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

出版时间:2010/01/20  出版社:天下雜誌  作者:周博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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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主任)  在我教授政治經濟學與東南亞政經專題的十八年中,一直都是從宏觀的政經結構與歷史面來思考,也習慣從國家政府與政策的觀點來分析亞洲的產業、投資與貿易發展。  當我有機會讀到《亞洲教父》這本書時,便深深地被此書吸引著。作者周博(Joe Studwell)從微觀的巨商個體出發,將巨商們的發展經驗連結到當時的政經結構與歷史背景。透過描述亞洲鉅亨教父的方式,娓娓道出其與整個歷史政經進程之關係。這種以巨商為主要研究載體,來檢視大規模的經濟和政治議題,作者稱之為「結構性分析手法」。不僅開啟另一扇研究東南亞與華商之門,也帶領讀者進入東南亞大華商企業經營世界。有如回到時光隧道,幫助讀者了解東南亞政治與經濟的時代背景變遷。  作者的論述有條不紊且層次分明,深入亞洲大亨們的家族企業發展世界,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賭場大亨何鴻燊、馬來西亞雲頂高原遊樂區創始人林梧桐、印尼的幾位銀行如家林紹良,以及菲律賓菸業大亨陳永裁、食品業的許寰哥等。這些家族的經營事業跨足銀行業、地產業、船運業、糖業、菸業、博弈業、娛樂業到伐木業。書中以教父們的發跡和經營史為經,佐以東南亞政經結構和殖民經驗為緯,配合當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變遷與發展動力,讓讀者宛如親歷巨商們活生生的創業過程。  本書主要針對五個東南亞國家與香港的華商巨亨為脈絡主軸,跳脫以往被限制於針對一至兩個國家加以研究的困境。書中詳述六個亞洲教父的家族企業發跡個案,跨越區域的屏障,整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企業、族群、宗教、移民、家族等多元視角與面相,來串連教父們的政經網絡、竹網關係與特殊歷史背景的共同現象,襯托出亞洲教父在東南亞政經發展上的關鍵角色。  作者巧妙運用其高度敏感的觀察力、思考邏輯和歷史動脈,精準勾勒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尤其是反映出這些強而有力的家長制度與男性在家族中的主導力量,以及對其冷漠和神祕感,在移民的寄生性格與優秀人種之間的浪漫與矛盾衝擊描述,正是本書最精采和讓人流連忘返的地方,彷彿提出另一種亞洲教父演義傳奇,當然也刺破了不是華人都是天生商人的神話,而是歷史事實與時代政治背景影響的產物。  基本上,全書羅織著三個主軸議題的處理:亞洲鉅商們如何成為東南亞經濟的主導者?他們對整個地區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又為何?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教父們並沒有一蹶不振,反而大都還能保持原有強大勢力,其原因又是什麼?作者從十七、八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統治,形成殖民統治者、本土政治菁英、和非本土巨商的三角政經關係,以及在後殖民時期的三角關係演變,讓華商有機會累積更多的資本:同時還拉回到亞洲金融危機後的調整、挑戰和發展,相當不容易,也具有解釋上的創意。以研究亞洲商業教父出發,並結合歷史與政經結構,讓讀者對東南亞的政經發展一覽無遺。內容這麼精采緊湊、分析這麼犀利、觀點這麼精闢、論述這麼有見地的一本書,簡直寫活了東南亞,肯定會成為我上課時的一本教科書。

内容概要

《亞洲教父》帶大家一覽亞洲商業大亨們的世界。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賭場大亨、也是十七名子女的父親何鴻燊;馬來西亞雲頂高原遊樂區創始人林梧桐;印尼的幾位銀行家,以及由工友變成菲律賓菸業大亨的陳永裁。透過這些神祕且迷人的大亨生活背後,作者周博深入探討這個擁有五億人口區域當中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帶領讀者了解巨亨們何以對當地經濟造成影響,如何度過亞洲金融危機,同時揭露隱藏在權力、與巨大財富背後的種種驚人事實。

作者简介

周博 Joe Studwell資深中國事務觀察家,在歐亞各地擔任自由撰述、經濟學家及媒體主持人長達十年,作品散見《經濟學人》、《經濟學人情報中心》、《觀察家雜誌》、《亞洲商業誌》。1991年至2000年間常駐香港及北京。著有《中國熱》(The China Dream)。劉盈君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廣告傳播碩士。曾在美國、中國和台灣多家廣告公司任職。是個十足的生活冒險家,熱愛周遊列國,體驗文化和享受人生。目前從事創意思考與人際溝通教育訓練工作,將生活創意與品味的推廣視為終生志業。

书籍目录

第一部往昔教父1.故事背景第二部戰後教父2.融入角色3.掌握核心現金流4.奴才與走狗5.銀行與私人金庫 第三部今日教父:捍衛珍貴的成果6.狂喜的代價7.愚蠢的政治

媒体关注与评论

  「推薦最佳亞洲題材圖書。」  --《華爾街日報》  「這本書不是輕鬆的讀物,但是一本極具原創性、發人省思之作!」  --《泰晤士報〉》

编辑推荐

◎聯合推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成功大學政治系主任/宋鎮照知名政治評論家/胡忠信透視香港與東南亞教父級的金權遊戲東亞整合在即,亞半球的世紀已隱然成形。前進新亞洲,就先從認識神祕的教父級大亨們開始。左手掌錢、右手握權的李嘉誠、何鴻燊、陳永裁……怎麼崛起?經歷亞洲風暴,且看這些大亨如何安度危機,繼續在當地政界呼風喚雨?亞洲的文化、創業精神和經濟情勢一向充滿了神祕與複雜性。整個香港和東南亞的經濟實際上只由四十到五十個家族所主導。這些家族的經營事業跨足銀行業、地產業、船運業、糖業、博弈業到伐木業。巔峰時期,全世界最富有的二十五個家族中,來自東南亞的家族就佔了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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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50条)

 
 

  •       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亚与东南亚经济的崛起,使得一群有别于欧美企业家的亚洲的工商业大亨崭露头角: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郭鹤年···他们为人谦逊,却家长作风十足;他们行事低调,却闷声发大财;他们深居简出,却与权力无比紧密。似乎体现了所谓亚洲式企业家的特色,作者称他们为“教父”,也是为表现他们这种带神秘色彩的人物形象。而此书的目的,正是引我们探究神秘形象的背后,他们得以成为金钱与权力“教父”的真相。也许令人稍许意外,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多么高明的商业策略与管理能力,而是依靠寻租的艺术。
  •       从商人教父和政客的角度,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香港等地的政治经济勾勒出一个另类的脉络。
      
      1. 二战以来,东南亚、香港地区的繁荣中,所谓教父的财富积累有环境和历史的成就,但也不乏个人的身世、机会和努力。
      2. 当然,本质大多是官商勾结而获得特许经营的结果,是商业垄断,是卡特尔。无论是面粉生意、蔗糖生意,还是矿业、金融业、房地产和博彩业。
      3. 上述的垄断,不仅是商人在政治家庇护下的大肆敛财,如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也包括李光耀在新加坡这样的直接以国家进行垄断。
      4. 东南亚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由贸易区往往意味着周边国家的洗钱中心。新加坡对印度尼西亚,香港对中国内地。
      5. 但是无论如何,分工、贸易是世界大势所趋。纵然背后写满不光彩,从交易成本经济学上说,交易成本降低引致分工,从而有生产力的提升。鸦片战争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通商战争或贸易战争,市场开放对局外人和局内人是双赢。
      6. 有一点藏在东南亚和现在中国骨子里的东西是,商业依靠政治的庇护。在金钱和权力之间,本书所称教父是依附权力获得金钱的人。而社会主流,甚至包括这些金钱崇拜者本身,可能对权力的崇拜要更多。这点和西方不同。隐约觉得当今中国大概也有相似的价值因素。
      7. 不仅财富的尺度很难界定。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基本的观念决定如何去评判国家的财富、地区的财富和个人的财富。
      8. 这些值得吗?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而财富的目的在哪里?获得金钱之后,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更多钱?还是付诸于教育、慈善或是政治理想?
      9. 教父们的成就有偶然性,是历史长河中的星点,但却不是偶然的,背后有惊险,更有苦痛和孤独。尤其是由个人上升到作为群体代表,在其他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处于边缘地位,严重缺乏归属感。
      
      归根结底,顺势而为,是生存法则。而生命是对随波逐流的拒绝,其本质是千帆过尽的领悟,要清醒,要无休无止。
  •       李嘉诚、何鸿燊们“白手起家”背后的真相
      http://www.cyzone.cn/a/20130828/244762.html
      本文来源于:商界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人民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史塔威尔。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1、“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2、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3、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4、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来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5、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6、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地区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地区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本文整合作者胡海、林行止书评内容)
      
  •        偶然读到这本书,读前半本的时候充满了兴奋,信息量很足。得到的几点启发:
       1、政治秩序在经过震荡之后重又回复到以前的轨道,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大意是——菲律宾今天仍然还是殖民地。
       2、以前只知道霍英东给大陆走私货物,不知道他参股何鸿燊的赌场生意。
       3、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大亨是东南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原因,他们依附于政治权力而生存发展壮大。
       看完这本书基本上会对东南亚六个国家和地区(新、马、泰、印尼、菲、香港)的大亨们有个大体的了解。
  •       这些教父们的发迹基本上都是通过走私,垄断,特许经营权。而后两者都是需要政府的帮助。通俗来说就是官商勾结了。政府给这些权利给教父们,教父获利从中,分利给政府的官员。这样看来中国目前也是教父经济。政府垄断了许多行业给了国企,退出的行业都是亏钱的。有了特许经营权,就有了寻租的机会,腐败的问题就肯定会出现了。
      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很相似,依靠出口。但是这些出口只是替别人生产,只是别人的工厂,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技术。教父们在垄断的情况下根本不用去思考创新,垄断的利润已经足够让他们成为富豪。因此,教父经济对经济的发展微乎其微,挺多是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但这作用换了很多人都能做到,他们更多是依靠经济发展而让自己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
      香港和新加坡的基尼系数都很高,目前中国的也很高,高得公布出来的数字根本没人会相信。教父们很多都依靠祖辈或者成为富人家女婿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错,自身有这样的资源不去用才是错。问题是利用这些优势与政府一起,获得更大的特权,这只会使得阶级固化。
      
  •       这个翻译的作者真是个没有人生理想、没有职业操守的翻译渣渣,此处略去很多字,.............................。 看得很累,是真得看得很累,不过内容还是挺吸引人,原作者还是有偏向性,偏于批判。东南亚地区:泰、印尼、马来、菲律宾香港、新加坡,重点应该就是新马泰地区的人了,很有启发意义吧,也间接理解大陆的军政府系统存在的一些政经原因。很同意一句话: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全书在于客观描述一种存在的状态,如果是期望从中得出某种途径,会失望的。看完之后,所有那些个成功企业家瞬间变得面目可憎,不过人性嘛,应该就是两面的。
  •       本书即便没有说出所有真相,但起码是部分的真相。而真相,一如既往地比想象的更残酷,更简单和直截了当。
      
      同时,这是一本揭人老底的书,是亚洲版的《光环效应》,作者好比西方的方舟子。
      
      书中所有“教父”都符合我的Asshole标准。其中不乏我的偶像如李嘉诚,李光耀等。作者的手笔非常直白,可以说很多地方写得很刻薄,但这正是我所喜爱的:直奔主题,没有废话。
      
      书的主题是,“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教父们非常擅长“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
      
      作者认为:解决这种畸形经济的药方在于政治改革,彻底铲除官商勾结的政治基础。“笔者观察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15年之久,认为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应该强调,笔者无意贬低大亨们。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讨论一直是,要么奉承羡慕神秘的亚洲企业,要么无情地谴责不劳而获的寻租者。本书将要表明,实际上大亨只是寻租环境中的高效生意人。从经济效果来说,这限制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公司的发展,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国内的商品和服务就不会那么贵一一无论是香港的公寓还是马来西亚的面粉。但现在的状况应由政府官员而非商界人物来承担责任,因为政府官员的任务是保护社会利益〔亚洲商人从政后出现的这些复杂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讨论~他们从政并不仅仅是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没有那么简单、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
      
      在后半部,作者以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教父既是东南亚情况的症状,也是起因”
      
      阅读过程中,Bill Gates的那句:“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不时浮现。的确,世界的过去,现在是这样,今后也将一直如此。因为这就是它的本来面目。
      
      
      
  •       书名为亚洲教父,写的基本上为香港和东南亚巨擘的发家史。洋洋洒洒200多页,总结起来就两个字:垄断。
      东南亚国家基本通过官商一体及各种裙带关系发展为如今的格局。所谓的经济,不论是殖民时期还是独立及改革后,都是随着“权贵资本”起舞,而且这些资本的来源基本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极度肮脏,如大亨们在抗日战争中协助日本人运输军粮、武器;或者走私、贩毒,这些提供了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并且在战后这些罪行都一笔勾销,而他们也很识相的利用原始的积累去发展正当的事业,拓展他们的版图。书中在描述完泰国的情况后总结:“如果泰国在20 世纪30 年代就表明普通人,无论男女,都不是政治改革和殖民统治结束的主要受益人,那么其他国家在战后都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新加坡也不能免于这种规律,即使它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而受到盛赞的。文中引用谢国忠的案例实在妙得很:“2006 年9 月,新加坡举办了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后,出现了一些少见但十分有趣的评论评论那些通常较为沉默的投资银行对这个岛国政府的看法。会议的气氛诙谐得令人作呕,与总理李显龙共进晚餐时,外国人给予李显龙君主般的奉承。这一切激怒了摩根士丹利财团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发了一份文件给自己的同事说: 参加会议的人“争先恐后地赞美新加坡成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赌场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赃款”。当这个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时,一位摩根财团的女发言人慌张地说它的内容“旨在激励公司内部讨论”,随后谢先生辞职了。”
      说到东南亚棘手的种族问题,文中提到“二战独立后的环境,是一个动荡不安、骚乱不断的环境。但是长期形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被打破。当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还要早一些)阶级觉悟的日益觉醒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对海外的中国和印度社区是一种威胁,但是真正受难的是店主、小生意人和劳工,而不是教父阶层”有趣的是,就连臭名昭著的苏哈托(60年代策动了印尼著名的排华事件),他在雅加达的红颜知己说苏哈托在位时曾抱怨说,原住民的生意人不“可靠” ,但华人是可靠的。
      对于大亨们的发迹史,如果放到自传里都是以“从小生活艰辛,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这样的情节作为故事主线。如同所有人揶揄巴菲特的成功路,作者对大亨们也不以为然的指出:邵逸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作者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入”(taxfarmer),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飞黄腾达……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而有点现实的是,这所有的情节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上复制黏贴了一番。身边的一些例子,如同赖昌星的失败,就是在他用不当的渠道成功后没有立刻转化为合规的实业,在丧失政治资本后没有任何的协商筹码。而我们取笑那些傍富家千金的人,待他们借助这些平台也成为大亨后,也可以说“从平凡(甚至困难)的家庭里奋斗出来”的故事,为后人所瞻仰传唱,也没有人会否认其实力。这就是世界运转的规律,没有所谓对错、面子和崇高的品德。
      
  •       【教父们的前世】
      
      历史上,东南亚经济教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自殖民时代殖民者实行“当地人管当地人”的政策,在被殖民者中培养政治和经济代理人,给予一定的荣誉政治头衔和带有垄断性的经营特许权,以方便其统治。当殖民地独立时,这些代理人转变成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不但保住了自己以前所获得的经济特权,更从新政府里的“自己人”手中“合法”取得了过去属于外国公司的经济特权。虽然,东南华裔大亨们大都处于政治弱势,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掌权者的关系,但是权力与垄断间的利益输送,却从未停止过,最多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与东亚(日、韩、台)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东南亚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教父们大都不从事“繁荣的”出口制造业,是因为制造和出口要面对国际竞争,赚取的是蝇头小利的辛苦钱。所以,教父们真正关心的只有特许专营权。
      
      正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垄断,使得经营特许权成为教父们的追逐对象。过去是包税、鸦片、矿产、博彩,后来是港口码头、公用事业、烟酒糖、甚至面粉,现在则是电信、银行。通过非竞标方式或非法围标,教父们以极低的代价获取垄断经营权,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廉价融资和杠杠化运营的工具。所以,教父们的无需关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只要收租即可坐享其成。而政客们对于把公共资源和经济权力卖给教父们换取后者的政治、经济支持也乐此不疲。所以,大亨们只是在寻租环境中高效生意人,用迈克尔波特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
      
      
      【香港和新加坡的另一面】
      
      坐拥具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同时又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之中的城市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香港经济从来就不是英国殖民者声称的自由经济,而是与新加坡一样,从周边国家(包括大陆)的低效率中套利,而后者“逐渐成了为某些外国和本地特殊人物提供服务的金融中心”。
      
      
      【被操纵的民主】
      
      在香港的许多重要行业受到管制而成为教父们的独家生意或卡特尔式经营,号称民主体制下的立法会里有奇怪的功能选区立委;新加坡这个对道德有着近乎严苛洁癖的国家,其政府却会令人费解地容忍合法的卖淫和赌博,而执政党对付野党的手段似也令人不齿;在马来西亚,大亨们在政治强人的庇护甚至可以把面粉产业做成许可经营,而国营企业则会毫不犹豫地为大亨们输血;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官商一体、军人干政和政治、商业的腐败,则是港、新、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经济繁荣时,教父经济在蓬勃的出口产业的荫蔽下,轻松获取社会财富。待到金融危机到来时,教父们与政客勾结,采取掠夺国民财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获取国家援助、向国外藏匿资金、以劣质资产抵债再低价购回。如此,大多数教父都安然度过危机。
      
      从殖民统治到民族独立,再到民主政体,所有的政治变迁对教父经济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而掌权者却开始敦促反思“西方民主政体的教训”。但是东南亚国家的实践证明“民主有许多特点,它只是自由政体的一部分,而自由政体要求独立有效的司法、警察、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缺少这些部门,精英们能聚集大量平民阶层的选票,操纵人员变动很少的政治联盟。东南亚没有提供什么民主失败的教训,它提供的是许多民主运作中复杂性的教训”,而在菲律宾,埃斯特拉达的上台则表明“在电视时代政治游戏可以用新的、平民主义的方式来玩”。这些都只是“被操纵的民主”。
      
      
      【大亨们的标签】
      
      此外,关于大亨们“草根发迹”和“选择性节俭”的感人故事,也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的发迹几乎无一例外的源于通过家族或姻亲的财富继承、走私或发战争财;他们住在几十年前买的老宅是出于风水考虑、带着几百块钱的廉价手表是形象宣传的要求、每天十几小时的超负荷工作中包括例行的阅报、按摩、宴请和高尔夫。某些大佬所谓的财技,则大部分建立在对中小股民的盘剥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大亨们对基督教的热衷。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和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大亨却乐此不疲,“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这种极具实用主义的‘信仰’,正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思想的糟粕。
      
      
      【启示】
      
      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经验,首先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彻底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得生产要素得以流通而消除了早期垄断的基础;其次政府减少许可经营的领域,企业注重技术创造力和品牌建设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最后是政治体制保证了宪政民主的实施,使得政治结构拥有自我调整的功能。这正是东南亚教父横行的国家和地区所没能实现的。
      
      作者预见到了香港政治生态的发展趋势。香港独特的政治身份和本土政客的成熟,以及民众对精英人物控制经济政治的认识、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催生了民众本土认同感的强化和政治意识的兴起,他们要求制定竞争法、撤销经济管制、改革立法会和选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1年和12年的一些民众运动即印证了作者的观点。
      
      最终,我们不难看出,透明且有限的行政权力、独立的司法和央行、及军人不得干政,是民主政体不至于沦为权力和资本玩物的基础。土地改革不彻底和过多政府特许是权贵垄断的温床。对新加坡和香港的批判,就是对中国改革的警示,而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已经浮现出越来越多马、印、菲、泰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子。
      
      
      【关于本书】
      
      尽管在书中,作者旁征博引阐述了不少新的见解,但遗憾的是这些都不足以弥补其一手资料和实证研究的薄弱,很多论断都是基于猜测或访谈且颇为主观,部分观点也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东亚经济发展的理解有些肤浅。但整体而言,它仍不失为一本全面了解东南亚权贵资本和寡头垄断的前世今生的商业读物。至于翻译么,唉,中国出版界的老问题了。
  •        本书揭开了东南亚富商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真实背后的真实。过去通过有限的渠道,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富豪们放出的烟雾弹和他们刻意制造出来的假象---出身贫寒、寒窗苦读、严于律己、乐于慈善,年轻人将其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是成功是需要大势的,史塔威尔告诉我们良好的家庭背景、与政界高层非同一般的关系,对于在东南亚独特的环境中成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可以说是充分必要条件。
       作者列出了教父们成功的四个因素---适应能力、取之不尽动力强劲的现金流、构建一个适合外部环境的运营队伍以及鱼肉百姓的资本运作。
       教父们大多收到过良好的教育,很多与政府高层的基础是通过在学校里面建立的友谊,就这一点来讲,普通人家的孩子与他们已经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东南亚的政界和富商阶层是互利双赢的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政界高层都是由本地人担任,他们担心其他本地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会威胁到他们的执政地位,所以处于利益考虑乐于和华裔或印裔等外来的移民合作,而富商们更能使劲浑身解数满足执政者的要求,执政者家里的事他们会比自己家里的事还上心,公司里会聘用其家属担任董事等职,当然隐形股份也是必不可少的。官商勾结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只不过在东南亚是如此的赤裸裸,如此的嚣张!
       教父们就像变色龙一样,特别注意伪装和隐藏自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有选择性的简朴,乐善好施,选择性的选择自己对文化的认同,他们的选择都是以利益为标准和最终目标的。
       稳定的现金流对教父们太重要了。他们的现金流都是通过获得当地的特许经营取,取得垄断地位获得的。当然他们的垄断必然阻碍以技术创新和一流经营管理团队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的建立,因为他们的钱来的太容易了,而且垄断的行业又是以原材料出口或内向型行业为主的,根本就不会去也不愿意去和国际一流的企业竞争。充足的现金流也导致教父们可以没有顾虑的扩展自己的产业范围,进入各种不同的领域,如房地产、银行、交通、通信等,只要能赚钱,但是往往都要用原始的现金流补给亏损的其他行业。这样的经济环境只能让教父赚个盆满钵满,对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多帮助,甚至影响发展。
       东南亚的发展经历了从主要依靠原材料出口、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即出口型经济)再到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几个过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单独的几件事情造成,尤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到了问题所在,所以在答应提供贷款资助的同时,必须答应他们关于打破卡特尔、打破垄断,对银行也进行重组和整合的要求。
      
  •        通过本书了解东南亚富翁的发家史,近距离接触那些被尊奉为商界巨子、成功之王的商业秘密,从此看到社会的现实以及人的当下选择,民主、生意、腐败、权力、自由、生存,这些交织在一起的东南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属于波澜壮阔的20世纪和重大历史事件频发的20世纪已经过去,那些教父的时代或许也已经过去,或许还有21世纪的教父 再次重登历史舞台。
       他们的成功有个人的奋斗、自我的天赋,但更多是在当下做出的选择造就了他们的成功。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崇尚富裕金钱的观念,民众文化底蕴的浅薄,这些大背景下,有了他们的辉煌成就。人们还分不清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界限,看到更多的是为了生存的努力,选择什么路径,利用哪些工具成为了其次的考虑。人们没有是非的判断理念,在开放的环境中,金钱至上成为了成功人士唯一的追求。政治权利也可以为了经济利益而交换,于是,最高行政权力成为了政商两界共同的目标。商家为了获取垄断利益,得到特权许可,傍上权贵成为最佳选择,只要有了权贵的许可,随之而来的是滚滚财源。缺少权力制衡和民众选票决定以及媒体的监督的权贵不断出卖手中的特权也就成为了上上之选。在这些可以特权许可的领域,政治与商家获得了双方满意的合作,民众只是看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各自狭小的国土面积。小国家为特权的生长提供了优质土壤。
       从东南亚的20世纪发展史,给大陆提供了什么样子的思考,曾经被奉为典范的香港,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成功商家的历史,我们还会相信什么样子的成功之路,我们对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对道德至上的文化传统如何看待。
       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是市场充分竞争,政治民主,民众自由的结合体。这不仅需要自由的市场和选票选举,还需要在彼此博弈的过程中,有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理念。
  •       by金童
      
      
      
      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的乔·史塔威尔自19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凭借多年的观察和对无数当事人的采访,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中细说了中国香港地区和东南亚诸国大亨的发迹史,从而梳理出他们的发迹规律。
      
      长久以来,大多数人认为香港的成功有赖自由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依赖于市场分配资源,政府极少干预。即使政府干预,也是为了修正市场失灵,让市场运转更为顺利。《地产霸权》的作者潘慧娴却认为,香港经济被地产商操控,其影响力伸展至各行各业。与之持相似观点的乔·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透视香港与东南亚的金权游戏》中,更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地产商如何操控香港经济。最近,史塔威尔恰好在京出差,我们得以有机会和他聊聊香港教父经济种种。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乔·史塔威尔
      
      问:你们怎么看香港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答:现在许多香港人说香港会有改变,因为梁振英是穷人出身,比较了解穷苦大众。但我不觉得会有改变,这是非常难改的,香港毕竟是中国管辖的一个地方,他也不会挑战地产霸权。
      香港老百姓比较生气,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他们觉得香港梦已经不能当真了。
      
      此前,英国政府觉得假如需要和几个大教父打交道,治理会更方便,便形成了今天的政经格局。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既得利益阶层不会主动把自己的利益让出来的。
      
      问:董建华时代就已提出香港的经济转型。这么多年香港经济转型的阻力在哪里?
      
      答:香港是金融中心,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服务中心。这不是香港进不进步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愿不愿意支持奉献主义的精神。香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是有分配的,政治方面没有。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人之前还有“努力工作就能拿到钱”的香港梦,现在破灭了。香港不是什么自由市场,很多人说是,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香港很多方面被一些家族垄断。
      
      问:高度干预性的政府,能打破垄断吗?
      
      答:不会。人们对教父的印象不好,但他们是真正的企业家,赚钱动物。如果将来有改变,他们还会赚钱,我们不能说华为的领导是比香港教父好多少的企业家。
      
      问:如果说教父是政治环境的产物,如果当地的政治环境发生改变,是不是教父也就不存在了?
      
      答:只有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地方有教父。如果政治环境改变,教父当然也不会出现。但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既得利益的影响力非常大。老的教父没有了,会有新的教父出现。最近在澳门出现了一个与博彩业有关的新教父。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但他不是何家的人。东南亚比较像拉美,世界上最富有的教父是一个墨西哥人,他是日本移民的后代。当地的政治精英会和移民合作,因为他们不信任当地的经济精英,彼此间有竞争。
      
      问:香港也有许多便宜的公屋给老百姓住,近51%的居民是居住在公屋里。
      
      答:1960年代,香港基尼系数很大,社会不公很严重,英国政府为了平息不满,开始建造公屋,新加坡也建造了许多公屋。如果你算上农民的自有房,中国大陆也有40%的人口住“经济适用房”。我写了一本新书,明年3月会出版,英文书名叫《How Asian Works》。里面提到二战后,亚洲有三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基本上按照它们的模式发展,但它们的贫富差距不大,基尼系数才0.3,而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中国大陆有东南亚的基尼系数,又有东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点非常奇怪。
      
      问:你比较推崇东北亚模式,认为东北亚模式要比东南亚模式更好些?
      
      答:是的。好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率能达到8%。英国经历工业革命200多年后,平均也就保持3%的经济的增长率。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英国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进行了土地改革的东北亚把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提供给制造业。东北亚有土地改革,并且有发展自有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及调整政治结构的能力。
      
      问:如果中国是跟随东北亚模式,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会那么高?
      
      答:就像有个中国作家所说,“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黑人’”。中国的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自主交易权,土地没法变现,就不可能有更多收入。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模式不如东北亚模式好。政治精英和教父们其实了解这种情况,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有动力去改变目前这种政经结构。
      
      问:东南亚没有提供什么民主失败的教训?一个良好运作的民主制度除了选举制度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答:政府得注意民生问题,经济发展从土地改革开始。解放后,中国大陆有农业改革,东南亚没有。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也有土地改革。贫穷的农民都有点钱,这对工业的发展非常有利。制造业的兴起很重要。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制造业,不会很快变成有钱的国家。制造业是人力问题,工人通过学习操作机器成为熟练工,制造业可以培养许多熟练工。中国的工厂里的年轻工人,教育水平不高,通过工作,可以培养出能力。现在有人说,印度可以通过软件业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印度软件业从业人口就300多万,他们的人口基数更大。
      
      
      
      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8月6日号
      官网地址:http://www.eeo.com.cn/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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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博:http://weibo.com/u/2526630955
  •       注:考虑到原文在墙外,有些朋友可能浏览不便,而本文内容又颇具价值,特转载于此。
      
      原文地址:http://writerlam.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29.html
      
      林行止:亞洲“教父”面面觀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CEQ)的史塔威爾,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亞洲 (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史塔威爾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性。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出,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借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家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線之巨賈。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合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合約,並千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 (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他于2000年(乃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余億美元)及非法侵佔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大體而言,史塔威爾細說香港地區及東南亞諸國大亨發跡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本來並無什麼可寫處,然而,史塔威爾的功力在從中梳理出他們發跡的脈絡及發跡後的“生活規律”,絲絲入扣、合情合理,這便非等閑之輩所能辦,因而必須特為介紹。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著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這種發展模式,和戰後日本、韓國及台灣地區進行經濟改革、保持商業競爭,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較公平,同時鼓勵了科研及人文發展,大為不同。非常明顯,從經濟成長及社會發展觀點看,日、韓及台灣地區走的才是正途。
      
      因為這種緣故,亞洲地區的經濟離全面自由甚遠。香港多年來被“選”為世界最自由地區,特別是經濟學自由學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強調,令香港與自由畫上等號,對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為在實際商業運作上,許多重要行業都受管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獨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難加入,市場基本上不自由,而這正是推動市場自由化的“亞洲共同市場”在亞盟多年努力後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爾書中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事實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讀者注意。其中比較突出亦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他就此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王氏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瞭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職)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至於那些有賺錢稟賦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產,只要娶個有錢有勢的妻子,便等於獲得向上爬的社會梯階、奠下良好的“商業基礎”;這類富翁數之不盡,史塔威爾順手舉出的便有李嘉誠、鄭裕彤、董浩雲、吳光正和蘇海文……泰國的逃亡總理他信在位時常說他生于窮鄉僻壤,少年過得甚苦,其實是“大話西游”,他出身清邁大戶,乃父為政府委任的地方稅款“包收人”,累積相當財富後從事泰絲、財務、建築及地產發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夠進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後入軍校,與將軍的女兒結婚,自此平步青雲、事業遂順,商而優則仕。有個有錢父親,當然財星入庫、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組結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幾乎毫無例外,“教父”們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絕對權威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當然是因他們的能幹與精明及有“叱風雲”個性而獲致,唯不可忽略的是,這與他們在生時緊緊擁抱財權不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史塔威爾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約占該國四分之一的物業市場)黃廷方為例,今年77歲的黃氏至今仍持有過半數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長子黃志祥(羅拔仔)五十開外、白髮蒼蒼,是官地拍賣場的常客,為信和置業及尖沙咀置業的名義“話事人”,然而只分別持有這兩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權。
      
      《亞洲教父》指出,坐鎮新加坡的黃老先生每天打電話查詢公司業務,這也許是黃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時前便到公司辦公的“原動力”;羅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業務,據說黃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鬆懈。史塔威爾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別是新馬泰的,其中年子孫,買汽車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徵詢老人家的意見,老人面有不悅之色,提議便自動取消;這種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不過,這樣做的後輩的確大有人在,但那也許是摸准了老人家慳儉性格故意討其歡心之舉。
      
      我國外交老前輩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亞巨富黃仲涵“終生迷戀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過門的妾侍,她們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東南亞“教父”手握財權,有無上權威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包括隨心所慾與女性“上床”的特權。
      
      東南亞“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消息來源”大概是他們的“不肖”子孫和“怨偶”,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投資銀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內幕消息”。據史塔威爾的描述,“教父”們之所以多有此種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們的太太縱容而“性對象”供應源源不絕,得之全不費工夫;其次是這些“教父”大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尋求年輕女性的性慰藉,幾乎是唯一的“解悶”方法。
      
      東南亞“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難以理解的還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戲真做;他們對名譽學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賞賜,不惜多方鑽營、千方百計爭取,一旦到手便到處炫耀、沾沾自喜。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設勳銜,各大專院校每年頒授名譽學位必以“工商巨子”為主要對象,榮譽紛至遝來,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後的頭銜多多、蔚為奇觀,Dr.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總之非常顯赫、十分熱鬧。
      
      對各位的執著,皆因“身份危機”而生,近年另類“身份認同”的潮流是信耶穌,他們不惜高價將辦公大廈辟室改裝成教堂,出錢出力,辦“主日崇拜”及種種“屬靈”活動,此中以印度尼西亞“過江龍”香港力寶集團李氏家族和馬來西亞大財閥邱繼炳(Khoo Kay Peng,有不成文規定,下屬友人見之必尊稱為Dr.Khoo)以至新鴻基地產郭氏昆仲及恒隆地產陳宗 (在美國讀神學並曾當傳道人)最熱心。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向——特別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樂此不疲,馬來西亞YTL集團楊氏家族一位大佬指華人是“變形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托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
      
      “教父”們的“選擇性節儉”亦令洋人大開眼界,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 (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捨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恒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3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3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筆者希望他們會這樣做,如此,後之學者才能為他們撰寫與事實相近 (即非隱惡揚善拍馬阿諛之作)因而有價值的傳記;一個人創造了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于金錢,而要把克服困難創業致富的經驗一併傳諸後世,才不枉此生。事實上,“教父”雖然富可敵國,然而,史塔威爾認為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和發掘及利用人才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那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面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只是他們為身後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據史塔威爾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設法獲得專利,然後削減成本,提高邊際利潤率和絞盡腦汁交納最少的稅款,與西方社會企業家在自由市場下競爭因此必須培養、聘請一流人才拓展市場進而對商業社會作出貢獻,大不相同。
  •        想不到一个老外竟然能对东南亚的“潜规则”有如此深厚的悟性。很客观的分析了若干问题。
       1.东南亚大亨靠的都是通过对市场过度管理的特许经营权制度获得持久和稳定的收入,通过该非核心现金流的稳定收入,涉足各种行业。
       2.由于东南亚人民的过度储蓄习惯,使与银行关系密切的大亨的融资成本几乎为零。也就造成了股票市场的低迷。
       3.了解了香港和新加坡的本质。
  •        刚开始读很生涩,基本算是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史。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东南亚华人教父泛滥带来的种族文化论,从东南亚的殖民时代开始描述亚洲大富豪(华裔居多)的发家史和历史背景。总结几个比较有冲击性的观点:
      
      一、历史背景
      1、殖民背景下,殖民者需要找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管理殖民地,从而给了一些人特权,依靠裙带关系带来的垄断特权,致使某些人暴富。
      而殖民时代也是华人移民的高峰期,华人形成了一个占东南亚人口很大比例的群体,出了一些华人代理殖民者就不足为奇了;
      
      2、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文化差异巨大,文化隔阂产生了不同的华人群体,各自为敌。他们各自遵循各自的原则,所以大中国式的传统其实影响并不明显;
      
      3、比起印度和其他移民,华人移民大多属于主动移民,这些人比起其他一般华人更具进取心和冒险性,这与文化传统关系不大;
      
      4、一代教父,即那些代理管理者,他们很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西方特征;另外一部分教父与当地皇室关系良好,接受异国传统并受勋。二者的中华特征都已退化;
      
      5、即使在东南亚土著民族主义高涨时,这些已融入当地文化、与当政者私交甚好的华人教父们也并未受到实质性打击。
      
      二、成为教父
      1、从殖民时代养成的官商勾结的传统根深蒂固。政府发放牌照,限制竞争,少数与政府私交甚好的人获得垄断权,如矿业、农产品、运输、公共项目等,获得核心现金流,从而进一步进入并垄断其他行业(粗放型);
      
      2、商界精英和政界精英的勾结才是王道,即寻租;
      
      三、银行和证券市场
      1、稳定的核心现金流拿来干啥呢,除了投资房地产等,开个银行也是不错的选择。即可以收利息,再加上金融监管不力,又可以收储户的钱自己供自己投资。这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祸根;
      
      2、东南亚居民储蓄率很高。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过高的储蓄便会压低资金使用的成本,于是成了教父们挥霍的泥土;
      
      3、储蓄率过高的另一个代价是糟糕的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糟糕,人们更宁愿钱存银行。恶性循环。
      
      四、亚洲金融危机
      1、糟糕的金融监管,导致东南亚银行业泛滥,大教父几乎人手一个私人银行。钱来得太容易,遭到胡乱地挥霍,问题越滚越大。94 、95年左右银行开始接连倒闭,连锁反应一触即发;
      
      2、纸包不住火时,腐败的东南亚各国政府还在暗中用纳税人的钱保护教父们。甚至在危机爆发时,依旧不接受或实质性地执行世界银行的要求,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3、许多亚洲经济危机后的分析报告都指向短期收支失衡、国际汇率失衡等外部原因。但对于这些监管不力、腐败不堪的政府,金融危机只是时间和形式的问题,内部原因显然更重要;
      
      4、金融危机使很多教父财富受损,不过最大的损失还是转移到了民众身上,教父们受的打击远没有想象那么大。
      
      五、香港和新加坡
      1、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只是因为它们处在一堆腐败的国家中间,不过是这些国家的教父们的洗钱中心。这两个地区的贫富差距都高得可怕;
      
      2、香港的自由经济只是表面现象,香港很明显受到教父们的操纵,卡特尔遍地。香港的发展也并非来自于高效率的国际竞争。
      
      六、总结
      1、东南亚需要改变。韩国、台湾、日本的东北亚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首先,土地改革;其次,东北亚也存在腐败和官商勾结,但政府只挑选赢家,即由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政府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而不是为自己的裙带关系而限制竞争以保护那些低效的公司;
      
      2、马克思同志说得对,资本主义政党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3、天朝果断躺着中枪了;
      
      4、Good luck to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        作为一个外国人,做了一件比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了不起的大事,揭开了那些富豪虚伪的,为富不仁的面纱。
      
       因为说我的评论太短了,我再来加点儿!
      
       我们置身其中,深受各种误导和毒害,一个老外,既敢言,又敏锐,又清醒,我向他致敬!
  •       作者乔.史塔威尔做为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和《中国经济季刊》的总编辑,从1991年到2000年常驻香港和北京,得以近距离观察和深入了解香港和东南亚(当然也包括中国,虽然这本书中并没有涉及)的经济深处的一些东西。
      
      在一般的国内媒体中,东南亚这些华裔大亨的形象是极其光鲜的,如何如何的节俭,如何如何诚信,如何如何靠自己的勤奋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当然最后也不忘其华裔身份,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其成功如何如何重要。
      
      《亚洲教父》却毫不客气戳破了这件十分光鲜却不结实的外衣,把这些大亨们的发迹做了深入的揭露。国家权力渗透和政商勾结是这些大亨们成功的不二法门,林林总总的许可证制度,让那些一般创业者根本无法生存,能生存下来总是那些在政界有各种关系,善于周旋在政府和商业的家伙,甚至是官员的家人和亲戚,了解一下这些大亨或者教父们所从事的行业(房地产,金融,电力,电信,博彩等等),就明白这一点了。
      
      另外,大亨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欺诈和金融全套,看看这些大亨们的97年的金融危机的表现就知道了,按照作者的说法,很做教父们的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要坐牢的。教父们的成功往往与某位政治大佬密切相关,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盘古银行的老板陈弼臣,菲律宾的陈永栽,不同的是政治大佬可能很快失势,而教父们却往往能攀上政治新贵。
      
      还有,在世界排行榜上,东南亚的教父们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却没有创造一个知名品牌,他们的企业也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也充分说明,他们的杰出能力并不是经商和创新,而是在复杂的政治和商业环境的闪转腾挪。这些教父们在攫取财富的同时,并没有给普通中下层人带来太多的好处,结果只能是基尼系数的超高。
      
      
      所有的这些现象或者是结果实际上与他们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作者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香港的政治环境与日本,韩国台湾做了简单对比,而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好很多,这些国家的国民在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更多好处,商业环境更加健康,企业也更加有竞争力。
      
      作者并没有描述中国的经济状态,也许这正是作者聪明之处,否则我们能否看到这本书就值得怀疑了。不过只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就可以看出一二,在中国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富豪榜上的房地产商所占比例,大量超大型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的表现,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让人不能不怀疑中国在走东南亚甚至拉美的老路。如果国家治理环境,或者是政治环境的不做改变,最终最可能的结果估计是,经济的停滞,社会持续的动荡,中下层人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恶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说描述的东南亚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不为过。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也在书中提到,本书描述的重点并不在揭露那些教父大亨们如何虚伪,奸诈等,只是借这些人使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东南亚那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
      
      最后比较有意思的有两点:一个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社科类图书,大部分在封面或者封底都有很多名人的推荐,可惜这本书却没有一个名人来推荐。另外国内的一些大亨们的做派也越来越像那些教父了。比如王石的形象,所有的关于其的书籍都把其塑造成为商业道德楷模,如何艰苦创业,如何诚信,却没有人提起其父亲是高官的信息。潘石屹也一再强调自己小时候如何穷的穿不起裤子。
  •       卡尔·马克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句话原本是说工业革命时期那些个工业大亨和资本豪强们。但当们阅读历史,通过作者对于东南亚商业教父们的蛛丝马迹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挖掘之后,我不得不对那个以一己之文改变了世界的大胡子致以最崇高的仰视。
      
      很简单,这种天才,千年一见。
      
      扫去废话,以下是我的一些阅读感想:
      
      1)东方文明体系下的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发展特征就是:金钱依附于权力,取悦于权力。教父们所收获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暴力权)的崇拜与依附之上的。
      
      2)其实亚洲教父们所做的事情都很小儿科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大政奉还-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那种以天皇万世一表为外表之下,支配着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财阀们是如何推动日本的现代化的。
      对,很讽刺,让日本脱亚入欧,彻底改造科技-经济基础,摇身一边成为亚洲第一牛逼国家的就是这些个财阀。
      然后他们同一班头脑发热的军部合流,接下来的事情,你懂的。
      
      3)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号称自有资本主义的教堂的美国的话。咱也会很神奇的发现,有那么几个名字从美利坚建国开始直到今天都还在活跃在世界之上。比如洛克菲勒,比如卡耐基,比如梅隆。
      当然,人家有个好听的名字:财团。不像咱这边这么赤裸裸的直接喊财阀。http://www.verycd.com/groups/@g2385785/570189.topic
      推荐本书《伟大的博弈》,从华尔街历史可以管中窥豹的感触美国的逻辑。
      
      4)财团与财阀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以我浅薄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认为要深刻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必须从
      “东方文化(大中华文化体系)-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体系)”的角度来思考。
      
      出于修筑大型水利工程,满足水稻生产的需要,中华文化非常早的就建立了以”大一统“为核心标准的中央集权体制。真心的,我们的封建社会的时间很短,每当封建的苗头出现的时候,就会立马出现一个特别能打的人来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大的特色:政治权力完全介入日常生活,无论是从介入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对于权力的崇拜与恐惧,我真是十分怀疑已经深深沁入我们的骨髓之中了。(也就是狼奶说)
      
      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体系呢,发源于英伦三岛,那边的历史也是乱的一塌糊涂。不过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封建社会,皇帝不过是比较能打的,他没那么大本事跟别人抢地盘。就伙同了几个兄弟,谈判-签协议,打了江山分地盘。而且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不知各位看出来了没有,对于”谈判-契约“的异乎寻常的认同和遵守,让资本主义得以在这小小的地方发芽壮大,就算是被英王迫害得不行了,也有夥人扬帆出海去找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了。
      那艘船就叫”五月花号“
      
      所以说:亚洲教父们很懂政治来赚钱,而美洲教父们更懂赚钱来玩政治。
      
      谁能说谁不好能, 我也不知道。╮(╯_╰)╭
      
      
      5)作者写香港的教父们挺仁慈的。香港教父们也特别的懂政治,英国人牛逼的时候,当买办赚大钱,没问题。英国人实质上失势了,但名义上还在统治香港的时候,没问题,咱还接着合作,不过我要和你平起平坐了。
      ”哦对了,忘记跟你说了,我要去找新主人了,红色的大鸡,你懂的。”
      当年的四野打到广州的时候,收复香港那是根本不费吹灰之力的,但为什么没打,而是留下了资本主义的东方之珠,很有意思哦。
      作者在第五章把东南亚大亨们的资本证券运作骂了一通,却对香港资本市场所说甚少。其实咱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了,除了那几家香港权贵之外,更多的是所谓的红色教父们口牙。
      
      
      6)我的疑问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亚洲社会现代化必然产物么?根植于我们身处的文化基因是不是决定了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么一道坎么?
      求解答!
      
      7)其实我更多的想说的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想超越这些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权贵教父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借着第三波科技革命之浪潮,成为新权贵。
      当然,我觉得这波科技革命将会极大的改造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基因,马克思大神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许就诞生于此。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家疯疯癫癫之言。
      
      
      
      
  •       很多朋友还在抱怨自己的努力不够,勤奋不够
      还有人在疑惑中国的股市如此混乱。
      看了这本书,迎然而解。
      强烈推荐!!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最近刚看完一本《李超人》的传记
      然后凌乱拉。原来李超人那么多辉煌的业绩,
      背后是有着太多太多的灰色。
      哈哈!
      香港的红顶商人!
  •       算是简明概括了东南亚政治经济的发展脉络,提醒当下的执政者偏袒垄断集团的利弊。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教父的赚钱模式还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强大稳定持续的现金流为新的投资做强有力的靠山不就是很多做生意人所想要的嘛。
      概括起来这些教父基本都是有很深的原罪,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又能掩盖掉多少其罪过呢?历史的进程会一步步给我们答案。
  •       述的部分我给5星,评的部分给1星,折中打3星
      
      作者很有创意地给东南亚的豪商们安了个“教父”的头衔,尽管也欲盖弥彰地解释过此教父非彼教父,但其用意所在仍然不言而喻。
      
      垄断,发家致富的唯一良方。伦敦、纽约、奥马哈、西雅图的顶级教父和东南亚的小教父们同样深谙此道(如果不是更熟练的话)。
      
      当李嘉诚抱紧汇丰的粗腿时,盖茨何尝不是在向IBM献媚邀宠;博士、绅士们一再大秀的财经难道不是取经自奥马哈圣人。
      
      太阳底下无新事,东南亚上演的这一切仅仅是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故事的亚洲版本,作者却牵强附会地把它诠释成光明世界里的一小片污秽。
      所谓结束这愚蠢的游戏,无非是试图让别人为顶级教父们玩砸的那场更愚蠢的游戏埋单,不过是为顶级教父们扩张领地扫清障碍的各种手段之一。
      
  •       1. 引言是精华
      1996年《福布斯》全球富人榜中,前25名中东南亚占8名,前50名中东南亚占13名。而这个地区却没有一个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在这个月薪500美元都已算最高的地区里,少数人拥有如此多财富的巨大反差,令人尴尬。这本书重在揭示这一巨大反差背后的深层原因。
      
      2. 官商勾结是根源。
      政治精英通过赋予经济精英垄断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政治精英反过来从经济精英那里得到经济支持。
      
      3. 增长与大亨无关
      教父们经营的企业,没有开发新技术能力,没有创造出品牌企业,生产效率也不高,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人,而非驱动者。
      
      4. 出口是增长的主要因素
      数据表明,这一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有关的行业。
      
      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是出口经济的核心力量,他们是这个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
      
      5. 香港新加坡的特殊性
      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城市型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昌盛,与他们的天然深港,洗钱中心和海外金融中心密切相关,那里储藏了来自其他地区的巨额资本。
      
      6. 体制更重要
      作者对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15年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决定社会繁荣的,政治体制远比人更重要。
      
      ---
      看完后的评价:
      
      作者的主要观点我赞同。说教父是政治环境的产物。要想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政治是必走的路。但是其中有些论述还是感觉牵强。社会科学涉及的因素多,而且又不易证实,如果沉不下心,就容易根据心中的偏见,牵强些理由,下个想当然的结论。这本书大体上可读,但我更喜欢它的引言。
  •       剽悍骁勇一支笔,横扫中国传媒界(上篇)
      
      【前言】在2012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脑选举即将到来之际,美国《亚洲观察与评论》季刊2011年秋季号,特别刊发了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梁康先生的长篇新闻述评《香港的下一步》,洞悉当前香港社会内部的政、经形势,点击其一系列跌宕起伏、风起云涌之深层的潮流脉动。今日亚太正日益成为全球瞩目之焦点,《亚洲观察与评论》发表此文,旨在为密切关注亚太局势运动、变化、发展的人士提供参考。
      今天的人类所面对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深远、最波澜壮阔的巨变。巨变的核心、关键与要害,是全球政治觉醒。在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和地区,这种觉醒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与极少数垄断寡头之间的矛盾;在广大的新兴经济体,绝大多数则表现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香港无疑属于前者。
      在香港,觉醒的城市中产阶层要求打破垄断,平等分享政治、经济权益,这是当前香港人心思变、山雨欲来的实质。
      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梁康先生的这篇文章,气势澎湃,视野宽广,高瞻远瞩,追根溯源,既有思想之力与美,又有思维之力与美,一脉传承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中国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时期的先锋气质,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英气逼人,锐不可当,所向披靡,横扫一切,在知识、热情、创造力方面,取得并维持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作者简介】梁康,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曾在北京的中国一线权威主流媒体工作近十年。这期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七年,曾以《国家与个性》、《参透中国,服务中国》、《2003,中国深处》、《陈凯歌的艰难时刻与中国文化的危机》、《现代化的四种时空与弱势群体在中国的出路》、《论自由的深化与人的命运》等充满独创精神的论文参加在两校举办的多项学术活动。
      2005年12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现代化的四种时空与弱势群体在中国的出路》一文,创造性地为纷纭复杂、瞬息万变的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的分析框架,引发强烈震撼。
      此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权威主流媒体发表调查性深度报道多篇,并著有长篇小说。
      现在西安传媒界工作。
      2010年8月19日在《汉中日报》上发表大型、长篇、深度报道《汉中五问》(文末附短文《记者手记:汉中的“百年孤独”》)。《陕西日报》专题新闻部有记者看完《汉中五问》一文之后,给该文作者发来评论:“果然犀利无比,我等望尘莫及!”
      电子信箱:liangkang2006@gmail.com
      
      香港的下一步
      
      梁康
      
      有一位亿万富豪,在稍年轻时喜欢去很远的中国南海钓鱼。每次,他和全家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都会离开几天。在旅程中,他们会在一个岛上停下来补充给养。这个岛的沙滩上有个小店,富豪很喜欢这个小店的店主。店主是个华人,白天要连续忙一天,半夜还常被黎明出发去捕鱼的本地渔民叫醒,买柴油或其他一些必需品。渔民们常常因没有钱而要求赊账,店主很豪爽,一概答应。他娶了位带孩子的海南女子(那时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负责照顾他和他的女儿。几年来,富豪和他成了好朋友。富豪观察到,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
      许多年以前,当英国著名新闻记者、资深亚太事务观察家乔•斯塔威尔在采访一位东南亚大亨时,这位大亨给他讲了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后来,斯塔威尔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记录在他的《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中。这位东南亚亿万富豪最后还告诉他:“这是真正的香港、东南亚故事。”
      2011年8月,被视为港府智囊的智经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十二五期间广东经济结构转型与香港的机遇》,指出,粤港合作的过去30年是香港的“机会时代”,未来30年是香港的“挑战时代”。
      对此,有香港媒体尖锐批评:“产业结构单调的弊端,已经是老生常谈。董建华时代,港府曾一口气提出许多宏图大计,这个中心、那个港,令人眼花缭乱,可惜他出师未捷身先退,所有梦想皆成空。曾荫权政府则在全球金融海啸后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然而光说不做,几年过去,莫说六大产业,连一大也无影无踪。因此之故,香港不得不依赖传统的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支援服务四大经济支柱,继续食老本,终有一天坐食山崩。”
      然而,面对这种形势,却有港人直言:“目前在香港谈‘经济发展’不是主流。”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当前香港的“主流”呢?香港的下一步究竟在哪里呢?
      或许,答案就隐藏在本文一开首的那个故事里。
      
      香港的考验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靠近本国沼泽地西部的地区建立了裕廊工业园,政府开始争取出口型的外国投资者来这里开发投资。这一行动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半导体公司等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到来,带来了早期的成功,新加坡成了电子产品外购中心。新加坡遂成为“出口加工型工业”模式的起源地。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跨国公司使用亚洲劳动力大大节约了成本,加之新加坡政府也运用自身的权力,做了一切可能接纳国外投资企业的准备,大部分世界境外半导体加工业、包括低附加值的整理工序等等,都安置在新加坡。1973年,新加坡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值第一次超过了农矿业。
      出口型工业满足了经济增长这一需求,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因此,在新加坡起源并发展起来的模式在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在中国,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邓小平很快做出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惠阳地区和省委双重领导。
      1979年4月5日至28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允许广东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提出一个惊人的概念——“办一个特区”。
      同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从此,深圳被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设置经济特区。特区经济从此成为珠三角的引擎,港澳台以及外资企业纷纷前来投资,来料加工、“三来一补”成了珠三角经济的一大特色。
      1985年,中国决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彻底成就了这个区域在全国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地位。
      1986年,国务院22号文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经济模式政策上的可行性。
      从此,“加工型工业”不仅在中国落脚,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变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但是,关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从1980年代起,就从未停止过争论。例如,在智经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里面,就充满着对这种“加工型工业”的溢美之辞:“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來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实现“落后者增长”这样一个世界普遍性的特殊问题。所谓“落后者的增长”,就是“发展”。“落后者的增长”要解决的是在处处不如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没有销售、没有投资、没有技术研发部门、没有品牌、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企业、只是一个车间的“加工型工业”模式,对于这种“两头在外”的“无根经济”,这种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在力量来实现的外源型经济,多方人士都颇感怀疑,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较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同时鼓励科研及人文发展的模式相比较,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因而,一度甚至出现取消“三来一补”、代之以高科技产业的徘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
      1974年,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开始发表他的三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系统地阐述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学说,在该书的一开篇,沃勒斯坦即写道: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率先在欧洲诞生了。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事实上,它的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和潜力的基础之上,必须在国际经济的配合下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具有世界规模,至少它的势力向全世界伸展。地域的广阔无限,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如果在狭小的地域内,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茂盛地生长。如果没有别人为它充当奴仆,也许会寸步难移。资本主义其实就靠这种阶梯为生:外层地区供养内层地区,特别是腹心地区;穷国供养富国;穷人供养富人。因此,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体系:中心依靠外围的供应,但外围又屈从中心的需求。在中心或在中心附近生活的人总是对其他人拥有种种权力。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三种角色中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存在。
      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即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获利也就不平等。”
      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一步一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才结束了这部百年屈辱血泪史。1978年,在闭关锁国了近30年之后,中国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的大门终于打开。与前次的被动打开不同,这次是主动打开。中国再度开始了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此刻,香港幸运地充当了中国大陆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与西方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区之间的桥梁和门户,成为一个标准的、典型的“半边缘区”,这,是我们理解今日香港社会内部政经形势运动、变化、发展的起点和钥匙。
      香港与大陆之间对于“加工型工业”的争论,本质上正是“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之间的争论,而这争论又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化。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投资、贸易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加之交通运输和通讯网络的巨大扩张,世界经济持续经历着宏观经济的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流通、消费的不断流动与集中造就了金融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当着后台运营者和幕后操盘手的核心、高层角色,因此,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在新形势下屡屡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直接引爆点即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实体经济已经停下脚步,处于停滞和下降状态,虚拟经济却还在疯狂地旋转和飞舞,终于导致金融海啸的爆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更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实体经济危机,比如中国。从中、短期来看,发生于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危机,需要通过收缩、停止或至少减缓不断扩大的生产,即对“产能过剩”实施“去产能化”,来设法逐步摆脱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正是港府智囊智经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十二五期间广东经济结构转型与香港的机遇》的背景。
      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粤港发展水准差距巨大的前提下,广东为香港提供了产业转移的巨大空间,成为香港成功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重要外在动力。2008年以来,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成本上升冲击、生态环境刚性约束、社会财富增加创造更多服务需求四大因素推动,加速和逼迫广东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从而导致香港面临粤港产业联系“离心力”加大(包括先进制造业合作“去香港化”、高新技术产业合作香港无能为力、现代服务业合作竞争化、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国内化与消费市场的当地化四个方面)、粤港城际竞争关系加剧两大挑战,从而不仅给香港内部从事“加工型工业”的这一部分人带来严重冲击,也使香港的未来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鲜为人知的另一个香港
      
      这是南中国一片神奇的土地。
      打开地图,珠江奔腾而来,与蔚蓝色的南海相遇,酿造出这片肥沃而充满传奇的土地,如同中国的一只翅膀,伸向浩瀚的太平洋。珠江水系呈扇形铺展,腹地辽阔,纵深广大,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把“巨扇”充满力量的收束处。其三江交汇,八口出海,海陆相接,岸线之长又为全国各大河之首,使珠三角成为“河海分汇之区”、“海洋总汇之地”。河流,云雾,若隐若现的丘陵,镶嵌着片片洼地的平原,拔地而起的城市,这一切如同一个鲜活生命的血脉、骨架和澎湃跳动的心脏,共同成就了独特而生机勃勃的珠江三角洲。
      而位于珠江口东岸的香港,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则可谓是珠三角的幸运儿。珠江口伶仃洋东西两岸数千年来沉积差异显著。在西岸,数千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平原逐渐从一片浅海之中浮现出来的同时,却也失去了所有深水良港,比如澳门,而东岸的香港却毫发无损。由于地球自转会产生一种叫做“柯氏力”的偏向力,在北半球其力向西,面对“柯氏力”的作用,不仅珠江水系入海泥沙难以穿越伶仃洋抵达香港,珠三角更是宠爱有加地未在香港以东“安置”大河。因此,在过去5,000年里,香港海岸线主要处于侵蚀的状态,保留了曲折多变的海岸线,水下岸坡陡峭,众多的海湾、岬角和海峡之间形成众多深水良港。加上离岛罗列成为风浪天然屏障,极利于舟楫停泊。在巨轮时代,香港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万商云集”的国际性贸易港,一颗耀眼的“东方明珠”。
      
      
      多年来,香港经常被“评选”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如此的断言,反映了香港自由港的身份,它没有关税,没有外汇控制,是一个国际商贸自由港。
      然而,不少熟悉港情者,对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却感到迷惘和迷惑。其实,香港内部经济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通过政府给予或默许的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制度,而产生的垄断或者寡头独占的“独门买卖”,斯塔威尔称之为“教父经济”。
      对此,香港《信报》创办人、著名经济学家、专栏作家林行止曾作过如下描述:
      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着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
      第二,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即垄断联盟),进而形成这些教父们的“核心现金流”,财源广进,旱涝保收。所以,核心现金流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坍塌。
      斯塔威尔对“教父”们的“核心现金流”作了细致的研究,并在《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中进行了深入剖析:
      “核心现金流”是教父们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
      第一个是围绕垄断和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一位大陆人熟知的香港商界大佬)获得了香港进口中国大陆黄沙的垄断权,他马上购买了运沙船和储存沙土的仓库。其他垄断者甚至做得更绝。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都处在有效的卡特尔(解释?)运营机制下,掌控它们的家族都有自己私人的建筑公司。理论上,这为从上市房地产公司中攫取利润提供了很好的机制。因为建筑公司是私人的,根据香港法律,无须公开账目。
      
      第二个是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由于竞争被限制,因此教父们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另外,小股东也有微弱影响,因为他们更喜欢那些能赚取更大限度金额的、业务更集中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个因素刺激着教父们在不同司法管辖内拥有许多不同资产,那就是以防万一他们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风云突变时对他们不利。但最主要的是,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当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总之,垄断鼓励着垄断者们把钱投到周边的任何一个领域。
      197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罗代尔出版了他历时20载写就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这部书中,布罗代尔站在现代社会城市中产阶级的立场上,对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者进行了强有力的理论区分,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其本质上是对自由竞争和垄断的区分,从而建立起一种充满震撼力的分析模式与解决框架。
      
      布罗代尔清楚地指出,有两种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为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占性。斯塔威尔所说的“教父经济”即属于后者。
      布罗代尔说,大资本家从不作茧自缚,很少专门经营某个行业,总是力图囊括一切。唯其在各方面都站稳脚跟,资本家才有攫取垄断利益、利润的希望。不具备以上条件的人才专门经营某个行业,从而成为单一的商人或工业家。因此,值得加以强调的是,在专业化的下层和非专业化的上层之间的区分。
      布罗代尔的著作打破矢口否认垄断具有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倾向。没有政治作后台,谁也不可能独揽经济,更不能有驾驭市场的能力。为了对经济活动设置非经济的栅栏,为了让桀骜不驯的价格唯命是从,或为了保证非优先项目的采购,必须由某一政治权威实行强制。所谓没有国家为后盾或与国家作对的资本主义,纯属无稽之谈。
      布罗代尔直言,资本主义是一种高海拔的现象,是一种上层建筑。资本主义需要等级制。在资本主义孕育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利用了坚固的旧的等级制,创造了新的属于资本主义的等机制,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更好地理解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垄断性集团公司所打造的公司网络,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该项目由郎咸平领衔牵头,于2000年和2001年发布了研究结果。
      研究者的结论是: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
      这些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些集团公司的网状关系结构,以便了解它们是怎样运行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大亨们通过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控制集团公司,而这种安排所传递的控制水平与产权所有权是不相称的。比如说,一个在集团公司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也许拥有上市公司X5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X又拥有上市公司Y4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Y又拥有上市公司Z30%的所有权。结果是这个集团公司只有公司Z6%的所有权,但它仍然拥有30%的投票权——这足以使它在公司Z里发号施令了。股利必须公平地支付给所有投资者,因此,调查者使用了股利支付分析法,以证明在金融金字塔底部的小额投资者的权益被系统地剥夺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只有10-20%的股份拥有水平上。集团公司拥有这么多的股份不会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同样可以操纵子公司。
      
      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独特见解的文章,说:“我们用相关资料证明了,东亚公司的管理问题比金融危机顶峰时期评论家说的更严重、更难以处理。”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这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掠夺行为集中在少数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制度的大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纸面上的法律法规的政治意愿。”最后一点极为重要。对大型集团公司发生的事情的详细研究显示,一直以来,在导致教父们得以避开惩罚这一点上,政治家未能强制执行规章制度,至少和缺乏法律一样负有严重责任。这个论断也适用于香港市场。
      实际上,世界银行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常常把拥有众多公司的会德丰有限公司当作投资者恶意操作的个案研究。它们表明了,在会德丰有限公司的最低部的小公司,只被用来给他们的老板提供资金,并为联合投资项目承担极大的风险。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发生在一个东南亚上市公司的例子。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一级上市子公司——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二级子公司,新亚置业和海港企业有限公司,一家三级子公司,联邦地产有限公司,都在一个名叫港铁九龙站2号标块的公共地铁站上面的房地产项目里各持有20%的股权。研究者指出了,这个项目的资金是如何从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里获取的,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无息贷款。会德丰有限公司本身就是公司间合资企业的唯一纯借款人,有低息贷款和最小的风险,但在各个方面又有相同的特权,所以该集团公司的核心公司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1999年,会德丰有限公司金字塔中的三个控股最少的子公司出借了它们市场资本总额的60%到160%给合资企业项目。郎咸平将它们称为会德丰有限公司控制的自动提款机。
      同时,因为这项房地产开发是合资项目,无须常规的汇报。香港的上市法规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它们的子公司,至于其他东西——其数量很多——远离雷达屏幕。新亚置业、海港企业有限公司和联邦地产在证券市场上糟糕的业绩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在2003年2月,会德丰有限公司极其慷慨地以净资产19%的价格,把联邦地产公司变成了私人公司,重新并入新亚置业。
      
      较量
      
      对于香港岛内经济,林行止评论道,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东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至今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最富的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特尔和垄断,而老百姓支付着被人为控制的极高的价格,却只得到了极差的服务,都是因为那些限制性安排。
      垄断的“玻璃天花板”也同样笼罩在更年轻、更创新、技术型的制造业公司的头上,阻碍了它们的发展。目前,这些公司把产品拿到中国大陆去制造,因此也拥有了一个相似的世界。工业企业家们在香港无事可做,因为岛内的经济领域都被地位牢固的精英占领了。香港工业企业家的领军人,如服装界的思捷环球有限公司的邢李原,以及微电机制造的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汪穗中,在近几年已经进入了世界亿万富翁的行列,但是与服务部门的大亨不同,他们并没有享受香港的政治和政策力量的好处。
      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的大亨阶层不用交税,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免税的分红。相反,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薪阶层(这在富有国家和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却要承担食物、电、汽油、银行、服务、房地产等一切价格的飞涨。
      政治过程缺乏大众的参与,也意味着香港不像其他富裕城市,缺乏让欠富裕的人生活好过些的东西。香港几乎没有公共用地(因为它占据了“发展”的空间);对于环境质量关注极少,因此污染严重,但大亨们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道路老是建个不停,因为少数拥有私家车的富人统一这样做,老百姓居住的小区进一步降低了档次。
      斯塔威尔评论道,香港是一个共同分担困难工作但分配却极端不公的地方。正因为此,香港社会不断发出要求制定竞争法、破除垄断、撤销经济管制的呼声。民众现在已经知道了商界精英人物在控制政治,希望他们放手。“教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围攻。中文报刊较十年之前更咄咄逼人,以社会和文化差异为借口,为垄断所作的辩护显得更加空洞。这正形成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所看到的那香港一幕。
      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然而,诚如布罗代尔所说:“自由和平等难道不会导致博爱的反面吗?要让市场获胜,这是天大的难事。在某种意义上说,近500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是市场节节败退的历史。市场如果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构成市场的敌人始终没有认输。他们每天早晨都卷土重来,坚持不懈地与垄断作斗争,破坏垄断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迫使垄断集团就范。既然市场(小人物的天地,自由的天地)不断与垄断(大人物倚强凌弱的领域)较量,而垄断的存在又全靠国家撑腰,反对不平等的斗争岂不同时关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垄断集团的统治在经济上否定自由和平等,势必也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否定自由和平等。因此,赞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区分,归根到底,也就是为争取世界的平等、人类的自由以及人类的博爱而奋斗;根据逻辑推理,开展这样的斗争,就不允许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允许存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分。也许,我们说的市场的胜利,不但,不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反倒是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
      摆脱金融危机一方面要收缩产能,另一方面要重新安排收入的分配,以增加全球性的需求,最后得以出现一次新的扩张。两种情况实际上都出现了,而且顺序也如上文所述。先是生产停滞,然后便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收入再分配。但是,必须立刻补充一些详细说明。生产停滞现象在旧的边缘地区比其他地区要严重得多;而且具有政治性质的再分配,更多地出现在中心区和半边缘区(或至少在它们中的一些地区),而不是边缘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社会毫无疑问肯定会更加人心思变,山雨欲来。
      
      香港的启示
      
      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而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地位的更换,以及相应的特定地理区域的变换,则是又一个永恒的要素。沃勒斯坦在阐述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时指出,这个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区域分布会在彼此斗争中发生变化。有正向变化,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会有逆向变化,即某些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和转移。
      当前,对于香港来讲,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粤港两地形成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它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半边缘角色也难以维系,这一点更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加剧,外部世界半边缘区与边缘区之间矛盾的刺激,必然成为内部矛盾发生运动、变化、发展的诱因。在中国大陆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区角色向半边缘区角色提升的同时,香港必须另辟新途,只有使自己原先的半边缘区角色上升一步,才会在粤港、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找到生存和发展之路,继续放射“东方明珠”的夺目光彩。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于1994年12月在他人通过经济计量研究发现“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批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仅靠扩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潜伏了深刻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并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道路。他指出,对一国发展而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上讲,却几乎是一切!”
      香港社会目前的争论与分歧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的选择同时就是政治的选择,从更为本质的意义来讲,更是文化的选择。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必然意味着要通过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自由的问题,真理的问题,灵魂的问题,是人的知识—权利状况、自由—灵魂状况的问题。从工业到灵魂,从灵魂到工业,这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领域、消费领域的表现与运用。这正是目前中国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保增长等当下一系列问题的核心、要害和关键。
      享誉世界的美国战略分析家亨廷顿在《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写道:“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地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范围,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一切领域的变化,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它包括: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社会权力的相对分散;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国家的崛起及相应的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技术与经济的进步等等。”只有将包含着这项意义的政策贯彻、执行、实施到底,在财富从现代世界体系的低阶层向高阶层、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半边缘区域、边缘区域到中心区的流动过程中,中国才能变成最终的终点。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英国新闻记者、资深亚太事务观察家乔•斯塔威尔《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       这本书提醒了我几点:
      
      1、多思考,多应用常识去思考,找出不合理之处,识破谎言;
      2、亚洲习惯;
      3、欧美著作者的文章思路逻辑性明显更强;
      4、上层建设决定经济分配。
      
      
      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短你妹
  •       孩子,你永远也成不了李嘉诚,你只能成为你自己,尽管他很有钱,但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世界上的无价之宝。
      
      李嘉诚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时势,真的是时势造英雄,成就了富豪李嘉诚。他的运气太好,赶上了香港土地极其便宜的时代,然后又运用自己的优势,取得了垄断权,继而不断发展,最终成就了他。
      
      所谓豪仕造时势,李嘉诚的胆魄,头脑,眼光,造就了现在的李氏经济帝国。说实话,他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不是我欣赏的那种。(有没有人觉得他和江的造型很像)
      
      早年攀入富贵人家,娶了富贵人家的小姐,这便成乘龙快婿,有了钱。然后又凭借自己的本事,不断的发展壮大。接着,赶上了好时候,地价便宜,而后运用自己的政治社交手腕,取得了经营权,香港地产很大一部分就成了他的天下。虽然资产雄厚,但绝不固步自封,眼光国际化,聘用外籍人士管理公司,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版图,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样子。
      
      可是,孩子,你口口声声说也要成为他,但是这不可能。首先,你没有他的胆识,攀不上富贵人家,没有卓越的心计,头脑,社交手腕,不认头,更狠不下心,没有坏的勇气,更没有长远眼光。你凭什么和他一样有亿万身家?
      
      认认真真读书,做你想做的事,幸福的活下去,你就是最好的,对不对?
  •     时势造英雄,英雄是顺势而为。这些教父级的巨贾,都是在某种程度的上的雄霸一方,都是能常人所不能。香港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你能成为李。
  •     真犀利
  •     不公平也是公平的一种吧 都一样的或者更糟糕。
  •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无论东方西方,精英的后代成为精英的几率远大于平民的后代
  •     那本“与龙共舞”是在哪里买的啊?
  •     @隔壁老王 网上下载的电子书,译言网版的。
  •     这么客气,搞得我浑身不舒服。
  •     我看到的版本,此文已在代序中。
  •     同一楼,就是书的序嘛
  •     “1、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只是因为它们处在一堆腐败的国家中间,不过是这些国家的教父们的洗钱中心。这两个地区的贫富差距都高得可怕; ”
    哈哈,你现在没名还可以这样说,谢国忠这样说新加坡就被摩根开了。
    这本书怎么样,一直想看但还没时间看
  •     @御风而行 书中也提到谢国忠这事了,话说太直了。
    书还不错,算是比较严谨,观点也挺有意思。如果对东南亚感兴趣的话倒是值得一读。
  •     你写的真好!学习了。谢谢!
  •     串得不错,尽管有几个硬伤(如马克思那句话是指前工业革命时期,即“原始积累”是指工业革命之前的积累,而非之中;又如洛克菲勒等人没有早到“美国建国”时)。另外,你说的7),教父们早已经实现,比如李嘉诚的“买橙卖橙”(移动通信是第三次浪潮的一部分)、他二儿子的电信盈科等。
  •     东南亚的政治格局是产生“教父”的真正原因。作者也说明了东南亚这些“教父”们与西方国家企业家的区别。如果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去理解,就失去探讨的真正意义。
  •     剽悍骁勇一支笔,横扫中国传媒界(下篇)
    【前言】随着2011年9月24日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即将到来的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顿时悬念全无——“梅普换位”勾勒出了俄罗斯未来数年的政治轮廓。然而,由普京主导的“俄罗斯特色”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所引发的辨析与讨论,其波及范围之广、炽烈程度之深巨,却令人始料未及,吃惊不已。在此形势背景之下,中国大陆《时代人物》月刊2011年11月号,特别刊发了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梁康先生的长篇新闻述评《“普京大帝”三大悬疑》,深入分析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
    今天的人类所面对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深远、最波澜壮阔的巨变。巨变的核心、关键与要害,是全球政治觉醒。在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和地区,这种觉醒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与极少数垄断寡头之间的矛盾;在广大的新兴经济体,绝大多数则表现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俄罗斯无疑属于后者。
    在俄罗斯,普罗大众渴望“公正”,因为他们在与精英阶层所进行的抢夺资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精英阶层渴望“自由”,因为这可以为他们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民”与“民主”,“精英”与“草根”,“自由”与“公正”,个人与集体,历史与道德,功利与人性,真与假,善与恶,丑与美······错综复杂,汇聚交织,共同构成历史的较量,命运的较量,信念的较量,道路的较量,真理的较量,生命的较量,自由的较量,灵魂的较量。
    俄罗斯要在这一系列矛盾、困境中做出抉择,其间的摇摆与徬徨,震荡与颠簸,涉及面之广,触及层次之深,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剧烈,前景之不可预卜,举世罕见。
    环顾宇内,恐怕只有当代中国能与之媲美。
    每一个世纪必有其浪潮,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必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今日俄罗斯的这一处境,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当中尤其堪称典型代表,因而具有全球意义,人类意义。
    “梅普易位”所引发的争论,之所以如此之炽烈,正是历史惊心动魄的沉重足音,在整个人类社会所激起的巨大回响。看似意料之外,实乃情理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民族在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恰切平衡点过程中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曲折性,尖锐性、激烈性。
    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梁康先生的这篇文章,气势澎湃,视野宽广,高瞻远瞩,追根溯源,一脉传承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中国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时期的先锋气质,英气逼人,锐不可当,所向披靡,横扫一切,在知识、热情、创造力方面,取得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特别应予以指出的是,该文透过纷繁复杂、迷雾重重的现实表层,将笔触伸向俄罗斯遥远的过去和深远的未来,通过纵观俄罗斯历史和深入剖析俄罗斯文化精神,理解俄罗斯的复杂问题。这是本文超越于国内所有同类题材文章之处。
    【作者简介】梁康,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曾在北京的中国一线权威主流媒体工作近十年。这期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七年,曾以《国家与个性》、《参透中国,服务中国》、《2003,中国深处》、《陈凯歌的艰难时刻与中国文化的危机》、《现代化的四种时空与弱势群体在中国的出路》、《论自由的深化与人的命运》等充满独创精神的论文参加在两校举办的多项学术活动。
    2005年12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现代化的四种时空与弱势群体在中国的出路》一文,创造性地为纷纭复杂、瞬息万变的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的分析框架,引发强烈震撼。
    此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权威主流媒体发表调查性深度报道多篇,并著有长篇小说。
    现在西安传媒界工作。
    2010年8月19日,在《汉中日报》上发表大型、长篇、深度报道《汉中五问》(文末附短文《记者手记:汉中的“百年孤独”》)。《陕西日报》专题新闻部有记者看完《汉中五问》一文之后,给该文作者发来评论:“果然犀利无比,我等望尘莫及!”
    电子信箱:liangkang2006@gmail.com
    “普京大帝”三大悬疑
    梁康
    对其支持者来说,普京就是现代俄罗斯的大救星;而对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来说,普京是俄历史上又一个独裁统治者。
    2010年,在同环保人士一道追逐一头灰鲸的北太平洋航程中,普京亲手用弩将一只采集皮肤样本的飞镖射到灰鲸身上。
    在对鲸鱼的科考之旅结束后,一位记者问普京:“弗拉基米尔,你为何要这么极端?你知道其中的危险吗?”
    普京回答说:“平庸的生活才是危险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十多年的统治中,将俄罗斯从后苏联时代混乱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他同时也采取严厉手段压制民间团体,还用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惹怒了西方。
    普京说过:“弱者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2011年9月24日,当梅普易位和普京即将重返克林姆林宫的消息在瞬间传遍全世界,普京及其主导的俄罗斯“强人政治”,再度在鞭笞与追捧的冰火两重天之间,经受着空前热烈的撕拽与扳扯,有人指责这是“长期独裁”、“民主倒退”,有人却认为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如果一切都按普京计划而走,那么,普京无疑是当代俄罗斯政坛的最佳导演,当代的“彼得大帝”,而梅德韦杰夫则无疑是最佳演员。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普京此次的“王者归来”?“俄式民主”究竟是不是民主的沦落?
    梅氏俯首称臣,“普京大帝”归来
    自从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屈就总理之位的那天起,从国内到国外,从东方到西方,有关二人之间谁将角逐2012年总统大位的猜测,就不绝于耳。随着总统大选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不同角度、不同目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从蛛丝马迹中捕风捉影,浮想联翩,为解答俄罗斯政局的重大谜题寻找答案:梅德韦杰夫会完成从狐狸到狮子的蜕变吗?普京会参加总统选举吗?抑或他会让梅德韦杰夫连任?
    这一切,最终在2011年9月24日举行的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年会上烟消云散。
    梅德韦杰夫在此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我认为,大会支持现任党主席普京参选俄罗斯总统是个正确的决定。”该提议得到普京积极响应。此前,普京建议由梅德韦杰夫率领统俄党参加12月举行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并称如果梅氏出任总理,他将成功领导政府工作。梅德韦杰夫对此表态,他已经做好了在统俄党及下届政府内工作的准备。
    由于统俄党在俄罗斯政坛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反对党都很虚弱,所以,明年普京当选总统和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理几乎毫无悬念。
    换位决定公布后,普京明确表示:“我现在要直截了当告诉你们,这个关于该做什么及怎么做的协议,我们很早以前就达成了,好几年前。”
    受叶利钦时代留下的宪法羁绊,普京走上俄罗斯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他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且只能连任一届。这样一来,2008年普京做满八年两届总统后,只好将总统大位交给梅德韦杰夫,自己转而当起了总理。
    现在,统一俄罗斯党党代会勾勒出了俄罗斯未来数年的政治轮廓:梅德韦杰夫任期已快结束,连宪法都可说是已经为普京量身定做,重新裁剪了一遍。虽然总统仍然只能连任一届,但通过修宪,每届的任期却已增至六年。普京再做两届总统,就可以做上整整十二年,到2024年,即他72岁的时候,这相当于以前的三个任期。至于普京为何要把每届总统的任期延长两年,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承诺:“给我二十年,还你们一个全新的俄罗斯”!普京已做完八年总统,再做两届十二年,加起来正好是二十年。
    虽然那些对俄罗斯政坛真正洞若观火的人,从未怀疑过谁是梅普组合中的灵魂人物,正如美国《世界政治评论》载文所说:“普京从2000年开始担任总统,并于2008年离开这一职位,此后他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能够决定任何领域的政策,也能决定政策的走向,唯一的制约因素是与俄罗斯国力有关的客观因素。”然而,对于这出近乎完美的王车易位“大戏”,世界各地的“局外人”却仿佛自己就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一员,依旧深深沉溺在回味、咀嚼、品评和争议之中,如痴如醉,似癫若狂,流连忘返,难以自拔。
    “俄式民主”是不是民主的沦落?
    尽管梅德韦杰夫的自由主义倾向对俄罗斯的知识阶层和商业阶层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一部分人在俄罗斯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梅德韦杰夫始终被外界认为是普京的“被保护人”,其民望也是寄生于普京过去执政光环的基础之上。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徒弟不太可能与师傅对着干。
    普京则一直保持着比梅德韦杰夫更高的支持率,仍然拥有以农场主、蓝领工人、为人父母者、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普罗大众的支持,拥有俄国最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实力强大的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支持。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这几年,俄罗斯绝大部分民众从未怀疑过谁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掌权者。
    对此,著有《地缘大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一书的独立学者丁力先生做出了自己的评论:“如果反对派根本没机会在公平的选举中获胜,那说明它退化了;如果执政党没机会在任何地方尝到失败的滋味,那说明它也退化了,就像任何其他虽然活着、但却死气沉沉的生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开始显示出停滞不前的症状,而这种停滞不前对执政党和反对力量都是有害的。”
    丁力先生继续分析道:“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一群自由自在的青蛙看到别人都有了王,于是请求上帝也给他们立一个王。上帝给了他们一根木桩,一个虚拟的王,青蛙们很不满意。于是上帝派了一只鹰当他们的王,这只鹰王把青蛙都吃掉了。强权之下,俄国的长远发展肯定会受到制约。今天的俄国仍在威权和民主之间摇摆,普京归来事实上揭示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政治秩序的根本弱点,即俄罗斯的正常运转继续过度依赖个人权力。为了保证一个人施展能力,必将限制许许多多的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结果是得不偿失。在很多时候,尤其在苦难、虚弱的时候,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把自己当作青蛙,期望有一只鹰做他们的国王。如果他们都能变作鹰,而不是鹰的恭顺臣民,一定会有一个更强大同时也更文明、更富裕的国家。俄国应该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
    日本著名时事评论员河野洋次郎在NHK黄金档的政论节目中亦持相似观点:“在受到高度控制的俄罗斯国内政治环境中,其政治变动和选举结果都在克里姆林宫的精心策划之下,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到意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选举俄罗斯下届总统的是克里姆林宫的精英,而不是选民。俄罗斯并没有真实的民主,现有的体制更应该被描述成‘与被统治者达成一致的集权主义’。”
    与上述看法相反,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卢斯安诺夫则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普京的由衷拥戴,言语间饱蘸着对于普京的赞美之情:“如果说斯大林是俄国人的崇拜对象,那么普京就是俄罗斯在全世界最有名的注册商标,其声望甚至超过了伏特加、鱼子酱、俄国芭蕾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俄罗斯人必须对国家的需要保持高度的敏感,一个满怀爱国主义的独裁者,这,才是今日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普京正是这样的人。与萨科奇和卡梅伦不同,普京代表着所有的政治光谱:他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既是进步主义者,也是反动分子;既是中央集权论者,也是自由主义者。在围绕权力的整个博弈过程中,普京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国家’。不管你是否喜欢,普京都是俄罗斯社会的缩影,它体现了俄罗斯人的追求,代表了俄罗斯人的希望,没有其他政治家能与之媲美。”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则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俄罗斯政局的现状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作出了中肯评价:从俄罗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来看,有一个威权政府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模式的“多党民主制”在俄罗斯很难立足,而建立一种让当选总统拥有广泛权利的“总统民主制”看来是适当的。
    梅普会轮流坐庄36年吗?
    对于在新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的作用是否会加强的问题,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伊戈尔·布宁认为:“梅德韦杰夫只是普京团队中的一员,将继续按照相应轨道工作。此次统俄党大会上,在梅德韦杰夫提名普京为总统人选后,他本人马上被指定为总理。这一现象说明,总理的职位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一种政治嘉奖。我不认为几年前就对梅普换位达成了协议,就像会议期间普京对外界所透露的那样。我相信,梅德韦杰夫经过讨价还价,最近才为自己赢得普京的某些让步,包括总理之职,也许还有统俄党领导权。不过,梅德韦杰夫不会成为有独立性的总理,如同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总统一样;而统俄党党魁这一职位也很可能只是名义上的,普京任何情况下都会是该党真正的主人。”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按照俄罗斯宪法,作为总统的普京无人替代,而作为总理的梅德韦杰夫随时可以被更换,但由于未来在梅普二人之间发生真正竞争的情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新梅普组合将可望得以延续。
    有人据此推断,普京将在未来12年领导俄罗斯,而届时年满59岁的梅德韦杰夫,正好可以在2024年“接替”退下来的普京,这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2036年前的俄罗斯政治格局”。
    事实果真会如此吗?
    自苏联后期以来,形成以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元首的惯例。当时,党的总书记直接控制一些国家部门,如国家安全会议、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总参谋部、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真理报》等经济事务则由总理负责。此种权力分配,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示范效果,也为今日俄罗斯“二元领导模式”——国家领导人与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分立,奠定了基础。
    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后,西方式民主制度虽然创建了出来,但在破碎的政党体系下,其施政依然多所掣肘,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混乱与无序中,迫于无奈,叶利钦只得进一步集中权力,使总理的权责缩小,以无数个总统令来代替民主程序做决定,似乎形成了“超级总统制”。
    到普京掌权时,对前一时期俄罗斯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明确提出西方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于俄罗斯,强调俄罗斯社会“需要恢复国家的指导性和管理性的作用”,“不准备抛弃传统的对国家的依赖”,俄罗斯需要“一个全面的由国家控制经济的体制”。
    1999年12月31日,在履职俄罗斯代总统的前一天,普京写道:“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或英国。对俄国人来说,一个强大的政府不是需要消除的反常现象,而是秩序的保障人和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普京在“民主”二字之前,加上了个形容词“可控的”。对于“可控的民主”,其解释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需要秩序与稳定。而经历了叶利钦时期政治与经济双重混乱的俄罗斯老百姓,也相当认同普京的做法。
    在第一任期内,他削弱了地方势力,用垂直管理的模式将权力向中央集中,使国家威望有所复苏;第二任期时,尽管国家杜马中也有在野势力,但已形成支持政府的所谓“政权党”——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独霸天下的趋势日益明显,从而找到了了一条“化解”府会冲突的途径,政府效能更为提升。
    不断收拢、加固手中权力的结果,立法、行政、司法控制权均掌控在普京手里,俄罗斯政治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已经被事实上的“超级总统制”所取代。此外,普京政府还将寡头们彻底赶出舆论阵地,通过对新闻媒体的整合实现对它们的控制。
    两任总统之后,普京转任总理,使该职务在个人因素的作用下,地位大幅提升。一些人由此对俄罗斯政治产生错觉,以致认为“‘超级总统制’正在瓦解”。其实,让普京饱受讥评的“强人政治”一词,仍是认识俄国现实的钥匙。
    在这个权力集中的制度里,选择一个领导人就等于选择国家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首次当选总统应该说是民选的结果。
    而此后的普京上台,从总理到总统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是叶利钦“提名”的结果。
    梅德韦杰夫亦然。
    而此次普京的再次竞选,不难看出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私相授受”的结果。
    可见,俄罗斯总统选举由民选制趋向于“提名制”。前任总统的意愿和行为不仅影响选民情绪,也左右了总统选举的结果。
    总统“提名制”、“桌下交易”不仅反映了、而且也已经成为俄罗斯总统大选中重要而独特的现象。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权力更迭方式,不管缺陷也好优势也罢,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个人对权力的贪恋,而更应看到,这是为了避免类似于“人亡政息”的断裂、混乱局面出现,从而保证既定政策的延续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好了,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回答“普京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普京将会像当年叶利钦千挑万选挑中自己一样,精挑细选一位能够继续贯彻、执行自己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精神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人,来做自己的接班人,而这个人,基本上可以排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梅德韦杰夫。
    “俄式民主”路在何方?
    在俄罗斯国内,有人调侃地说,当人们思考普京将会带俄罗斯走什么样的道路时,答案经常是“朝鲜”。不过,到底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人们也搞不清楚。现在答案已经明了:普京走的既是北朝鲜路线,也是南朝鲜路线:政治上加强中央权力,是“北朝鲜式”;而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是“南朝鲜式”——这对于普京而言并不矛盾。
    在接受一家德国媒体采访时,普京曾表示,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无意重返苏联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高效工具”。
    2000年初,普京在正式开始自己总统第一任期的大选前夕,为了拉近与选民距离,主动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社,现场回答读者的热线电话。一位莫斯科女士,给普京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如果是毁了苏联并且不受人民信任的叶利钦推荐的您,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呢?”
    普京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也没有拐弯抹角:“我的意志以选民的意志为基础。如果在3月26日的总统选举中,多数选民选举了我,就说明我称职;如果多数选民没有选举我,就说明我不称职。谈到苏联解体,俄罗斯有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如您所见,俄罗斯政府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国家,如果选民支持我们为此所做的一切,那他们就会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
    民心向背是执政成功与否的关键。普京之所以在俄罗斯政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除了超强的个人能力和手腕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普京深深理解了,俄罗斯人渴望过上稳定、幸福的好日子,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阴暗岁月,也懂得了自己在俄罗斯政坛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根本源泉之所在,那就是人民的支持。
    因此,不难理解,普京为何在此次统俄党的年会上,用了一个多小时讲述未来执政计划——给教师涨工资,给富人增税,推进住房保障,提高人口出生率,更新部队装备等。其中,不少还给出了目标与期限。比如,年GDP增长率设定为6-7%,要让俄在未来5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在提到工业现代化以及创造就业岗位时,他甚至提出“这是我们未来20年的任务”。普京在年会上的总结语是:“我们的力量,在于国民的信任。在一起,我们就能取胜!”
    在评论普京“王者归来”及“俄式民主”的未来时,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雷宁亦阐明了这个道理:“普京的政治基础,来自底层民众以及受他控制的精英。现在看上去,他依旧能够保持对精英的控制。但如果他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他的权利也必然收缩,这就是普京对于政治的社会层面保持高度关注的原因。”
    透过纷繁复杂、迷雾重重的现实表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清醒地看到了遥远的过去和深远的未来,他说,只有纵观俄罗斯近200年的历史,才能理解俄罗斯的复杂问题。历史上,饱经苦难的俄罗斯人民以一种令西方人吃惊的冷漠,忍受着他们的处境。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土壤,未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核心与要害,仍在于第一号人物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如同在苏共统治时期一样,如何安排接班人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由谁来提出一位或几位候选人?从什么范围内挑选?由谁来选举总统?现在看来,老苏共党人,军人,少数大公司的老板,这些都不可能。俄罗斯必须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来创造条件发展一个由工商业主、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满怀信心和信任,并大力予以支持的中产阶级,只有这样,俄罗斯民族的未来才有真正的希望。
    中国新军事变革的操盘手、作家刘亚洲中将在其传颂一时的鸿文《西部论》中写道:“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从这一点来看,苏联的改革是由难到易。今日俄罗斯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
    经过20年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框架,并推动着俄罗斯不断向前发展。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追求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其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俄罗斯的民主只能向前发展。即便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会走弯路,甚至部分回头路,但走向“成熟而稳定的民主”这一大的趋势很难改变。
    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所说,用智慧理解不了俄罗斯,用一般标准衡量不了俄罗斯。俄罗斯既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俄罗斯人要走‘自己的路’,这将是一条‘共同事业’之路。
    从彼得大帝到斯托雷平,再到今日之普京,300年来,俄罗斯人一再发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这样的豪言,在这一艰辛漫长、跌宕起伏的历史征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剽悍骁勇、桀骜不驯的野性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一个具有纯真信仰、追求超凡的信心民族的失落与求索,更看到了一个非凡民族的梦想与复活。
  •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想成为李嘉诚,成为理想的自己才是最好的归宿
  •     而且,想成为李嘉诚的人都不会成为李嘉诚第二的。
  •     胆识、心计、头脑、手腕、勇气、眼光,想要学的话,都是学得会的,成不了李嘉诚第二并不意味着放弃学习
  •     个人素质+运势+潜规则=李嘉诚
    你可以成为你自己
    话说 下面的回复者头像都看不到了
  •     所谓财富无非是积累赶上了机会~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有足够积累的情况下碰上机会,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积累~
  •     李嘉诚还活着么?
  •     也不是攀入,他老婆本来就是他表妹,只是他舅舅的确不喜欢~
  •     最重要的是第三条,敢于启用外籍人,眼光长远,貌似书中说的那几个家庭财团只有李嘉诚的做到了国际化,其他的基本在香港和大陆财势雄厚。
  •     《铁娘子》中年迈的撒切尔夫人对向她致敬的女士说“以前的人是想要做成某件事,而现在的人想要成为某个人。”
  •     中华文化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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