘人人都想要一头直发。
      
       但并不是每个爱美的姑娘都有莱拉那样的丈夫——这个小伙子允许妻子和妹妹往自个儿脑袋上试验任何稀奇古怪的配方。他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秃子。但无数次失败以后,两位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姑娘还是生产出了一种有效的头发拉直剂。从卖掉汽车获得3000美元启动资金、雇佣最初的顾客当店员开始,现在她们的企业每年美容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3000万美元。
      
       若与当地农村相比,城市的贫民窟往往会有更多的经济机遇、乐趣乃至公共服务。往小了说,即便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他也能躺在里约热内卢舒适的海滩上享受阳光与美景。另一方面,城里的就业机会与薪水远高于农村。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九成的里约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而在巴西东北部农村,仅有30%的人能达到这种收入水平。因此,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喜爱辩论,并深谙此道”的格莱泽觉得,贫困人口太少的城市才值得担心:为什么那里不能吸引到穷人呢?
      
       格莱泽并没有挑选一个中国城市来论证他关于城市贫困的观点,但却与华裔女作家张彤禾在新作《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的观察不谋而合。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她们留在城市。出去,就是改变命运。”这位说着流利汉语、在东莞居住多时的美国女记者在采访涌入东莞打工的女性时,更多记叙了笔下人物的雄心与追求幸福的劲头。她提醒自己的西方读者们,比起同情,也许这些百折不挠闯荡城市的女孩更应当被赋予敬意。
      
       而格莱泽想提醒他的美国同胞的是,19世纪时,极端的贫富分化在美国的城市中也是常见的景象。如果翻翻美国的历史,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也充满着希望:肯尼迪家族的祖先也来自波士顿的棚户区。
      
       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饥荒将爱尔兰农场主帕特里克·肯尼迪一家带到了波士顿。最初他们生活在当地贫民窟中,后来多次当选州议员的小帕特里克·肯尼迪,第一份工作是在码头上当苦力,随后他购买了酒吧,专为当地名流供酒。财富开始积聚,他的儿子也被送进了哈佛大学——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族就这样起步了。
      
       波士顿以一种爱尔兰农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令肯尼迪施展了他的才华。这也许是每个城市拥有的特点:提供形式多样的工作,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掘自身的特长与才能。所以,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样的话呢:“在城市很好地战胜了伴随着人口密集而来的种种弊端之后,它的发展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快乐。”
      
       【这些人顶着艰苦的条件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中,自有其价值,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群涌入城市】
      
       王宁喜欢格莱泽叙述的方式,他悠然地带着读者在古今中外的城市中到处游览,但始终不离其主题:城市的集聚不可战胜。
      
       这一点,放到当下的中国,更令王宁深有感触。
      
       当里约热内卢还是巴西首都的时候,政府试图整治过这些距离各界精英官邸很近的贫民窟。一些资源被投入去改善城市贫民的生活,学校和一些医疗保健机构在贫民区中建立。而他们得到的结果堪称讽刺:更多的贫民因此涌入了城市的贫民窟,城市的贫困程度反而加剧了。
      
       这种颇含讽刺意味的结果更证明了格莱泽的主张:当只有城市提供医疗保健与教育,而农村没有时,那些改善贫民窟的努力只会将更多人口吸引到城市。说到底,并非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反而是在城市中将会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
      
       “实际上,城市、超级城市的集聚远超人们的想象。”王宁说。他所在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繁华的西二环,但楼外不远就是一小片简陋的棚户区,回收的垃圾整齐地捆绑后堆放在门前,场地上唯一的小树苗上挂着一块牌子:禁止随地大小便。然而与格莱泽一样,王宁相信这些人顶着艰苦的条件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中,自有其价值。
      
       “人们都说北京人口不能再多了,要爆炸了,其实北京人口才多少?2100万。对于整个13亿人来说,这个数字不算什么。要知道,整个日本大东京都市圈,人口已经超过了全国的一半。集聚是创造一切城市价值最根本的命题。在美国、在墨西哥都是这样的趋向。”
      
       对于像王宁这样的业内人士而言,即便没有格莱泽的书,这一点也是再清晰不过了:城市是个充满希望的所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群涌入城市。
      
       “现在的很多规划思路,总想超越城市发展规律,总想按照他们的想法去限定城市,而不按照经济的规律去勾画城市布局。历史会证明,未来中国人口,将会有一半以上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带,人往城市走,是规律。这规律是挡不住的。”王宁断言。
      
       【城市的胜利与失败】
      
       但当人口聚集起来,如何才是一个胜利的城市呢?
      
       格莱泽心中的答案之一,是中国香港。
      
       很多人想要进入城市,也有很多人想要逃离。19世纪时,梭罗想要逃离的是城市中的疾病和混乱,而如今,人们想要逃离逼仄的钢铁世界与摩天大楼。在美国,几乎是全民走向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方式,大片的林区土地上建造起了私人住宅。但正如格莱泽在那堂公开课上用统计地图所显示的:这种更接近自然的低密度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个生态噩梦。
      
       “郊区化只是美国城市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他们逃离城市的方式,他们离开的只是市区的拥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云中解释说。
      
       真正的传统社区应该是绿色的,因为古人不会大量地取暖与旅行。可是现代化的低密度生活,几乎无可选择地伴随着大量的驾车出行,以及一栋一栋夏天制冷、冬日取暖的大房子。
      
       相反,香港是一座享有着“重建与向高空拓展的自由”的城市,这种经济自由与妥善管理令它充满了活力与生产效率。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簇拥在香港的繁华区,带有空调的空中走廊将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厦连在了一起,看着拥挤,实则便利有序。作为东西方世界的纽带,它也有着独特的跨文化气息,没有人会把它误认为任何其他的亚洲城市。
      
       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能够分享餐馆、酒吧与博物馆等公共空间,土地的高成本也能减少私人空间的使用。换言之,正是这种密集的城市生活,而不是去一次杂货店就要消耗一加仑汽油的美式田园生活,才具有可持续性。
      
       格莱泽强烈地希望新兴国家,譬如中国与印度,不要效仿美国的能源消费发展模式。虽然他也略显惭愧地提到,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一个拥有大量SUV驾车者的国家试图告诉一个拥有大量骑脚踏车者的国家不要使用机动脚踏两用车”。
      
       比长篇论证更直击人心的是数据。这位哈佛经济学教授与其同事曾对中国家庭的碳排放进行过逐个城市的分析,结果是,一个华盛顿地区的典型家庭每年产生43顿二氧化碳,而典型的北京家庭每年碳排放量不到4吨。如果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的水准的话,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就将增加69%。
      
       “一个密度较高的城市不仅节约土地资源,也是节约能源的。这在搞城市规划的人中间已经没有太多异议。”刘云中说,“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得比较好,譬如说,城市间距合理,密度比较高,那它的环境问题也是比较小的——因为人的活动范围小了,并且绿地集中,城市绿化也不错。”
      
       格莱泽对摩天大楼的赞美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并不是说他不了解欧洲常见的古城的优美。看看巴黎吧,那里有着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路旁皆是优雅气派的19世纪建筑,环境宜人,每座建筑都是矮楼层,而唯一称得上“高大”的作品便是塞纳河边的埃菲尔铁塔。
      
       这的确赏心悦目。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格莱泽更关注的是,维持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1974年的新法规将城市中心区建筑物都限制在83英尺高度以下。由此导致的住宅供应不足,使得如今巴黎中心城区一套很小的公寓都要卖到100万美金以上,旅馆的住宿费也高达500美元左右。
      
       在格莱泽看来这略有些反讽:巴黎是如此有魅力,有钱人愿意支付这样的高价,但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一个以接纳落魄艺术家闻名的城市?
      
       他认定,这种行政政策使得城市原本拥有的向着高空拓展的能力被限制了,而这真的能够保证社区的有趣与异质化吗?未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下,房价会不断攀升。
      
       在阅读《城市的胜利》这本书的时候,王宁同时也在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读到最后,他发现,两本书“有着一致的结论”。
      
       “《中国大历史》里面,黄仁宇反复论证的一点是:王朝更迭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很大程度上被定量所约束,而中国历代王朝往往忽视定量,因此也无法左右王朝的命运。因为只有精细化的王朝,才能保证长期与可持续。说到底,中国的大历史,就是历代王朝财政充裕则胜,财政崩溃则亡的经济史。”
      
       说到这里,这位经济学出身的城市规划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其实,讲述了那么多城市兴衰的《城市的胜利》,说的也是这同一件事:不管有如何理想美好的考虑,经济规律是你无法违背的。”
      
       【真正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人类群体】
      
       如果说限制城市高度这样的政策,只不过像是给城市穿上了一件紧身衣,而另一些政策,无异于将已经在悬崖边上的城市推下了深渊。
      
       曾经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就在这样的深渊中。
      
       底特律市最中心处的艾尔姆赫斯大街与罗莎-帕克斯林荫大道交界的十字路口,如今是一片空旷。曾经建有商场与公寓的土地上生出了萋萋青草,仅存的浸教会教堂,也被木板封上了窗户。如果顺着大路走下去,你会不时见到更多空置的公寓、土地、停车场……
      
       今天,这座城市里三分之一的市民属于贫困人口。随着汽车工业的外包,1950至2008年期间,这座单一生产型城市的人口下降了100万以上,也就是全城一半以上的人都离开了这里。
      
       底特律并非唯一一座随着制造业转移而走向衰落的城市,但在这一过程中,格莱泽最关注的是因管理不善加剧的衰落。“最常见的错误观点是:通过住宅项目、高档写字楼或者梦幻般的高科技运输系统,这座城市可以重塑它往日的辉煌。”不幸的是,底特律在面临衰退之际,恰恰选择了通过大兴土木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颓势。
      
       上世纪下半叶,底特律市长科尔曼·扬给这个城市制定了经济战略:没有尽力吸引聪明或富裕的企业家,也没有将资金投入教育与治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无人需要的基础项目。70年代,亨利·福特二世投资3.5亿美元建设了“文艺复兴中心”,一栋“带有数百万平方英尺新建写字楼的巨型建筑”;1981年,科尔曼·杨利用手中的征用权拆除了民族聚居区波兰镇的1400所住宅,把地皮交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兴建高科技工厂;1987年,底特律耗资两亿多美元开通了一个单轨的旅客捷运系统……
      
       这几项大型工程的结局大同小异:文艺复兴中心在20年后以不足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通用汽车公司。该公司的高科技工厂目前则只有1300个工人在约465英亩的空阔厂区里工作。而3英里长的单轨捷运,每天运送乘客不足7000人,每年花费的运营补贴却高达850万美元。
      
       格莱泽不止一次在谈论城市的衰败时向人展示一张图片:“底特律试图通过一些愚蠢透顶的投资来扭转它的衰落,比如旅客捷运系统……这是它在基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行驶的情形。”
      
       尽管他喜欢高楼大厦,但比这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相关的人类群体。一座建设出来的新城并非城市,只是硬邦邦的城市结构,而真正的城市永远都不是由土木砖石所构成。
      
       “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刘云中说,“很少见到经济学家强调城市建设中对‘人’的重视。这种误区其实存在于全球各大城市中。在国内,也是这几年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了。我们应该关注,当地人需要的是什么。”
      
       他随手举了一个城市规划影响生活的小例子:在香港、伦敦、东京这些城市,大多数道路并不宽,只有双车道,但路网的密度却大大高于我们的北上广。也因此,尽管这些城市人口众多,私家车也普遍,却很少能见到数十辆车在道路上“排队”的景况。
      
       “过去10年中国建设的一些城市,宽马路,或是大广场,包括所谓的一些高楼,其实都不大考虑人的处境。100多米宽的马路,人过起来其实很困难的。而对社区的规划,我们也往往是商业项目多,服务性项目少。他们并不考虑,有没有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需求。”
      
       《城市的胜利》中阐述的城市兴衰,也令王宁感到眼熟。“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是城市快速扩张时常犯的错误。城市只有让人宜居、宜业、宜商、宜学、宜医、宜游,才可能让人愿意集聚。这些因素背后对应的就是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高楼大厦很容易展示城市外在的风貌,但这不是城市的本质。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以服务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建筑与建设。”
      
       当底特律在上世纪走入衰退的死胡同时,同样因制造业的变动面临衰退的波士顿却在重新发现自己。而它依赖的,是周边历经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教育机构。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高校,令这个城市在后工业化时代成功地发展出了计算机、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与生物技术等产业。
      
       成功的城市并没有统一的公式,但教育是预测城市发展最可靠的指标。格莱泽相信,城市对教育的投资会带来双倍的回报:学生掌握知识,这一地区生产力终究会提高;而那些奔着好学校来的家长,也能够立刻提升当地的生产力。
      
       事实上,根据他引用的一组数据,对于很多工人来说,上学读书时间每增加一年,其工资就能上涨8%;而就国家而言,人们平均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国内人均产值就会增加37%。
      
       “最好的城市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它为白手起家并渴望成功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最终,底特律的高楼大厦没能做到的事,教育做到了。毕竟,正如格莱泽开宗明义提出的: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组成的。
      
      
      
  •        看完了城市的胜利,其中最让我感到动心的是作者对于贫民窟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述,他说到,“不是城市让人民变得贫困,只是它吸引了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向城市的流动,说明的是城市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从这句话就可以完整的体现出作者对于人的一种关怀,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
       看似雅各布斯反对芒福德观念,而格莱泽反对雅各布斯的观念。其实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对人性关怀的角度去看城市,只是看到的面不一样而已,但是落脚点都是一样的。作者只是从更乐观的角度,或者从未来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作者的观点在我看来都是通俗而易懂的。。包括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人们应该远离大自然,而搬到城市来;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城市的接近性可以使得人与人之间摩擦出更多智慧的火花,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人性角度出发,人们都是有一颗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心,活着都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无所谓对与错,我们应该从每本书里面看到作者论述的合理的一面,我们不应该试图去反对什么东西,而更应该如何集聚人类的智慧,使得现状变得更为合理。。
      
      
  •       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在探究一种未来有可能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于城市发展呈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也正在不断质疑和讨论。比如我们的经济是发展得太快了还是太慢了?我们应该建立巨大的、集中的能源开发体系还是所谓的“环境友好型”社区经济?我们应该支持农村和郊区的自主发展还是让它们快点合并到城市中来?
        
      《幸福经济》和《城市的胜利》这两本书用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幸福生活”模型,两种观点彼此之间尖锐碰撞,但都拥有自己的逻辑和翔实的论据。
        
      正如比尔·麦吉本在《幸福经济》中阐述的那样,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环境资源的枯竭,我们相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东西,但“更多”是不是就意味着“更好”呢?麦吉本认为,应当放缓经济的增速,转而寻求一种更加本地化的生活方式。例如“社区支持农业”,让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来购买本地生产的农产品,而不是大食品公司生产线上规模化的廉价食品。这一切都指向对“大”和“集约化”的反对,也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无所谓。
        
      关于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护环境的提法并不令太多人信服,此前《科学美国人》曾就此采访麦吉本,针对他的观点提出“零增长真的有必要吗?”的疑问,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停止财富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而麦吉本则回答,所谓“无痛”只是延长了痛苦。
        
      将这个观点投射到中国,其实和麦吉本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数。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尤其开始关心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此前马云曾在2013年深圳IT领袖峰会演讲时表示,中国已不需要有更高的GDP需求,而是需要有绿色需求,人们应更关注周围的空气、水和食品安全。
      
      也许麦吉本期望用“阵痛”的方式来暂缓经济增长,仅仅是因为他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要知道,在发达国家,由于本来就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也很有限,所以只需要维持2%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在中国,即使经济保持在8%左右的增速,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900万左右,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则是2400万。“零增长”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的失业人口。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把经济增长和环境对立起来,似乎并不是比较明智的看法,中国的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比日本高8倍,即使努力节能减排,我们仍然是高耗能经济。也许要改变的,是增长的方式,而不是切断增长本身。
        
      最和《幸福经济》针锋相对的则是爱德华·格莱泽所写的《城市的胜利》,这本书在开头就对那种乌托邦式的环境主义报以无情的嘲笑。在此之前,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他曾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称“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他毫不客气地把《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称之为环境破坏者,并打趣他第一次野炊时就烧毁了300英亩森林。
        
      在《城市的胜利》中,格莱泽的观点非常锐利,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如果真的为环境着想,那就应当进入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因为环境最大的克星正是人类本身,所以“远离瓦尔登湖,到波士顿中心来住吧!”事实上,瓦尔登湖也确实正在因为梭罗的崇拜者们聚集而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
        
      格莱泽认为,城市意味着一种更富足、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并对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表示不屑。“还有什么比柏油马路更环保?”他发出这样的诘问。这恐怕要被那些生活在北京这样的雾霾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大骂胡说了,但别急,格莱泽有着自己的解释。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搬到郊区后除了伤害环境外一无所获,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能源的使用更节俭。例如在城里面积不大的房子中可以很容易地取暖,用电量也较少。更重要的是,集中居住在高楼,并步行上班的方式,可以对环境的损害最小,高密度居住意味着更少的驾车出行,而低密度居住意味着更多的迁徙。郊区驾车者的人均碳排放量远大于城市公共交通使用者。所以真正的环保主义者应当进入城市,和混凝土居住在一起。
        
      格莱泽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吝赞美之辞,他认为美国对于城市平面扩展进行的补贴所导致的成本之一就是造成了美国的碳排放超标。而中国这种提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化生存方式可以加速财富的聚集,即“高楼大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中国采取向高空而非平面的发展方式,地球都会因为减少碳排放而感谢中国。
        
      另外,“城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也是格莱泽的重要观点,关于“城市贫民窟的好处”,也许对国内的读者来说还比较新鲜,但是在美国,类似的观点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论证过。还有城市发展中展现出来的众多问题在这本书中也做了详尽讨论,譬如解决交通拥堵的方式就是高昂的收费,而不是政府出面把道路拓宽,这在伦敦和新加坡都取得了成功,因为抱怨拥堵的人正在制造拥堵,对这些人收取拥堵费实在很正当。这些猛然听上去似乎有些“大逆不道”的观点,都被格莱泽用严密的逻辑和数据论证出来,相信会改变不少人对于城市的偏见。
        
      尽管《城市的胜利》中的不少观点都让人从情感上颇难接受,但作者也用长达一百多页的文献参考让每句话都值得推敲,表明这本书不是随便写写哗众取宠的,而是严肃认真的经济现象研究。事实上,这本书也获得了2011年《经济学人》非虚构类最佳图书和2011年《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提名。
        
      这本书的影响力和作者名气远超《幸福经济》,但我认为仍然可以将二者进行比较,因为这几乎代表了学界在城市发展中的两种最典型的观点。也许经济学的观点没有对错,只有不同,是不是遵循一种规律就要极度反对另一种?这似乎也不明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所说:“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这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精髓所在。”“代价”究竟是什么?如何来量化?每一种经济学家的解释都不同。
        
      我们的城市应当向何处去,这两本书给出不同的答案。阅读这两本书会发现有趣的现象,作者最核心的观念都是要达成“人的幸福”,而达成幸福的路径却大相径庭。
  •        今天,在weibo上看到一则城市户口政策的post,立马想到我应该尽早读一读这本关于城市的书!
       我带着几个问题来看这本书:1、城市如何而来;2、城市的发展规律是什么;3城市的未来形态是怎样;好的,我开始了这场阅读之旅……
      (待续)
      
       事实上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被解答,全书都是作者主观性的看法,时间跨度也很有限,案例分布虽然遍及五大洲但是很单薄:这不是一本城市研究的专业书籍,更像一个城市主义论者观点的集合,但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书后面的1/4是注释和参考文献。
      
       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至少能从城市的设计、发展来看我们所生活的城市,这样的观点至少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对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已经很out side the box了。所以很值得一读,读完了也才明白这个问题:城市是什么。
      
       下一本书:《城市发展史》。
  •        城市研究者一个劲地谈论城市生活的好处,有些类似医生喜欢告诉病人身体健康了可以做很多事情,尽管这能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但病人更迫切地想知道,怎样才能治好目前的病痛,而不是身体健康能给他带来什么。这与城市研究者面对读者的情形相似,要是有人兴奋地告诉你:“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城市拥有很多闪光之处”,而我们身处在一个个被问题缠身、处处都是危机的城市,这样的激励,跟江湖传销术估计也差不太多,它们都是在营造一种成功的幻觉。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的新著《城市的胜利》的引题和副题,分别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从标题来看,会以为格莱泽在书中会大书特书人类是如何享受这个“伟大发明”的恩泽,以及我们的城市是如何走向美好境界的,他在第一章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格莱泽讲述了班加罗尔的成功,这座印度的新兴城市,通过发展教育以及让聪明人聚集,使得它在全球化浪潮中脱颖而出。格莱泽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好处,是可以进行长时间地面对面交流,“城市是人员与公司之间物理距离的消失,它们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是城市培育了文明,推动了创新。相比分散、沉寂的乡村而言,这确实是城市的胜利,但这值得让我们欢呼吗?
      
       城市占用了乡村吗?
      
       如果医院治疗了病人的感冒,我们作为掏了钱的消费者,是否应该为医院治好了这个基本的疾病而感恩戴德?城市和乡村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群的集聚,城市拥有更大的人口基数,正如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城市因为它的这个特性,以及这个特性所取得的理所当然的成绩(比如孕育了文明、解决了进城贫困人口的就业),就算得上是伟大的胜利吗?更何况,所谓城市的胜利,难道就是城市战胜了乡村?美国底特律的市民或许就不会从贫穷乡村的对比中获取幸福,他们来不及这样做,他们正在面对城市的失败。
       格莱泽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就提到了底特律,一个衰落中的城市。底特律在1950-2008年间人口减少了100万以上,今天的底特律,有三分之一的市民处于贫困状态,如果行走在艾尔姆赫斯特大街上,你会看到11栋低层住宅,其中有4栋是无人居住的,空旷的空间让人产生“这里是一座鬼城”的感觉。底特律曾经是著名的汽车之城,但随着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大幅度萎缩以及错误的种族政策导致治安事件频繁发生,汽车之城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少人选择了离开。
       这样的人口外流的死城现象,并非只有底特律这样的“铁锈地带”才有,纽约、芝加哥、费城等美国传统的大城市的人口,也在不断地被郊区稀释,市中心因为过高的房价、狭小的生活空间和污浊的空气,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这到底是城市的胜利,还是郊区的胜利呢?即便是格莱泽本人,堂堂哈佛大学的教授,不也是被迫从他所喜欢的波士顿市中心搬到了郊区?
       像其他的郊区居民一样,格莱泽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市中心的宽敞住宅。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家庭提供“更大的生活空间”以及“不怕孩子们在上面摔倒的、像海绵一样的草坪”。格莱泽在过去的37年里,有32年居住在曼哈顿、芝加哥和华盛顿的市区,他对传统的市区爱得不得了,喜欢市中心各种风味的米其林餐厅以及能够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的剧院,但他还是做出了“到郊区去”这个在他看来“有些恐怖”和“精神失常”的选择,因为政府的政策鼓励这样做,优质的教育和更便宜的房子根本不在“胜利的城市”中,而是在郊区。
       由于政府严格的区域规划限制了摩天大楼的发展,供需关系的失衡,抬高了市区的房价。如何让市民能够居者有其屋,不让他们每天奔波在郊区连接城市的通勤道路上,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共同问题。格莱泽给出了他的建议———放开限制,建造更多的摩天大楼。格莱泽在这里批驳了简·雅各布斯,为自己的建议被采纳清理障碍。雅各布斯是一位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老太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格莱泽在书中指出雅各布斯“没有获得本科文凭”以及“过于依赖她的平民观点”的缺陷,他还这样转述雅各布斯的观点———“她(雅各布斯)清醒地认识到,某些为城市振兴所付出的努力——— 用独立于周围街道的高楼大厦取代功能完善的社区———是非常愚蠢的。”格莱泽认为,雅各布斯的问题是她非常清楚低层社区住宅的好处,但似乎没看到高层住宅同样具备一些优点,“曼哈顿的高层建筑社区并非特别地枯燥乏味,只要它们的底层有足够多的人流,高层社区也可以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商店和餐厅”。
       格莱泽的意思是,在市中心兴建附带有底层商店和餐厅的高层住宅,并不是那么有害。但建造更多的摩天大楼,难道就能如他所愿地降低市中心的房价吗?按照经济模型的演算,供大于求时,价格当然会降下来,但从纽约、香港、上海乃至广州的实际情况来看,市中心的摩天大楼总会迅速地被财团、富豪等有资金实力的群体霸占,因为市中心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市中心的楼宇具有极好的投资价值,从而成为抢手货。其实在任何一座城市,中产以下阶层要想在市区里拥有一套宽敞的住宅,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都是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 这真是城市让人沮丧的一面———除非兴建更多成本低廉的摩天大楼来冲击市场,但这又会遭到像雅各布斯这样的限制开发派更为激烈的反对,一些有权势的文化界人士或许也会出于对城市意象的憧憬,参与到抗议的队伍中,因为“峡谷”下的阴影生活,并不美好。
      
       美国的今天,是中国城市的明天?
      
       让城市成为香港人所说的“石屎森林”,恐怕是只有经济学家才能想出的疯狂对策,但格莱泽提出的城市应当向紧凑的、纵向的方向扩展的思路,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会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近年来,中国的城市规划遭到最普遍的批评是“摊大饼”,除了让饼子做得更大,还在进行摩天大楼的大比拼,使得城市在横向和纵向的膨胀。格莱泽希望在城市里建造更多的摩天大楼,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市中心的便利时,“中国式规划”或许会让他感到五味杂陈,在中国的城市中,可是既有他所喜欢的摩天大楼,也有他不喜欢的郊区。这样高涨的建设热情,确实让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城市丧失了“必要的密度”后,哪怕它有一颗渴望胜利的心,它也必须面对挫败的局面。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对于城市为什么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密度而走向失败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城市中大量人口的存在应该作为一个事实得到确确实实的接受,而且应该将这种存在当做资源来对待和使用:在需要激活城市生活的地方,提高人口的密度,同时,把目标定在促进街区生活的活跃程度,不仅在经济而且在视觉方面,竭尽全力地激发和增加多样性。”无论是美国的郊区化浪潮,还是中国的双管齐下,都没有将城市的大量人口作为激活街区生活的资源,居住在郊区的格莱泽要获取到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北角的奶油甜卷、艺术博物馆中的佛兰德斯绘画和洛根机场,都需要使用汽车,郊区没有办法给予他这些东西;在高度和广度上都在谋求发展的中国,郊区往市区的通勤糟糕透顶,道路上汽车尾气对环境的持续污染,而旧城区由于抽疏的政策导致密度过低,活力不足,犹如死城。格莱泽和我们共同面对的城市生活现状,实在是难以让人联想到富有、智慧、绿色和幸福这样的字眼。
       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格莱泽曾开宗明义地说:“城市不等于建筑,等于居民”,“城市需要那些能够让居民的生活更加舒适、让居民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的道路和建筑”。这种将“城市中的居民”放在第一位的立场,有别于其他一些左右逢源的著作,这些简单易记的守则,听上去好像很容易去实施,但在管理城市这件复杂的事情面前,简单的黄金原则并不一定那么有效。比如我们要想拆掉一些老建筑,在市区公园边建造一栋高层住宅,接纳几千人享受到公园的美景和步行的乐趣时,反对之强烈,足以让提议人淹没在口水中;在居民为先的原则中,居民是谁?富人阶层和工薪又如何取得对等的地位,在中国就会有一个问题,城市的生活舒适度的标准,应该参照富人还是工薪阶层的标准?当城市遇到了腐败的政府,这样的黄金原则是否能帮到我们的城市?这些问题确实不那么好回答,这也说明城市并不是常常能取得胜利,处理不好,也许就如格莱泽所预料到的,城市的道路有时会通向地狱———“城市可能会获胜,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往往会遭到失败。”
       在《城市的胜利》这本书中,格莱泽除了提出“城市不等于建筑,等于居民”这样的黄金原则,贯穿本书始终的,还有一种“突然蹦出来,像打了鸡血一般地歌颂城市”的勇气与胆识,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歌颂城市的格莱泽,怎么会不提出一些让城市成功的建议呢。在书的最后,他就以自己的纽约经验给中国、印度政府指明方向,希望他们停止对乡间村庄的浪漫想象,集中建造更多的摩天大楼,格莱泽还期待中国和印度为全球的碳排放减少作出贡献。但格莱泽似乎忘记了他在序言透露的一个秘密———即便美国最为绿色的城市地区,汽车和家庭能源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比中国城市地区的平均碳排放高出10倍以上。且不说格莱泽的双重标准让他的建议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他提出建议的出发点,难道就是告诫我们,美国的今天,正是中国城市的明天吗?而美国的今天和中国的明天,到底又离城市的胜利有多远呢?可惜的是,他没有直接地谈及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的今天,有一位为城市唱起凯歌的学者,被城市的高房价驱赶,不得不到郊区来写作一本假装亢奋的胜利之书。这听起来真是令人叹息!
  •       非常清楚的讲述了,城市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浅显易懂的文字,清晰的解释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优势。
      
      对于第二章中,有关城市的衰败说的很是精辟。
      
      城市的优势在于竞争和交流,规模过大,自我封闭的工厂是与此相违背的。
      
      城市的就在于互相间的竞争与思想的交流,而垄断的出现必然造成一定的衰败。
  •       这本书的标题,以及其英文副标题"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smarter,greener,healthier and happier",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对于一个在城市问题上受Lewis Mumford启蒙且深受其害的读者来说,对这样的观点自然不敢苟同。同时作为一个学经济学的人,我很好奇作者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他的(在我看来显然是错误的)观点。
      
      对全书进行剖析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和兴趣范围,举一两个例子吧。关于城市与农村的对比,在几乎没有太多论证的基础上(也许作者认为根本没必要),Glaeser认定城市相对农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农村在他的笔下就是贫困落后及停滞不前的代名词,在经济上毫无希望,而且不环保(!)。而城市因为汇聚了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口,不仅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创新的动力,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消费选择。
      
      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看待,或许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观点,因为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城市的发展,主要立足于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不那么明显。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城市最初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把城市看做乡村的一种延续或许更适宜。Mumford在谈到城市的本质时,不无深情地说,“古往今来多少城市都是大地的产儿。他们都折射出农民征服大地时所表现的勤劳智慧......乡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对城市的诞生和存在有所贡献。农民、牧人、樵夫、矿工们的知识经验,都会通过城市转化成为丰富多彩的成分而在人类文明遗产中流传久远”。
      
      就农村对城市的贡献而言,现代城市与乡村依然有着紧密的、或许不那么直接的联系。且不说那些具体的联系,诸如提供农产品,从文化层面而言,农村可能是一个更源生性的、能不断为城市提供给养的所在。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靠农业而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大自然相依相生的技巧、规则及价值观,并经受了足够长的时间检验。而城市生活,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城市生活,如Glaeser所说,是人类的一项发明(是否是最伟大的发明姑且不论),至今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以人类的有限理性发明出的东西,或许永远需要接受大自然的检验、修正。全球的城市化浪潮催生的环境、交通堵塞、能源等问题,差不多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经济学家提出的药方比较直接:城市化还得推进,进城才能摆脱贫困;城里的问题可以靠提高碳排放税、堵车税来解决。且不说这种以价格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政治正确,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经济层面,而在我们的观念里。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的态度,永远需要不断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些都是与现代城市相伴而生的。如果现代的城市生活出了问题,可能需要从根上重新审视这些观念,转而从农村汲取人类长久以来积累的智慧。
      
      另外一个比较具体而微的例子是摩天大楼。Glaeser极力推举摩天大楼,其逻辑的基础还是建立在人口需要不断往城市迁移上,但城市又不能无限扩张(否则交通成本太高),为了让更多人方便享受城市(尤其是市中心)的种种便利,解决之道就是在市中心区域大量建造摩天大楼。这样还环保,既不用开车,也不像独栋房子那么耗能源。听上去似乎难以驳倒,但直觉又让我非常排斥摩天大楼。首先,尺度不对。对一个人来说,摩天大楼无疑是个庞然大物。当人在面对一个尺度上庞大数百倍的物体时,本能是否就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至少对我来说是)?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合适的尺度是,道路大部分可用来步行,很容易就能走到马路对面,站在马路上不用怎么抬头就能看到对面房子的顶,窗外能看到街景。过于高耸或庞大的建筑物,会给人视觉和心理上的压迫感,就像一个外在的、比你强大的权威。而且,摩天大楼通常毫无美感,几乎千篇一律,完全不能体现出城市生活理应具备的丰富性、多样性。丰子恺曾说,曼哈顿就像一个墓园,处处是竖立着的棺材。但审美是个比较主观的维度,我以前有个同事就非常喜欢摩天大楼,他认为这是现代科技的完美体现。
      
      仔细想想,Glaeser赞同摩天大楼的逻辑或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有说服力。他论证的基础是城市比农村好(还隐含了一个假设,大城市比小城市好),这里有更多的资源、工作机会,为了让更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人口应该向城市集中,城市也要有相应的建筑类型来容纳足够多的人口。而城市相对农村(或大城市相对小城市)的这些优势,并非一个无争议的、可用作论证基础的客观事实,这些优势恰恰是权力及资本运作导致的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正是这一运作带来了人口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环境破坏等问题。
      
      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由一个均衡的、无中心的形式,转变为一个以大都市为中心的新型文明。而这一转变过程,伴随的正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确立。1800年,西方还没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1850年,伦敦有居民200多万,巴黎有100多万。1900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增加到11个。1930年,百万以上的城市已达27个。一个缺乏管制的自由市场,在一系列残酷的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后,自然会发展到垄断阶段。大都市的兴起及发展,正是资本和金融集中的外在表现,也是资本追逐垄断利润和扩张其版图的结果。
      
      国内这些年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发生的城市及城乡变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北、上、广、深这些资本盘踞之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一省之内,省会城市与其它城市在资源获得上的差距,也在扩大。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则持续上演着一场城市剥夺农村的大戏,从产出品到土地到人力资源。工作机会、优秀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在资本的运作下,越来越集中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种集中的趋势,这种人为造成的(大)城市的优势,或许正是城市现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之根结所在。
      
      如果问题的症结在于城市的所谓优势根本是不合理的,那通过摩天大楼的形式把越来越多的人困在城市里,岂非南辕北辙之举?就像我们需要《反托拉斯法》来限制资本的垄断,保证足够的自由竞争一样,在我们对城市及农村的规划中,也需要考虑,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显然没有多少人真心觉得这样的日子很美好:出门散步一不小心走到高架桥上去了,开车车堵,坐地铁好几班挤不上(你知道我在说哪里);为了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小学,花上毕生的积蓄并背上一大堆的债,在繁华地段买下昂贵而狭小的房子;为了看个眼疾,不远千里跑到大上海来,煎饼果子馒头果腹,如果天气不太冷晚上就凑合在医院外搭个地铺睡了(我在上海的五官科医院看到太多这样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无奈之举,因为现实已然如此,人都已经涌进来了,除了盖摩天大楼,我们还能怎样?
      
      这种不愿正视现实(因为它太强大?),宁取一种妥协、头痛医头的态度,实则封闭了我们对生活可能性的多种想象,也消磨了我们改变现状的勇气。而过去一味勇往直前,任由资本及市场支配的发展道路,衍生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恐怕是要检讨根基、调整方向了。在城市这个问题上,相对于限制车牌、争论外地打工子女可否享受大城市教育资源、整顿专家就诊排号的黄牛市场,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些更艰难、也更见效慢的措施,比如将大城市的资源适当倾斜到小城市和乡村,使得整个社会有更均衡的发展。
      
      或许我们还未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城市生活经验),以及这些经验背后的一套逻辑和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所塑造的,就像大都市被塑造的过程。Glaeser在书中谈到郊区及乡村生活的不环保,这看起来有点荒谬的观点,在Glaeser这位哈佛经济学教授看来是经得起论证的。郊区或乡村的房子通常比城市的公寓大很多倍,于是夏天制冷冬天制热都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而如果你在城里上班,每天开车也要贡献碳排放;即使你不在城里上班,那不时也得去城里的好餐厅就餐,还得去百货公司购物,又是碳排放。对空调的需求、外出就餐、百货公司购物,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生活经验和生活需求,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是被塑造的。对一个(选择)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寒来暑往再自然不过,也积累了大量经验根据地势、结构、选材来构造冬暖夏凉的房屋,到餐厅就餐和大型购物活动并不是生活必需,偶尔为之或许不错。完全依赖城市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实则是被扭曲的——来想象乡村的生活,结果就是得出一些违背常识的观点。更危险的地方在于,我们不觉得这是违背常识的。
  •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旅行到泉州等地。在离去的火车上,我与同行的乘客攀谈。他们断然无法相信我是被古迹吸引,认定我是来做生意的;之后,就开始向我打听北京的生活是否像时下几部流行电视剧里拍摄的那样。
      
      很难把历史书上的泉州和正在我们身后远去的这座城市对上号:一边是拉伯人、印度人旅居留下的遗迹,提示我们过去的辉煌;一边是一座普通的南方三线城市,和许多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一样,滤掉文化背景,不免面目模糊。这种反差不能不让人起疑。那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书《城市的胜利》也许能提供解答疑惑的重要线索。
      
      爱德华·格莱泽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关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发表的论文聚焦波士顿、纽约等城市的经济演变,对于诸如城市与高技术工人、城市经济与企业发展等领域都有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影响了经济学和城市规划理论。在研究之外,他在纽约时报开设Blog,写作了很多普及性的经济学文章。《城市的胜利》出版于2011年,被《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评为当年的最佳书籍。
      
      对于城市的看法总是充满矛盾的看法,这和我们对城市生活的体验是一样的:复杂多变的城市环境既意味着机会与刺激,也带来不少压力和危险。而对于城市研究的著作也存在不少批判之作,芒福德的名著《城市发展史》中,就对城市带来的恶劣环境有所批评。相较之下,格莱泽无疑是个理性乐观派。在他笔下,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意味着一种更富足、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城市意味着跟高的人口密度,更多的机会,更繁荣的商业。这些论断显而易见,哪怕批评城镇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城市的胜利》中,格莱泽以班加罗尔等城市为例,描绘了城市的崛起。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们造就了成功的企业,而成功的企业吸引了更多的印度青年,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过上更体面的生活。抛开班加罗尔,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城市,无一例外居住过伟大的居民,不管是雅典、长安还是佛罗伦萨,乃至加州的帕罗奥托一带,那些最聪明的头脑似乎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如果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画一张分布图,城市的优势也显而易见。对于这些企业,小城市难以聚集起足够的工程师招聘。而问一问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哪里能提供符合他们生活期望的就业,答案也不难预料。
      
      但是西方的城市发展与我们不同,相对于全中国的城镇化,很多老一点的城市,如底特律、匹茨堡,正处于伤心的衰落之中。过往的商路迁移,产业格局发生变动,这些城市挤满了低教育水平的居民,难以应对经济转型。格莱泽指出,城市的核心绝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其中的居民。聪明勤奋的居民构筑了欣欣向荣的城市,这不是一条好看的天际线能替代的。底特律之前不停的兴建住宅,却造就了一大片无人的“鬼城”。
      
      除了忽略人而对建设狂热,格莱泽还批判了很多对于城市的偏见。贫民窟的好处已经被很多经济学者提及,格莱泽以里约热内卢为例,指出尽管贫民窟有着健康、治安等严重的问题,却给其中的居民带来了比巴西农村更好的生活,也给很多居民提供了社会结构上升的阶梯。我们有限制迁徙的习惯,也对贫民窟有着不同的政策。但是城市的吸引力还是自动引来一波波进城打工的人群,也确实提供了他们在老家难以获取的工资。
      
      城市无疑提供了工作机会之外的很多东西。格莱泽指出,一座大城市有着能供养剧院、博物馆的足够的人口,也会长时间为这些公共设施投资。新居民涌入的城市,是一个更好的婚姻市场,找到合意另一半的机会更大。诸如此类事情,让发展壮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口磁铁。然而正如城市批评者们所说,如此多的人口本身就是个问题。尝试一下北京的地铁吧,同时看看《科学美国人》上关于城市压力导致精神问题的报道,但你首先得成功在拥挤的人群中展开杂志。住到郊区?田园资本主义的生活,或者洛杉矶不断平摊的低密度巨型城市都建筑在汽车通勤的基础上,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且看北京这样的城市修筑的那些八车道大道,随之而来的是对汽车消费的进一步刺激和全城拥堵。格莱泽指出,城市发展有其资源上的限制,此时更需要聪明的城市规划政策,例如,和我们想象的不同,摩天大楼的发展。
      
      从简·雅各布森猛烈的抨击中,我们得知,讨厌摩天大楼的人不少;上网看看微博,就能发现对于旧城改造心存疑虑的人更多。我们往往对生活有着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对于大型城市的“非自然”属性感到陌生和恐惧。然而格莱泽指出,垂直发展的城市空间有着诸多益处,而大城市较之低人口密度的居住方式,在碳排放上,在资源消耗上其实有着意想不到的优势。智慧、绿色的城市是我们未来过上更健康生活的重要途径,而非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不切实际的“田园”之路。这个过程,需要更负责任的城市规划。
      
      《大西洋月刊·城市》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东西海岸大城市的政治倾向与内陆地区常常相反,因为那个投入高新产业与国际化的城市美国,和那个非城市的美国分裂成了很不同的两个群体。这种分裂从另一个角度被国人熟知,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很多惯于城市生活的人都要经历一次小规模文化冲击,尽管他就是从那个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本身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和过往的行政区划也带来新的问题。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争论异地高考问题,那么恐怕不久,异地的医疗资源也将引发争议。这些问题,在《城市的胜利》之中找不到答案。然而格莱泽的忠告还是非常有意义:重视城市中的人,他们才是构成一座城市的根本。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将伴随着几代中国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历程。这不是靠房地产政策之类的事情就能解决的。
      
      对于城市格莱泽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而乐观主义常常被当成天真。我们生活的复杂性确实不是经济学模型能涵盖的。但这本并不针对中国的城市书籍却能为我们的焦虑提供某种线索。据报道,艺术家蔡国强策划,正在他的家乡泉州兴建一座现代艺术馆。这座经历了唐风宋雨的城市,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又要经历新的变迁。2010年,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的城市人口突破了50%。毫无疑问,城市生活已经取得了某种胜利。然而让这种胜利成为人的胜利,却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需要更明智的城市规划。这就是阅读《城市的胜利》,以及一系列此类书籍的意义。
      
      发于南方都市报书评周刊20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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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闪/文
      用经济学的市场原理,特别是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和历史,是现在很流行的学术方法。虽然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一直存在着对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抱怨,然而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蛮横的”经济学往往能赋予复杂现象以明晰。它或许解决不了重大的问题,却可以将熟视无睹的事实转化为新颖且经得起验证的见解,从而形成更有活力的大众常识。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eward Glaeser)的著作《城市的胜利》有望在读者心目中取得类似《世界是平的》那样的地位。
      相对于淳朴而恬美的农村,城市意味着矛盾复杂混乱,乃至肮脏和罪恶。这一观念长期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包括那些杰出的头脑。例如卢梭就曾经有言:“城市是人类的深渊。”反对城市化的甘地也说过“印度的发展并非依赖城市,而是依赖村庄”之类的话,更别提大唱自然赞歌的梭罗了。后者在《瓦尔登湖》一书中盛赞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而仁慈,以映衬比邻而居的城市生活不足挂齿。
      然而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认为,这些人的看法全都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印度的发展与城市化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印度城市人口每增长10%,人均产值就会增加三成。而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居多的国家高四倍。
      至于被环保主义者视为入世圣徒的梭罗,格莱泽更是不以为然。格莱泽认为,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城市生活中获取智识,却反过来攻击城市生活,实在是荒唐至极。他还援引当时的媒体记录,指责梭罗为了一锅野炊的鱼汤,引发的火灾导致300英亩的森林化为灰烬,因而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悔过之心的纵火犯。在他看来,若是梭罗不去扮热爱自然的圣人,而是老老实实呆在城里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对环境保护做出的实际贡献肯定会大得多。
      总之,在格莱泽的笔下,城市绝对不是悲惨的渊薮,而是进步的源泉。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城市是我们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
      道理何在?格莱泽点面结合,简述城市的一般发展史,详谈城市发展的经典案例。纽约、伦敦、班加罗尔、休斯顿、新加坡和东京,都在他的考察视野之内。像城市规划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强调的那样,格莱泽也特别重视城市为居民面对面交流所提供的诸多积极功能。他认为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缩短、靠近以至于消失,也就是《城市的胜利》中一再强调的“接近性”。城市不仅将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聚合在一起,还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了种种有机的、坚韧的关联。毫无疑问,这种种关联必然包含着精细的分工、微妙的协调以及有效的交流,其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和创造性。
      如果说《城市的胜利》是一首城市文明的赞歌,那么透过接近性这个字眼,听众将会发现,格莱泽写下的“歌词”其实与人类高度的社会属性有关。高度的人类文明需要高度紧密的人际互动,高度紧密的人际互动需要高度关联的城市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载体,这就像辛勤创造的蜜蜂与嗡嗡作响的蜂箱之间的关系。书中一个小实验可以提供证明:在玩一个赚钱游戏之前,面对面交流10分钟的游戏者比远程交流30分钟的游戏者赚得更多。原因很明显,更紧密的人际互动能产生更多的信任、互惠、合作和灵感——这正是城市的优势所在。
      所以,读者千万不要误以为格莱泽的城市赞歌是为钢筋森林而作,他始终着力的是人,是城市中的人。正因如此,格莱泽对失败城市的批判才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像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城市之所以走向衰败,根本问题在于单一的城市居民无法产生丰富多元的社会互动,从而彻底失去了创造力。如果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就算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进行再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底特律的街道上仍将一片死寂。
      格莱泽不断提醒人们,城市的底蕴在于居民,而不在于混凝土。所以他批判过犹不及的迪拜,反对城市的盲目扩张。对中国城市摊大饼式的平面扩展,他也表达了忧虑。至少,这是一个特别的警示——格莱泽的城市赞歌不是为表面羞怯,实则狂热的中国“城镇化”谱写的。
      
  •       怎样才算是成功的城市?
      格莱泽的评判标准是高生产效率、低碳排放的城市。
      而要做到这一点,格莱泽用数据说:一个人口密度高、摩天大楼多的城市更加成功。
      
      说实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如春笋般的钢铁丛林更容易带来压抑。格莱泽本人也住在郊区。但是格莱泽却用数据论证城市似乎比开阔舒适的郊区更能创造财富,甚至人均的碳排放更低,更绿色。
      
      格莱泽的观点很颠覆, 以数据说话也非常有说服力。
      1.任何时候先是人,再是建筑。城市不是由林立的钢铁或是平房所组成,是其中的人口,是人口带来了生产效率,是密度带来了创新,而不是摩天大楼。
      2.城市的兴衰更类似于企业。
      3.城市吸引了贫困人口,而非城市创造了贫困。城市越是解决贫困人口,越是吸引贫困人口的到来。
      4.成功的城市,帮助贫困人口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而非让贫困人口长期处在贫困状态,成为他们的家园。
      
      看了许多国外书籍,其中总是反复提到选择的权利比起选择哪一边更重要。拥抱创新,主动发现创造新的事物,而非呆在安逸的原地,而非恐惧新事物所将带来的可能性。可靠的原地是值得留恋的,新生之物会带来选择,选择自然出现利弊,现状必然会改变,个人选择成就自我。如果世界本身就是流动的话,随势而动要比强拉硬拽的好的多。
      
      书中观点主要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服务,公共政策影响的复杂性也由此体现。要达到A,便施以B,结果造成了CDE,甚至与A完全相反。公共政策的微小变动也会在社会中成倍的放大效应。单纯的想象社会效应发生的可能是极不可取,往往事与愿违。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非常谨慎,在谨慎中却又有不得不去做的时间限制。这需要平时大量的真实数据参考,和强大的执行力。此时中央权威政府和民主政府便都有利弊可言。
      
      看这类书作为外行很难对观点提出评判。但也有几点要说:
      首先,这本书中的所有数据都是来自一个自由迁徙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中国相差甚远。
      其次,中国地区的贫富差距巨大,中产人数也较少。
      再者,人口文化程度与他国也相差极大。
      国情的差异很难将其中的观点生搬硬套,但书中很多新的视角的确启发甚多。
  •       其实这本书去年四月回harvard时,就在coop买好了。眨眼间放在书柜都快一年了,眼见中文版在国内如火如荼,业内人士纷纷引为圣经,我才想起来看。
      
      个人对glasaer的期待是,用城市经济学的视角来描述城市的现象,凡事能有个理由,而非简单现象的罗列。这本书最初的两章还是很有见地的,有三个观点颇得我心:成功的城市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城市创造财富更有效率,城市吸引穷人而不制造穷人。
      
      可是看到第四章tenement就失去耐心了...怎么说呢,nothing new。其实这些案例,不管是detroit的兴衰,纽约的转型,对于业内人士来说都耳熟能详,而tenement和urban sprawl翻两页就知道他要怎么来说这件事了,这不都是必修课urban theories and interventions里面的内容么...同样关于slum的话题,这本书十分流于浅显,最后总还要扯扯美国种族隔离这件事,远远比不上《落脚城市》的全面和详细,对第三世界国家一手资料的分析。还有,车轱辘话反复说,同样的一句话几乎每一章都要扯一遍,cities are not built of buildings, for buildings, but people...(大概是这句)
      
      所以打算看看关于伦敦那章还有点题的那一章(urban success)就弃书了。如果这都是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中国的城市写作者们就更应该无鸭梨了。
      
  •       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经济学问题,作者主要论述的是城市如何胜利,或者说城市如何胜过其他城市,他论证了人力资源、教育、政策等的重要性,谈论交通问题、贫困问题、住房问题等及其解决方法,这些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事情,即如何管理一座城市。我们当然愿意把城市变得更好,因为可能大多数人都别无选择地住在城市。可是吸引人的是本书的副标题“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这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我想看到的是城市生活为什么胜过乡村生活。所以关于城市应当如何发展的话题不该是讨论的重点。
      作者对于城市优势的看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接近性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巨大便利,推动了科学文艺的发展;城市的高度集中有助于能源排放的减少,而郊区化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所以高楼大厦更为环保;人口的集中降低了成本,使得许多有固定成本的产业如剧院、奢侈品商店成为了可能,城市成为了娱乐的天堂。
      我将提出一些反驳。
      关于接近性,的确是作者最强有力的论点,科学家、艺术家在城市碰撞出伟大的成果。没有交流绝对是不行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知识的传播有赖于交流,而智慧、创造力,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思想需要距离。李白在长安城与诗人们交流肯定学到了很多,而他最伟大的诗篇都是一个人的时候面对清风明月写出来的。人们的交流当然不应该过少,但是过多也会造成焦虑。孤独不好,拥挤而缺失个人空间也不好。雅典那么大的城邦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巨大的思想交流,而那样大小的城市我是不排斥的。我看不出更大的城市在交流方面提供了什么便利。
      关于大城市更环保这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今天巨大的能源消耗可以说是城市带来的。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城市的接近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不光是城市而是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没有电冰箱、空调、汽车的时代照样可以生活。而今天正是这些城市发明的带来便利的基本商品不可避免地排放着最多的碳。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今后城市会越来越快地促进人们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能源效率。从历史来看,从那个“更高的能源效率导致更多的消耗”的角度来看,城市必将使人类占用更大的资源。
      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城市早已变得非常宜居。而中国人面临的是不一样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似乎在慢性地杀死我们,空气质量成为了巨大的威胁,现在到处都是每天带着口罩的人。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城市让我们更为富有,但是,城市无法带来智慧、绿色、健康、幸福。尤其是幸福。
      作者批评了梭罗,认为像他一样的自然主义者其实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热爱自然,请远离自然。”这可是无稽之谈。关于梭罗引发的森林火灾一事,且不说有没有事实依据(我表示怀疑),这完全可以看成是年轻人因为过失犯的错误。梭罗无疑比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更节约能源,即使让他生活在现代社会也一样。梭罗用实践证明了简朴自然生活的可能性,生活中没有必要的一切物品他都不需要,他耕种、收获,以及思考,他连火车都不坐。为什么现代人就不行呢?带着我们已经发展出的伟大思想文化,去过古人的简朴生活。
      然而重要的不止这些,梭罗的核心观点在人的内心。。城市的弊端,如梭罗所说,是“几百万人孤独地挤在一个地方”。父母总是告诉我们,以前大杂院的生活邻里之间的和谐友爱,今日,在高楼大厦中,多少人连自己的对门都不认识。人们每天面对的是无生命的灰色,陌生的人群,带来的是巨大的无聊和焦虑。我曾经和同学出去玩的时候讨论了两个小时该干什么,城市的娱乐显得那么千篇一律,我们已经厌烦了。在我看来这才是城市的最大弱点,即人群迷失在城市。
      我看了一本农民作家写的散文集。乡村的生活忙碌而安闲,人们有机会享受傍晚的缓慢时光和夜晚的繁星。最重要的是人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这看起来似乎找不出什么科学的论据,但影响人最深的往往是非理性的。这位作家后来也去了城市,他感到的是巨大的无根感,在城市,人总是无助而孤独的。而作者在讨论贫困人口的时候却总是把收入增加作为讨论的重点。谁能否认这个,经济学上绝对正确。可是贫民区的人们就真的比在农村时幸福吗?一定不会怀念耕田的岁月吗?作者在谈到农村的时候总是说“贫困”“没有出路”。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政府和社会更关注城市,研究、投资、政策制定都是围绕着城市进行的。如果把同样的精力用在发展乡村,会不会创造比城市更好的生活方式呢?
      郊区生活在美国带来了更多的能源消耗,这是因为拥有乡间别墅的人遵从的不是自然主义,而是享乐主义。从城市到郊区需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在郊区生活在自然中生活应当采用一种贴近自然节约能源的方式,梭罗是我们的指导。生活中不必要的东西都应当去除,这才是解决环保问题的终极途径。
      这当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指望城市实现环保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希望不在城市身上,希望永远都在人身上。人们的幸福才是我们的目标,幸福来源于内心。贫穷的人也可以很幸福,梭罗的实践告诉了我们这点,而梭罗的快乐来源于每天从大地、树木获得的满足、平静和力量。这是生活在城市阁楼里患肺结核的伟大艺术家所不具有的。
       最后,引一段话。“无论我们怎么做,有些人永远都不会喜欢城市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一样,他们喜欢被开阔的空间和绿色的大树包围在中间。能够享受得起这种乡村生活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在城市里生活。但是,太多太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之外只是因为我们社会已经犯下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强迫城市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除人为地限制美好城市生活的各种障碍。”这是结语中我比较认同的一段话。顺便一说,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决定人们是否在郊区生活的是富有与否而非环保与否。最后一句说的很好。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人的确更为适应城市生活,而城市现在存在,我们应当让它变得更好。这才是此书的价值所在,他说明了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但关于城市的优越性我不能认同。
      
  •       这是一本论述为什么城市终将胜利,为何应该是城市取得胜利的书。城市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农村、郊区并非对立,郊区化虽然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流行,但其本质还是城市化的,是不环保的城市化。
      
      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城市化(甚至大城市化)是规模经济,成本最低的生存发展模式,人类将不得不走到这一步。
      
      人类交流需求本质和创新需求,城市也是最好的载体,城市为丰富、多元化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相信,城市是美好的,固然有其弊病,但大多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城市,终将走向胜利。
      -------
      “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造城,不单单是修路造房子,还要让人聚集起来,这才是城市。
  •       城市的胜利是用人们脚投票的最自然不过的体现,每一个做出“城市应该如何如何”“人们应该如何如何”判断的人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出于主动的愚蠢而选择自己的道路,城市有很多问题,但至少有如此多的人怀着热情渴望理想涌向它,以至于人类今天可以被称为是城市动物了。
      身边“反城市”朋友常说的,就是“或许很多偏居乡野的人根本不希望城市化”,先不论这个“或许”里蕴含了多少城市人的叶公好龙,也不是说保护多样化多生态不够重要,但在城市早已成为这个星球上人类生活方式的最普遍一种的今天,在文明进化几乎总是与失败和弯路并行的条件下,思考与建设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么更多的去思考如何让城市变得更好而不是如何让乡村成为传统生活的桃花源,才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不论对城市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
      本书最好的地方大概是通过翔实的数据提供了很多不同于常规的思考方向,让我们能够从宏观角度去看待我们生活的方式与环境。
  •     城市是个大舞台,是个大熔炉,需要更多地融合!
  •     不过我还是想多了解些批判的观点,在不断批判中才有进步,不要拐弯抹角的变相表扬嘛,一表扬就失去动力啦
  •     期待继续写呢
  •     妈呀,写这么长,我先顶一下再看
  •     文章看起来很长,读完觉得兴味盎然。
    很同意开头的感慨,我们之所以留在北上深广,忍受各种艰难困苦,本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     梭罗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是一个破坏性的物种,如果你热爱自然,那就别去打搅它了。
    "人类是一个破坏性的物种"
    "人类是一个破坏性的物种"
    我就看到了这句话。。。
  •     阅读了您的评论,您是一个田园牧歌型的理想主义者。
  •     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合适的尺度是,道路大部分可用来步行,很容易就能走到马路对面,站在马路上不用怎么抬头就能看到对面房子的顶,窗外能看到街景。过于高耸或庞大的建筑物,会给人视觉和心理上的压迫感,就像一个外在的、比你强大的权威。
    ----
    你太文青了,作者要批判的就是你这样的人,no offense
  •     虽然也深受芒福德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城市规模是难以控制的,尤其是在资本的青睐地区。能被控制规模的城市,往往是一些发展动力不足,活力乏乏的城市。
  •     作者说的很清楚了,农村的直接发展是很困难的,需要城市的反哺。农村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耗的变大不过是时间问题。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交通、医疗、教育、公共资源分配等等问题只是路上的障碍,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我们不能因为有障碍就止步不前。
  •     说得太好了。私觉得,城市化不能是城市无限吞噬农村或郊区的城市化,不应是资本和资源的人为过度聚集,一部分一地区的无限发展,一切都有个规模有一个度。城市化应该是一花开后百花开,最后遍地开花式的。
    正所谓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有些无良的人借着唯独他能优先得到鱼而哄抬鱼价,扰乱市场的自然发展,还美其名说一直给百姓吃放心鱼,高档鱼,技术鱼。这个真没话说了。一个好城市,应是太阳,而不是黑洞。
    正如邓说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城市发展扩张起来),搞一段资本主义,带动不富裕的人(设施落后的乡村),达到共同富裕(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     城市的确有城市的优势,但城市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无所谓胜利。
  •     首先,尺度不对。对一个人来说,摩天大楼无疑是个庞然大物。当人在面对一个尺度上庞大数百倍的物体时,本能是否就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至少对我来说是)?
    --------
    楼主好知青啊。
  •     "完全依赖城市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实则是被扭曲的——来想象乡村的生活,结果就是得出一些违背常识的观点。"——
    否。除非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否则乡村生活要提高生活水平,只可能比城市付出更大的环境代价。
    http://www.nber.org/papers/w15621
    “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1000人会减少全年平均每户家庭出租车碳排放0.424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放0.837吨。这些都是集聚减少污染总量的证据。”(by chenqin in zhihu).
    集聚不仅减少污染和碳排放总量,还显著改善居民直接享受的环境质量。根据一篇文章(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对西部农村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 使用传统灶具的西部农村室内Pm2.5日均浓度的中位数是140, 而北京pm2.5的年均浓度是90-100(单位都是μg/m^3)。至于安全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就更不用说了。
  •     这期书评周刊有两篇书评都是写这本的,不过我觉得我们看得应该不是同一本书……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3/31/content_1832018.htm
  •     感觉隔靴搔痒
  •     两篇书评,同一本书,不同的观点,都很精彩
  •     同意楼主的观点。
  •     泉州……一座普通的南方三线城市,楼主也太小看泉州了吧,福建省GDP第一的城市,不是厦门,也不是省会福州,而是泉州,达全省的四分之一
  •     1楼的同学,你现在终于不讲究错别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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